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曲坛“常青树”，20世纪80年代一部长篇评书《岳飞传》让人们知道了“刘兰芳”的名字。十平方米过道，摆上饭桌当书桌；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创作，她印证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16岁拜师学艺，60岁读完大学，学习不辍是她不变的人生态度。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本期《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对话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刘兰芳。 

　　从小经受艰苦严格的训练 

　　东北大鼓又叫奉调，发源地在沈阳。我的母亲、姨母都是唱东北大鼓的，所以我从小就开始学大鼓。那时候家庭条件十分困难，中学的时候拿一个月七块钱的学校助学金，而且还住校。每天早上吃高粱米稀粥就小咸菜，中午吃高粱米稀饭，这样已经很满足。念到初中二年级时家里供不起，我就辍学去拜师学艺。首先拜杨丽环老师为师，跟老师一边学三弦，一边学大鼓。师傅家四个孩子加上我五个，后来实在养不起就让我回家了。

　　回家之后，我开始跟姨母学《封神演义》。我的两个姨哥哥弹三弦，他们弹我唱。这个阶段学习的时间多，也逐渐有了基础。后来鞍山曲艺团的书曲队到鞍山演出，我去听书的时候被队长发现，他觉得我这个小姑娘不错，就让我报考曲艺团。我背着行李来到鞍山曲艺团，到那儿一唱他们就收下了我。这不仅解决了个人的吃饭问题，还开始养家。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很贫穷，那时候能够吃上饭就十分满足。刚去的时候，我只穿了一件外衣，买牙具都没有钱。我们住的宿舍是一个低矮的小房子，一张小床，火炕也舍不得烧。东北的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只能靠火砖取暖。在那些学员里，我是家庭最困难的一个。一起学习的女孩子家庭条件都比我好，父母都有工资。可是最后学成的只有我，因为我比他们都刻苦，我知道回家就没有饭吃，必须努力学习。

　　在曲艺团学习的时候，我们对面是评剧院，里面天天唱戏。我们曲艺团这边有三个说书的茶馆，老师告诉我们只能进茶馆去听书，不许去评戏院，电影院也不许进去。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博览群书，相通的艺术可以互相学习。老师只让我们背书，每天早晨起来去学校，一边练声一边做记录。在我们曲艺团，二人转是两年满徒，相声、快板是三年满徒，而我所学的长书是五年满徒。

　　说书，观众买票才是试金石。一张票是一毛八分钱，那时候人们每月只挣三十多块钱，每天花一毛八分钱看演出是件很奢侈的事。所以说书一定要扣人心弦，时刻抓人心。每次我在台上都会留意当天来了多少观众，要是多三五个还好，如果观众少了，晚上就睡不着觉，赶紧琢磨说的书有什么问题。就是刮风下雨也不许差多少观众，说书的魅力就这么大。

　　辛苦生活中潜心创作《岳飞传》 

　　1972年，鞍山电台请我说一些革命小说，我答应下来。当时我在电台录制了《海岛女民兵》《闪闪的红星》《沸腾的群山》《盐民游击队》《矿山风云》等革命故事。

　　到了1979年，电台的责编让我说一个传统书。我学过《岳飞传》，也喜欢这部书。但《岳飞传》没有故事情节，每天要说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还得说三四个月，材料一无所有怎么办？

　　后来，有人在图书馆的废墟里找到一本《说岳全传》，并把书送给了我。但这本书太有局限性，比如我要说两个小时或四个小时，大概需要两万字，《说岳全传》上却只有很短的一段文字，所以要对原著进行删改增补。另外，我学《岳飞传》的时候是从“牛头山解围救驾”开始的，那时岳飞就要遇害了，而《说岳全传》是从岳飞出生开始讲述，因此需要大量地编撰，比如“岳飞怒斩靠山熊”“和李氏结婚”等桥段都是我们挖空心思创作出来的。

　　那时我还在工厂当工人，每天下班回家照顾孩子，日子过得挺安逸，突然要说书，根本不知道怎么说。因此，我一点一点地往回倒。要说好一部书，书的结构特别重要，不精彩没人听，所以既要制造悬念激动人心，又要有人情味，让人听了有感觉，做到有文、有武、有悬念。

　　开始写作的时候特别费劲。家里的房子只有十几平方米，过道既是厨房也是养鸡的地方，还要在那里写书。尽管条件十分有限，但那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苦，相反，内心有一种奋进的精神。我老伴儿王印权是唱快板书的，写完我就念给他听，时间长了他都不爱听了。我就换另外一种方式说给他听，一遍一遍直到他认同，我才开始落笔定稿。白天演出，晚上回来做家务、写评书。上半夜我写，后半夜把老伴儿叫起来帮忙修改，我五六点钟起来背诵几遍。当时，一段书是28分半钟，和现在22分半钟比差很多语言，要是都写出来很费劲，所以基本没有写全。其实《岳飞传》没写多少稿子，一天要录一两万字，基本上只写三千字。其他文字怎么办呢？基本上是录制开始后，把醒木一拍即兴发挥，大部分都是这样录制出来的。

