袁毅平(1926-2020)，曾用名，袁剑平、凌翔。摄影家、摄影理论家。江苏省常熟市沙洲县鹿苑镇(鹿苑镇现属张家港市)人。1939年开始在上海百乐摄影室从事人像摄影。1949年后历任重庆《新华日报》摄影记者、文字记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 《大众摄影》编辑组长，《中国摄影》编辑组长、执行编委、 副主编、主编，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副主席。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副会长、全国摄影理论评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袁毅平长期从事摄影理论和评论工作，撰写学术文章300余篇，有专著《摄影家论及其他》。

　　幼年经历

　　1935年之前，袁毅平和他的外公生活在鹿苑的一个小村子里，他的父母都在上海工作，父亲在一个糖果作坊工作，母亲是织布工。袁毅平告诉记者：“那时候是无忧无虑的，我上‘家庭学堂’，学四书五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记得小时候还常常跟着外公去茶馆喝茶。”

　　9岁那年，袁毅平的外公去世了。于是，父母把他接到了上海。在上海，袁毅平上了学堂。由于袁毅平基础好，就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读起。聪明伶俐的袁毅平显示出了读书的天分，成绩优异的他常常能得到老师的表扬。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很多工厂都关门停业了。袁毅平的父母失业了。为了继续读书，为了生存，年幼的袁毅平卖过五香豆、水果、田螺、冰棍。“记得有一次，因为没能卖掉冰棍，化了，我还赔了钱。”

　　在离小学毕业还有一个学期的时候，袁毅平辍学了。此时，他的父母无奈之下打算回老家。“当时，父母就在考虑要不要带我一起回老家。回家，可能一辈子做个农民，留下，就是当学徒。”袁毅平告诉记者：“最终，我还是决定留下。”

　　就在袁毅平买了拜师礼打算去一家袜厂当学徒时，他的房东知晓后就说：“不要去袜厂了，我女儿在一家照相馆当账房，还是去那当学徒吧。”“当时，摄影师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职业，我很好奇怎么能通过一个盒子显现出人像来。”袁毅平笑着告诉记者。在房东的帮助下，袁毅平顺利地进入了上海百乐照相馆当学徒，他上面有8个师兄，他是老九。这是一家很气派的照相馆，客户主要是住在法租界的法国水兵，摄影师是个犹太人。

　　从最初的裁边、贴卡纸开始，袁毅平一步步走进了摄影世界。在照相馆呆了一段时间后，袁毅平开始学“修花点”。他向记者解释：“这是有技巧的。用多少湿度的笔修花点会有不同的效果。这得在实践中摸索。”

　　那个黑黑的房子里怎么会洗出不同图案的照片来的？走进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被称为“暗房”的屋子后，袁毅平才发现洗照片不容易。“特别是在冬天，用苏打水漂洗时，手疼得要命。当学徒时，每年冬天手上都会生冻疮，太冷了。”

　　在“修花点”时，袁毅平总是想，什么时候能修底片呢？因为难度较高，修底片是老师傅才能干的活。打烊后，袁毅平就躲在店铺里照着老师傅的动作把铅笔削尖后修废弃的底片。因为老板就住在店铺的后面，且老板喜欢搓麻将，每天回来得比较晚。为了怕老板看到后责怪，每次听到老板回来的开门声，袁毅平马上就把东西收起来。有一次，袁毅平太专心了，没有听到老板开门，就被老板看到了。原以为会受到老板的训斥，没想到老板只说了句：“小心点，别把铅笔弄断了。”这以后，袁毅平的胆子就大了，常常一个人摸索修底片到很晚。也许就是这一次偶然的事件，袁毅平给他的老板留下了勤学能吃苦的印象。没多久，老板就同意让袁毅平去补习学校学英文。为了不耽误工作，每天早上6点，袁毅平就出发去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上课，上完课后8点之前回到店里开门。刚开始接触英文时，袁毅平很吃力，第一学期结束时，袁毅平在班上排名三十多名。这样的成绩袁毅平都不敢给老板看，只能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英文学好。他放弃了中午的休息时间，用来复习英文。在袁毅平的刻苦学习下，第二个学期他就考了班上第一名。老板知道后很高兴，马上答应支付袁毅平的书费学费。

