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每一种字体都有自己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篆书，作为篆、隶、草、行、楷五体书之首，是书法艺术中具有独立意义并独具特色的书体。今天，篆书在文字应用方面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它在2000余年的发展史中经历了多次演变，又以它在书法上的独有特征和美的表现贯穿于整个书法史中。如今我们以张仃为个案的“说开去”，进而回顾在篆书特别是草篆上卓有成就者们着力于篆隶结合、融碑帖为一炉、纵情笔墨之外又在法度之中的探索，意在激发当代篆书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篆书从现代美学意义上进行深入挖掘和大胆创新。  

　　“天人之际”为先秦诸子著述及历代诗文中流传久远的经典论述，从中折射出古人传统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古今之变”主要为各朝咏史抒怀，凭吊古今之作，反映古人的历史观；“四时兴替”展现的是古典诗文中咏叹四季的名句。先秦诸子著述及历代经典诗文，通过圆熟朴拙的小篆形式加以呈现，以书言志、借古寓今，反映书者对于人生、艺术的理解——近日在北京画院举办的“文心化境——张仃书法艺术展”中，主办方首次将画家张仃的书法作品集合成一个专题展览，并在展览中着重考据其书法作品的释文与出处，让张仃先生的书法具备了文学上的阅读价值；在让人观照他的书法与焦墨绘画的同时，更让他的书法艺术具有艺术的可观性与启发性。

　　坚守北碑一路

　　张仃是一位掌握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大美术家”，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工作并负责组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之后，张仃又与李可染、罗铭一起以水墨的方式开始长途写生，并举办写生画展轰动整个美术界，顺应时代潮流寻求改革中国画的道路与方向。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具有张仃个人艺术风格特色的焦墨山水画开始出现在中国画坛，他在继承中国画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融入自己实验性的革新探索。暮年的张仃寓居京西住所时仍没有放下手中毛笔，却钟情于中国传统的篆书艺术，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书法作品。

　　张仃早年学习楷书，在少年时代取法隶书，尤以汉《张迁碑》为甚。时至今日，赏析张仃的书法，我们仍能找出张迁碑朴拙方整、刚劲沉着的遗韵。他把隶书的形意渗透到小篆的表现中，使婀娜流畅的线条，加入顿挫之笔，增添了圆中寓方的厚重感。

　　在踏上艺术之路后，张仃开始对秦代小篆情有独钟。“在书法的练习和创作上，我曾经尝试过行草，想在行草笔法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门径。这样花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终觉其艺术趣旨与自己的性情相去甚远，只好放弃了这洒脱俊逸的线条路数，仍坚守自己志趣相投的北碑一路。”谈及自己的取法，他十分切实，这样的思路也在告诫当代书法爱好者习书应随自己的天赋，找到自己真正心仪的艺术样式，不必去赶时下流行的“雄强”时尚，而不顾自身的精神气质是否与之相谐，落入浮躁、火气的误区。

　　书法评论家陈红军表示，张仃对小篆的情有独钟，来自自己志趣气质，来自他对焦墨山水的取法，来自恩师张正宇纵心奔放的书风——其独步画坛的焦墨山水与书法的相互作用、其雄强刚健的性格与这一古老文字的精神风骨的不断交融——亦来自小篆“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绘画特性。“这些特质，恰恰与张仃深沉的装饰与绘画功底一脉相承，尤其篆书笔力骨线直接获益于《石鼓文》——张仃小篆吸取石鼓文结字的宽博舒展、气韵茂朴自然的特点，加入自己对艺术法则的理解，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张仃小篆的架构。”陈红军说。

　　“张仃习书自楷书入手，张迁汉碑入门，石鼓大篆入室，广取博收，直击书法核心，达到新的艺术境地这一梯次演进的过程，再次论证了书法创新源自坚实而丰厚的书法艺术传统。”陈红军介绍，在张仃先生的晚年，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篆书体式、笔画变化：结字明显开张伸展，笔画线条呈献金文般的三角形态。

　　张仃晚年的作品，尤以季羡林撰文的《泰山颂》为代表，笔墨较之以往更为自由，以放纵恣肆的行笔加强小篆的活力，穿插交错，动静相宜。这一时期张仃的小篆字形，仍然坚守小篆的法度，一方面于小篆法度中求变化，把小篆笔法写得更为随性自然，另一方面又不失小篆固有的圆润笔法，以笔锋收聚圆紧的裹锋、中锋行笔，把小篆的形态表现得更为老辣生动，肥瘦浓枯，交相辉映。——行走笔墨，造化于心，这几乎成为张仃书法艺术的最形象概括。

　　文心幻化书境与画境

　　虽然焦墨山水画并非他始创，但是他把焦墨山水画的表现手法发挥到了极致——提到张仃，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焦墨山水。在中国绘画史上，前人就已对焦墨山水进行过实践探索：清代八大山人开始用极少水分的干笔作画（渴笔画）；程邃、髡残及黄宾虹等都擅用此法。不少评论家表示，焦墨山水最能表现苍劲、宏阔、有力、具有金属感的画面，但由于笔中水的含量达到了极限，在表现力上就有很大的难度。在这个问题上，张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表现手法，并从书法艺术中找到通途：他通过在篆书中练习焦墨的表现力，解决了焦墨法最难达到的苍与润的统一难题，让自己的书画作品浑厚而又滋润，层次丰富，在整体上形成动人的节奏感。

　　我们将张仃早年创作的焦墨山水画与书法作对比陈列，亦能够演绎他“文心”幻化出的书境、画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张仃先生的不少焦墨山水不施彩色、纯用水墨，与书法作品相互对照，我们更容易找出笔墨与线条、书法的结构与绘画的章法之间更为直观的联系，进而探讨其他关于书画同源的方法和规律。”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说。

　　王明明表示，在展示张仃书法艺术成就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以张仃的艺术为个案来研究中国绘画与书法之间更为内在的关联，进一步深入探求他在20世纪末发出在整个画界引发了广泛共鸣的“守住中国画的底线”的实质内核。“他所说的‘底线’为何物？我认为这个‘底线’包含有多个层面：其中既有对于中国画传统的认识与实践，也包括了中国画家对于书法的深造与磨练，还有更为微观层面的笔墨以及宏观层面的境界提升。文心是书法、绘画之根本，我们今天多在‘技’上下功夫，却忽略了‘道’的涵义，这也是中国画本体精神逐渐丧失的原因所在。”——张仃先生的个案或许能表明，以书法来训练自己对中国画的观察，对于绘画的提升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