　　那段时间每天去电台录音，一天要录制两三段，大概需要四五个小时。早上八点钟去电台录评书，中午回来吃饭，下午一点钟上台说《明英烈》，晚上听书，半夜写书，第二天早上再去录制。那段时间就是这么过来的，太难了！

　　现在想想确实不容易。为写好评书我反复修改，有时候气得直哭，撕了又重写。其实哪行哪业都不容易，想要做出点成绩绝不是一日之功，必须要倾注心血，要刻苦才行。

　　有筋骨的作品才能接地气、有生活 

　　随着《岳飞传》这部书的开讲，“岳飞”这个名字更加深入人心。过去，老百姓没有太多文化，但都知道“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典故。我在创作和说书的过程中，就比较注重挖掘岳飞身上所体现的正面的东西。岳飞是孝子又是忠臣，刚正不阿、威武不屈，很有教育意义。

　　我创作、改编、演出的很多作品，都特别重视体现民族精神、传统美德，表现人物的精气神，彰显正义光明。既悬念不断、引人入胜，又入情入理、叩动人心，让老百姓听完之后有教育意义。我想，也正是这一点，我的评书才广受各个层面老百姓的欢迎。

　　《岳飞传》正火的时候，我所到之处经常被人们认出来，也闹出了很多笑话。比如坐火车九下山东、六下河南，火车上我不说话没事儿，只要说一句话别人就听出来，纷纷喊我让我说一段评书。

　　有次去天津演出，我们路上边说边走，被环卫工人大姐认出来了。这位大姐把我拦住，还大声招呼别人“刘兰芳来了”，让我给大家说一段。我们这行当就是接地气，就是为基层服务的，于是我给大家说了一段，大伙儿挺高兴，听完依依不舍地走开。

　　在山东，有的听众从几十里外骑自行车给我送几个苹果，那个年代买苹果很不容易，他自己的孩子都舍不得吃。见到我之后，他跟我说：“刘兰芳啊，尝尝我们的苹果吧，润润嗓子。我们爱听你的评书。”那时我特别感动。

　　有一位吉林的老太太，实在买不到票，看着拥挤的人群，一着急把一盆水泼到了排队的人头上。还有一位老太太拿着字条来找我，条子上写着“耿大娘是我们这里的烈属，儿子在朝鲜战场牺牲了，请给她购一张票”。看完我很感动，赶紧请她坐到台边。听完一场书，老太太很知足，乐呵呵地走了。

　　那时我收的信最多一天是50封，装了一麻袋。其中有一个人在信中写道：“我是一个知青，每天六点半打开收音机就开始听书。一听书，我就觉得生活有了意思，即便是喂猪的时候，也觉得生活有了乐趣。”看完之后我感动得掉泪。

　　60岁后的生活依然充满梦想 

　　60岁时，我才完成了读大学的心愿。1959年，我读了大专。后来到曲艺家协会之后，其他部门的党组书记全是硕士、博士，唯独我是专科。没有进过大学课堂，我感觉人生缺了一课，所以开始继续学习。

　　读大学最大的困难是学习的过程。学习经济管理这门课，我一条条写下来，撕下来背。这些纸条我还一直保留着，当个纪念。我比我的教授还大两岁，他们也都理解我。每次考试坐在狭窄的课桌前，我的血压达到一百六十毫米汞柱，考完四门功课后吃什么药，血压也下不去。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考完。

　　我要感恩社会，感恩同行，感恩国家。我今天的荣誉是国家给的，我一个说书人，能做的就是到基层为老百姓演出，一到基层演出，我就活跃起来。不管台下是几千人或者是几万人，我往那儿一站开始说书，底下有人听，这就是给我的最高奖赏。

　　直到现在，我家依然保存着一张在聊城体育馆演出时的照片。照片很清楚，很多人都围着我坐，拖拉机上、树上、房顶上全是人。人山人海的场景通过照片都表现出来了。

　　如今，我年过七旬。再去田间地头给老百姓说书，和八十年代初那种万人空巷的情形相比，我觉得受观众欢迎的程度没变，我的上进心没变。

　　我自知夕阳已晚，还应该继续努力。

　　往前看，生活永远快乐、兴奋、阳光。

　　人物简介 

　　刘兰芳，1944年生于辽宁辽阳，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79年开始，先后有百余家电台播出她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轰动全国，影响海外。后又编写播出《杨家将》《红楼梦》等30多部评书，多次获国家级文艺大奖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