　　袁毅平的英文越来越得心应手，没多久就能和店堂里说英文的犹太摄影师简单地沟通了。“一有空，我就看看外文电影、话剧来提高文学素养，我的大部分薪水就花在这地方了。”后来，袁毅平又报名参加了晚上培训的语文班。事实上，在袁毅平的人生中，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无论日子有多难，无论年龄有多大。

　　职业生涯

　　1942年，袁毅平正式成为店堂里的摄影师。自此，摄影成为了他的职业。一有空，袁毅平就开始摆弄相机。在一次次的拍摄实践中，他的摄影水平不断提高。在百乐照相馆，袁毅平打下了坚实的摄影基础。

　　1947年，袁毅平毅然辞职参加了解放军。他的人生也因此有了一连串的改变。在部队的日日夜夜里，袁毅平没有一天忘记过他心爱的摄影。1949年底，袁毅平成为重庆《新华日报》的一名摄影记者。1954年，袁毅平来到了他梦想的北京，在《人民日报》任摄影记者。在当摄影记者的日子里，袁毅平的摄影技术愈加成熟。

　　1958年，袁毅平在中国摄影学会参与筹办《大众摄影》杂志并任编辑组长。国庆十周年的时候，袁毅平就想拍一幅好作品献给祖国，但是一直没有好的构思。有一天清晨，他听到电台里播放的《东方红》歌曲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把日出和天安门联系起来呢？“一轮红日在天安门的东方透过瑰丽的彩霞冉冉升起”，这不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意象吗？

　　于是，每天早晨，袁毅平骑车到天安门，反复研究拍摄角度和曝光度，然后再回杂志社工作。但是，要不天公不作美，要不技巧不成熟，要不彩霞变化太快来不及抓拍，要不角度不够好，两年的时间里，每次拍出来的照片袁毅平总觉得不够完美。但是他毫不气馁，依然每天琢磨着怎么拍好。

　　1961年的一个清晨，4点多，袁毅平醒来，透过房间的窗口，发现天空有些微微的红，一会儿天空变得更红了。太好了！袁毅平马上骑车去天安门。一边骑车一边注意着天空，就怕赶不及。“我有过无数次这样的体会，在家里时彩霞好好的，可是等我骑了十多分钟的车赶过去时早就变样了。”到了天安门，袁毅平急忙冲过去选准一个他最满意的角度，连续拍了11张。在那11张照片中，其中一张就是现在广为流传的大气磅礴的经典之作《东方红》。这幅作品于1961年获中国摄影优秀作品一等奖、1989年获建国40周年摄影艺术展览优秀作品奖。

　　艺术巅峰

　　《东方红》拍摄成功后，袁毅平继续在摄影的道路上走下去。他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副主席，《中国摄影》杂志主编，理论研究部主任、摄影理论评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曾主持召开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此外，袁毅平还参与筹办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并任副会长，参与筹办《人像摄影》杂志。1985年，对我国摄影事业有杰出贡献的他被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授予“杰出摄影活动家”称号。

　　1990年，袁毅平离开工作岗位，离休了。然而，离休后的袁毅平没有放弃他的摄影。拿着相机拍照依然是他的乐趣所在。现在，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名誉副主席。爱好文艺的袁毅平每天都要看会书。他告诉记者：“我喜欢看文艺书和美学方面的书。曾经有人认为摄影是一支没有文化的队伍。我不认同，光有技巧没有文化的人拍出的照片是没有内涵没有灵魂的。”

　　2000年，袁毅平出过一本摄影集，如今，他又要出书了。“我正在写一些东西，希望能出一本书，目前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回首走过的路，袁毅平很平和地说：“是努力让我走了这么远。摄影是一门艺术，仅仅有好的技巧是不行的。一个好的摄影师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丰富的内涵。好的摄影作品要体现一些内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