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传统 根植民间 美化生活 服务社会
——张仃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
张仃（1917—2010） 号它山，辽宁黑山人，我国著名艺术家、教育家、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1932年考上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研习中国画之余兼作漫画。1934年筹建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1937年参加抗日漫画宣传队，代表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到西安筹建西北分会，这一时期创作了《日寇空袭平民区域的赐予》《战争病患者的末日》《收复失土》等重要漫画作品。张仃先生的漫画创作和有关漫画的阐述将自己幻化成了一名为正义而战的革命志士，其多数漫画创作与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等背景相关。1938年秋，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时期，为配合时局的需要，主要从事宣传画、舞台美术和大生产运动展示设计。1946年随军到张家口，任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平、津学生班班主任。在哈尔滨，任《东北漫画》《东北画报》《农民画刊》等刊物主编，从事年画、招贴画创作。自延安鲁艺开始，张仃先生倾心艺术教育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1949年与胡一川、王朝闻、罗工柳、王式廓组成五人接管小组，接管旧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建立，任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兼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社长；1955年参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1957年由中央美术学院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年10月至1966年6月，与陈叔亮、雷圭元等一起担任副院长，主管教学；“文革”后复任第一副院长；1979年5月至1983年4月，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1999年，复出担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导师。
新中国成立，张仃先生曾负责完成一系列新中国形象设计工作，包括：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设计；为怀仁堂大门和新华门大门作整体设计；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美术设计工作、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设计；设计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及开国大典纪念邮票；与张光宇、周令钊等人为主的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系和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共同设计、集体完成国徽设计等。20世纪50年代，张仃先生多次担任总设计师，主持设计的对外展览主要有：1951年德国莱比锡博览会中国馆、捷克布拉格博览会中国馆、波兰华沙“新中国博览会”，1953年苏联莫斯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业展览会”、莱比锡博览会中国馆，1954年莱比锡博览会中国馆，1956年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奥地利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中国馆，1959年意大利“近百年中国画展”等。1979年首都机场大型壁画群落成，证明了张仃先生作为一个设计师在壁画领域的重大影响力，此后，他完成的地铁壁画、饭店大厦壁画等等，更加强了他介入公共艺术的力度。
张仃先生热爱民族民间艺术。他推崇黄宾虹，遵循黄宾虹的治学思想和治艺理念甚至审美经验，他认同并张扬“师古人心，不师古人迹”的艺术观念，这一观念最直接也最持久地贯彻在他的水墨写生和创作过程中。他用实证、比较、推论来建构“民艺”的叙事逻辑。对林林总总如年画、农民画、风俗画、彩塑、蜡染、刺绣等等存活于底层的民间手艺活，表现出守护之情。在工艺美术阵营，张仃先生以既官方又民间、既学院又在野的身份影响着中国工艺美术的民族发展之路。筹建工艺美术学院之初，他在教改方案中就提议请民间艺人来学校“授徒”教学，对工艺美术教育，他主张立足于民族、民间。这种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尤其有很强的针对性，与之相关的是他对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壁画专业的创办，陶瓷系、染织系国画课的开设等等办学思路的确立与实践。
张仃先生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壁画艺委会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黄宾虹研究会会长等职。张仃先生多次举办过大型个人作品展。除大量漫画和设计作品，张仃先生在各个时期有不同创作面貌的呈现。代表作有动画片《哪吒闹海》以及首都机场同名壁画、《长城万里图》《巨木赞》《座岩口晨光》《云横马蹄寺》等。并著述《被迫谈艺录》《张仃谈艺录》《它山画语》等，出版《张仃水墨山水写生》《张仃山水》《大山之子》《张仃漫画》《张仃画室》等作品集。焦墨画是张仃先生继漫画、实用美术、艺术设计、展示设计、舞台美术、动画电影、装饰绘画、壁画、水墨、书法之后的重要艺术实践与创作轨迹。
6月20日，纪念张仃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
张仃先生夫人灰娃女士向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赠书
潘鲁生陪同灰娃女士参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潘鲁生、邱运华、吴元新等参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仃夫妇与孙长林先生
潘鲁生到张仃家中拜访
灰娃女士、潘鲁生、杭间、杜大恺等向张仃铜像献花后合影
潘鲁生、赵屹陪同灰娃女士参观中国民艺博物馆
张仃的代表作品《哪吒闹海》
纪念张仃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与会代表合影
百年张仃——传承是最好的纪念
潘鲁生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今天，我国工艺美术界隆重集会纪念张仃先生，举行“张仃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 ，深切缅怀张仃先生，深入研讨他的教育思想，追思他的艺术精神和工艺实践品格，交流我国当下的工艺设计与文化发展问题。相信这对工艺美术界、对艺术院校师生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传承是最好的纪念。
张仃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工艺设计教育家、美术大家，是新中国工艺设计的奠基者、新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领路人。他生活简朴，不计名利，坚持真理，推动革新，推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现代艺术转型，打破以西方美术为主导的教学体系，构筑了强调民族民间艺术精神的现代话语体系，实现了传统的转换与更新，是民族艺术传承发展的重要开拓者，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和美术创作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对民族工艺美术事业与设计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我国现代美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今年是张仃先生诞辰100周年。这10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亟待探索解决的文化艺术命题。张仃先生以深刻的社会使命感、高度的文化自觉和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将个人的智慧才情融入民族的文化发展之中，探索出一条中国工艺设计和工艺美术的启蒙、传承与创新之路，为我国的设计实践、工艺美术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引领和示范。张仃先生在艺术实践上，跨越艺术创作、工艺设计与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在学术思想上，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学院与民间等不同视野；成为中国“大美术”事业的一面旗帜。他以工艺设计构建国家形象，主持设计了全国政协会徽、开国大典纪念邮票，参与了国徽设计、“建国瓷” 、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等设计任务，参与开国大典的工艺设计及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改造工程，主持举办了莱比锡、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等一系列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展览总体设计。他以民族传统艺术表达时代精神，组织主持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都机场壁画创作。他把人民的生活作为艺术的归宿，提出“衣、食、住、行”为服务主体的装饰艺术思想，倡导立足“民族民间”的设计与教育理念，奠定了新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基础和发展方向。
回顾张仃先生的杰出成就，面向当前乃至未来工艺设计、工艺美术和艺术创作的现实与发展，我们能够从张仃先生的艺术精神、学术思想和工艺实践中汲取许多深刻的启示。
一、坚守民族风格，凸显工艺设计的“中国气派”
张仃先生认为，唯有具备民族特色的工艺设计，才是最为国际化的设计。他的工艺设计作品多来自于传统艺术和民间生活，他的艺术作品也大都以民族民间风格见长。他将民族精神视为中国工艺设计立足于世界的基石，把工艺美术的民族风格问题提升到文化层面，将艺术视为反映民族文化的重要指标，重视工艺设计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艺术的继承、延续与创新，强调工艺设计的民族特质。他所倡导的“时代风貌、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设计理念，是中国工艺设计学派的指导思想，至今具有深远影响。
张仃先生认为，民间艺术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充满艺术的生机，是人们自觉争取的文化普惠方式，指出“许多民间艺术都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历练而成的” ，“直接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清新刚健，是非清晰，爱憎分明” ，他主张学习民间艺术不只是学习形式，而是从民间艺术作品的造型装饰中研究美感以及艺术的表现精神，研究功能，并寻找其社会学、民俗学的根据，从而不仅把握民间艺术语言的独创性、剖析艺术规律，同时，结合生活史的调查研究，发觉民族的文化、审美心理，研究发展工艺美术、工业设计具有规律性的因素，应用于当代设计。
我国今天的工艺设计发展，仍然需要回溯工艺造物文脉，确立中华民族风格，使我们民族数千年传承积淀的造物智慧、美学追求、工艺精神在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得到传承和发展。由此复兴的将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创造力。设计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设计创新只有在继承传统文脉、彰显民族精神的基础上才能走得更远、更高、更优秀。这是张仃先生工艺设计思想和艺术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二、 “重传统、重民间” ，构建中国特色的工艺设计教育体系
张仃先生曾说，“在工艺美术教学中，我一直提倡民族、民间两个概念。工艺美术设计也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派。 ”他将自己的艺术理想倾注到新中国的工艺美术教育事业中，通过教育管理、创作实践、教学实践，确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重传统、重民间、重理论、重实践”的办学定位，他把民间艺人请进大学课堂传授技艺，带领师生“学习民间，搜集民艺” ，关注和学习民间的现实生活、民间的文化创造、民间的艺术精神、民间的匠心传承，构建起现代工艺美术教育教学体系，推动学院坚守工艺美术的民族传统，成为全国高等工艺美术教育的风向标。
同时悉心指导地方工艺美术院校建设，推进我国工艺美术教育事业的整体进步。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创建之初，孙长林先生与张仃先生共谋规划与发展，对学校建设给予积极的筹划建议和支持。先生多次亲临学校讲学、考察、指导学科建设和教学发展，鼓励学校树立植根民族民间的教育理念，主张一定要坚守山东民间工艺的风格，并于九旬高龄为学校题写“天工开物匠心独运”的校训，对学校发展寄予期望。我校的师生得沐先生仁风，不仅是可贵的大学记忆，也将是文化的传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仃先生再次高举“民族、民间”的旗帜，引领中国工艺设计教育从传统工艺教育向现代艺术设计教育转型，为我国设计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使中国的设计教育在演进发展中有传承、有基础，有自己的内生动力。
当前，我国工艺设计教育稳步发展，如何更好地承续传统文脉、服务社会民生、服务构建我国的工艺设计事业，都需要深刻理解先生所倡导的民族特色的工艺美术教育理念，走好“重传统、重民间”的教育发展之路。
三、坚守艺术理想，铸就当代工艺设计的精神境界
张仃先生是诠释民族美学精神的艺术大家。在他看来，艺术创作必须要倾注全部真情，使之富有生命魅力。他强调“一点之美” ，探析局部之于整体的审美规律，他重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创作实践中也一直坚持学习西方现代艺术而有所选择，继承民族艺术而取其经典，传承民间艺术而求其本元。张仃先生曾言“民间的影响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艺术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我来自民间，我始终认为我是与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对他们的喜怒哀乐是感同身受的” 。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从积累演进的传统中汲取智慧，穿越形式与技巧，把握关于生活、关于美更本真的内涵，是张仃先生作为艺术家的追求，也是他着力在将美术教育提升到国民美育高度的精神追求。
张仃先生是一位心怀国计民生的现实主义者。“根，在祖国大地上，根，在民间艺术中。艺术为祖国，艺术为老百姓” ，是他对自己艺术人生的深刻总结。他关注人民的生活愿望，热爱质朴的民间艺术，持续不断地收集和整理民间艺术，将民间艺术的精魂魅力贯通到不同形态的创作与设计实践之中，底蕴深沉，挥洒自如。他的作品洋溢着不折不扣的中国情结和东方风骨，融会着饱满的革命理想、民间情怀、时代风貌与民族精神。他身体力行以装饰承载艺术理想，希望通过装饰从美化自身到美化器物，再扩大到美化环境，进而上升到“文化发达”的范围和社会美育的范畴，改变国民的生活，体现了艺术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张仃先生以磅礴万钧的设计和创作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应用做了最生动的阐释。
逝者如斯，精神永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艺术创作、设计实践、工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都离不开内在的精神境界，张仃先生心怀民族、坚守本心、不懈追求的精神境界，为我们践行工艺之道做出了示范。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我们要传承和发扬张仃先生情系民族、植根民间、服务社会的艺术思想和工艺设计的民族精神、实践精神、师道精神，发展工艺美术教育，提升艺术与设计实践，做到守望传统，心系民间，扎根生活，服务人民，不辜负老一辈奠基人和引领者的期待，践行好我们的文化传承和教育使命。
我们永远怀念张仃先生！
民间艺术教育传承的守护人
邱运华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张仃先生是民间工艺进入高等学校教育体系的创始人。他一生珍视民间艺术，热爱民间艺术，他吸收民间艺术元素、结合时代使命，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这一点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艺术家的高度评价。同时，他作为中国民间艺术高等教育工作的组织者、策划者和具体实施者，也受到教育界的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一直在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实用美术系工作， 1956年5月21日，中央批准组建中央工艺美院， 11月1日举办成立大会；1957年，他就担任党委委员、第一副院长，成为学院学术领导。到1966年“文革”前，工美十年辉煌，与张仃先生的工作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 1981年复任院长。1982年，学院成立服装设计系，招收第一届本科生； 1983年，成立工艺美术史系，建成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成为国内唯一博士点单位。他不仅领导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教育教学工作，还参与策划和组织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创建，延续了聘请杰出民间艺术家进高校，为他们组建研究室、创作室的优良传统。张仃先生一生奉献在工艺美术人才培养的事业中，成就了中国工艺美术今天的大格局。
张仃先生坚持礼聘杰出的民间艺术家进高校，参与高校学科建设、艺术创作和人才培养，为全国各高校聘任民间艺术家进高校开了一个好头，做出了示范。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艺术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毛主席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里，对文艺界轻视民间文学艺术现象进行批评。他说了这么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张仃先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就礼聘了泥人张张景祜、面人汤汤子博、皮影路路景达、壁画师申玉成等民间艺术家进校园、为他们组建了工作室创作室。在工艺美院学科建设中继续了这一传统，一直坚持到“文革” 。其中的申玉成先生“文革”后还坚持在工艺美术学院工作。民间文艺家站在高等学校讲台上，代表高等学校参与大型艺术创作（例如建国十周年主题创作） ，构成文学艺术界和高等教育界一道美丽风景，为工艺美院“文革”前的十年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民间工艺美术家甚至民间艺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张仃先生，向他求助。这充分说明张仃先生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张仃先生一生尊重民间艺术工作者，重视与他们的交往，和他们真心交朋友，表现出新中国艺术家和艺术工作组织者领导者的良好工作作风。张仃先生是延安鲁艺传人，他尊重民间艺术家是从内心信念出发的。面人汤汤子博先生在工艺美院期间，已经75岁，张仃先生和艾青、黄苗子、吴祖光、徐燕孙诸位先生经常与这位民间艺术家往来于二流堂，彼此献艺交流；张仃夫妇也经常访探汤子博先生家里。像泥人张、申玉成等，都与张仃先生是生活中的朋友。
张仃先生处理学院派与民间艺人之间的关系，遵循请进来、走出去的原则，既虚心学习，深入挖掘民间老艺人的艺术经验，化为理论成果，同时又看到他们在理论、历史、视野方面的不足，强调学科学术教育的必要性。他先后聘请了泥人张张景祜、面人汤汤子博、皮影路路景达、壁画师申玉成等人进入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为他们建工作室、创作室；在中央工艺美院成立后，又继续聘任他们上讲堂，做研究，参与展览，为民间艺术家登大雅之堂作出了表率。张仃先生此举延续了延安鲁艺传统，开举国风气之先，随后，音乐、器乐、美术等各界民间艺术家纷纷进入大学，成为我国民间艺术进入高等教育新风气之先。张仃先生请民间艺术家进大学授课、作创作，首先是学习民间艺术家的艺术经验、艺术心得，但也主张创新。他自己率先垂范。他领导组织为首都机场画重彩壁画，抽调壁画师申玉成参与工作。张仃先生明确确定原则，跟申玉成说：“你大胆放稿，云形归你，水纹归你，但是有一条，我们是画新画，有些地方我要提意见。 ”于是，申师傅算加法，张仃先生算减法。例如申师傅习惯画双线，显得旧，张仃先生建议减掉，画单线，双方商议去实践，结果效果很好。这是一个范例，是学院艺术家和领导与民间艺术家合作的典范，至今值得我们民间文艺工作者学习。
民间艺术教育还要走出去，走到社会上去。1979年8月，在全国第二次工艺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上，张仃先生提议美术院校除了招收本科生、研究生外，还要大办短训班，甚至还为工艺美术老师傅办中国工艺美术史或行业史（如陶瓷史、漆器史）训练班，进一步提升他们对工艺历史的纵横关系的了解，开阔他们的思路。并且提出，最好是到基层去办培训班，送货上门，学员可以不脱产。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就在山东、江苏、江西办过短训班，有挑补绣、草编、染织、漆器、陶瓷、服装、雕塑等训练班。1958年，组织面塑艺人李俊兴、李芳清进入工艺美院的泥塑、面塑工作室短期进修；沈阳面塑艺人汤林玉、吴波来工艺美院工作室短期进修。还推荐面人汤汤子博先生参加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汤子博先生77岁时，工美为他招收第一批学员（董凤岐） 。张仃先生为民间工艺界培养了各类大批高质量人才，他们成为中国工艺美术事业的中坚和骨干，成为当下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界的领军人物。
张仃先生去了，中国工艺美术事业还在。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献，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特别是中央发布的文件里特别提出“礼敬”民间文化，刘奇葆同志代表中央提出“礼敬民间文化，保护中华文化之根” ，让我们回忆起张仃先生建设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今天，我们民间文艺工作者特别需要学习张仃先生的精神，把礼敬民间文化落实到礼敬民间艺术工作者身上，结合现代社会基础特别是结合现代教育体系更有效地传承、更有效地予以创新。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并努力去践行，这样我们才不负使命！
【众说张仃】
灰娃（张仃先生夫人）
张仃先生告诉我，难看的东西别进家，民间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也有糟粕，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提倡精华、去掉糟粕，把劳动人民的审美水平往高里提。今天这么多人来都是热爱民间艺术，愿意纪念张仃先生，心里有张仃先生的人，十分难得。我在儿童时代就接触张仃，在延安时他是组织上派给孩子们的艺术导师，他也特别喜欢我们这一群小孩子。那时候所有的文艺家的精神面貌是理想主义的。我们研究张仃先生，要多从鲜活的历史真相出发来研究，真相是最可贵的，这样出来的东西才能叫人家信服。他是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人。
杨先让（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张仃先生十分关注、喜爱民族民间工艺美术事业，他生前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不遗余力地推动民间艺术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社会对民间艺术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张仃先生就十分重视民间艺术的发展，收集民间艺术资料用于美术教学。经过张仃先生和民间艺术研究者、推动者几十年共同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社会各行各业都重视民间艺术的局面。美由人民创造，在人民的生活中传承和发展，生生不息。张仃先生如果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很欣慰。
杭间（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
张仃先生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需要得到应有的评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5年便能跟中央美术学院并立，最大贡献者是张仃先生。张老创作的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对于“文革”以后的中国艺术发展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画真正从传统形态走向了现代形态，最大的贡献是张仃先生、李可染先生和罗明先生的写生运动。张仃先生所有的创作都是在情感与形式的辩证中发展的。决定张仃先生艺术主张立场的是民学，人类的普通情感在张先生的内心就是民学，潘鲁生院长说的“民间”与我说的“民学”是一致的，是真正为平民百姓呼号，或者平等对待劳苦大众的思想，这是民学真正的内涵。我相信，张仃先生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贡献及对当代艺术未来发展的启示意义还将会越来越重要。
钟茂兰（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张仃院长是我们国家为数不多的横跨工艺设计与绘画两大领域的美术大家。他一生热爱民间美术，多次强调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视觉文化资源，使中国设计更多地体现中国元素与中国精神，他提出设计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正因为这样，他设计的动漫作品《哪吒闹海》 、中国国徽（合作）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徽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王鲁湘（文化学者）
我觉得20世纪的中国有张仃是中国之幸。1938年张仃先生从榆林到了延安，那段根正苗红的经历，使得他为1949年以后新中国美术的发展完成了别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54年，在中国画作为独立分科面临取缔命运的背景下，张仃与李可染等进行山水画革新的写生实验为中国画进入新中国赢得了一张“入门券” 。张仃先生的愿望是做一个自由艺术家，但是国家建设的需要让他承担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领导职务。他主政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打开两扇窗口，一扇窗口对民间，一扇窗口对西方。张先生认为，美一定是健康、朴素、清新的，奢靡的东西在他眼睛里就是丑的东西。张仃先生强调民族的时候一直在提防着狭隘的民族排外主义，在强调民间的时候一直在告诉我们要防止民粹主义，在吸收西方的时候主张吸收全人类优秀的、健康的、清新的东西。张仃先生对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吴元新（中国民协副主席）
张仃先生对民间蓝印花布十分热爱，他一直鼓励我对蓝印花布收集、整理、研究。张仃先生为我的很多著作题写了书名，还写了序。后来，我创办蓝印花布博物馆新馆的馆名，也是张仃先生题写的，86岁高龄的他还亲自到南通为新馆落成剪彩。张仃先生对民间蓝印花布不仅有很深的感情，还有很深的研究。在博物馆他虽然只呆了短短两天，但他把馆内所有的蓝印花布收藏一一进行了全面、细致、深刻的诠释，让大家深刻地体会到蓝印花布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层面美的享受。
邰立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在1991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第八届年会上，我与张仃老师初次交流。张仃老师知道我是从事陕西凤翔年画研究工作的，专门拿出时间考察了我恢复的170多套年画版，之后也十分关心凤翔年画版恢复的情况。1992年《凤翔木版年画》第一卷出版，他鼓励我说：“民间年画是我们民族工艺美术的瑰宝，这个事业必须好好做，不仅希望你把传统的凤翔年画恢复好，而且在年画技艺的表现水平上进行创新！ ”多年来，正是有众多像张仃先生那样大力支持和关心民间美术事业的老一辈专家，我们的年画事业才有今天的传承和发展。
范朴（原四川美术学院院长）
中华民族的民间艺术，就像张老讲的，是中国优秀文化的根本，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支柱，没有这个基础，创造出来的文化就没有根。要创造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和色彩，我认为在我们艺术院校的办学理念当中，就应该将民族民间美术作为一个重要的学科，作为现代艺术教育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确立在教育当中的主体地位，这也是完成张老的一个宿愿，这也必将有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观念和民族艺术的审美情趣。
许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张仃先生选择彩锦绣工艺制作大型壁画，体现出他对民间工艺的重视，但他又不为民间工艺的传统所束缚，这是他在“理性”和“自由”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非常有弹性、有张力的关系思考。对于中国的艺术家，能够把一种现实的局限和自己个人能力拓展到极致，张仃先生是处理这种张力关系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包括他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遭受到的巨大压力，但是还能仍然保持着有所创造和自由飞翔的理想，同样是这种理性和自由之间的张力关系，而这种关系本身所具有的财富不仅仅是中国的，应当也是世界性的。
刘子龙（中科院蜡染研究所原所长）
1981年，张仃先生敦促我去报蜡染绘画国家项目，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被批准为国家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张仃先生、袁运甫先生在中央工艺美院特别为项目设立工作室，在张仃先生的鼎力支持下， 3年时间搞了6次论证会、技术鉴定会、艺术研讨会，这才确立了项目的成果，并且推到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蜡染画展，还亲自为画展题写“子龙蜡染艺术” 。应该说，没有张仃先生就没有今天的现代蜡染绘画艺术。
汪为义（湖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
我认为，搞民间艺术研究要遵循张老的大文化观念，大文化观念可以升华人的思维和艺术创造。要把民间艺术的原创性、尊重民间艺人、寻找工艺源头这样的观念，从头到尾地灌输到教育系统、实践系统。张老20年前提到湖南民艺要做到源远流长，他认为要逆向思考民间艺术水土流失的问题，用绿色方法来养护它的土壤。
左汉中（湖南美术出版社编审）
张仃先生是一位集美术革命家、新中国美术的卓越领导者、艺术教育家、创造型的画家和设计家、民间美术的守望者和领军人于一身的一代大家，我们其实都明白，当前信息时代和商品时代带来喧哗、浮躁、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新一代的利己主义者应运而生，我们多么需要向张仃先生这样的老一辈艺术家学习！学习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担当，对艺术事业的创造、探索和革新，对美术教育的勤劳耕耘，对后辈不遗余力地关怀与教导。
鲍家虎（山东省美术馆一级美术师）
1983年春节前后，借山东省民间美术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机会，我拜访了张仃先生。初次见面，张仃先生将“乡土之花”的条幅赠送于我，题款为“家虎同志民艺同道” ，为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我目前正在筹备将已发表过的论文、收藏的剪纸和创作的绘画公开出版。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张仃先生和老一辈工艺美术家的影响和教育。
陈悦成（文化学者）
李兆忠形容张仃先生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立交桥” ，我觉得“立交桥”里面有贯通、交融、运用，才达到了一个通达。近些年，通过对张仃先生坚持将传统文化和民间手工艺运用到当代的理解，我们慢慢开始做自己的实践，为手艺找一个接口，为当代艺术找出一个出口。这些都是希望为张仃先生一贯的艺术主张做出一点事情，也是对张仃先生帮助我们的一点感恩。
管祥麟（管祥麟工作室主持人）
从1983年开始我对中国55个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进行了田野调查，1997年我去拜访张仃先生，并汇报了整个考察的行程、路线及最终的目的。张仃先生提了三个建议：一是田野调研要注意安全，二要记住“三分为艺、七分为人”的道理，三是民艺调研必须深入到乡村最底层，才能够找到富有情感的民间美术。多年来谨记先生教诲，我认为先生所谓“七分做人” ，是指人生道路做好了，艺术、工作、事业、梦想则自然而成。
杨阳（清华美院副教授）
张仃先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教育家，也是一个伟大的设计师。张先生整个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于民间艺术，他对民间艺术不光是热爱，而是真正理解了民间艺术的造型、色彩、内涵，他是在这个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传承和应用，最典型的作品就是《哪吒闹海》 。 《哪吒闹海》把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全部糅合在一个片子里，这就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文创产品，它的人物形象、色彩、道具、背景，包括音响的制作都很经典。
余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张仃先生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是老一辈的工艺美术家特别强调的，深入民间，把民间最有代表性的，而且可以用美装饰的这种形式运用到设计中来；另一方面，就是张仃先生以民间艺术为根基的一种精神诉求，他认为民间艺术是非常鲜艳、简约、朴素、清新的，没有受污染的、很纯粹的，是最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的根的。
宫楚涵（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仃先生十分关注民艺受众心理，以民间玩具为例，张仃先生讲过，儿童玩具绝不是将成人生活的事物照样缩小的模型，因为孩子们玩并不是对成人世界的生活预习，孩子们玩是创造他们自己的童话世界，在他们的世界，一切东西都人格化了、美化了，所以他们骑竹枝当马、抱小枕头当娃娃、跨在长凳一端开火车。张仃先生从实用出发，从生活出发，能够理解使用者的心理特点，认可他们的精神需求，从而再进行艺术创作，值得当今民艺创作者借鉴、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