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素以版画创作著称画坛，晚年亦在中国画创作上着力良多，图为近作：银色世界系列之二

　　展览开幕式定在上午10点半开始，10点不到，中国美术馆方厅通向各处的路已经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人们在前厅放了很多花篮，一派热闹景象。

　　很多新朋，好奇展览主人公的生平与经历；很多旧友，忙着互相寒暄天气与起居。大家都在等待他——王琦，95岁高龄的著名艺术家，听他讲70年的艺术旅途。

　　黑皮衣，花色围巾，卡其色长裤，黑布鞋，身材“高人一等”的王琦精神矍铄，有着经历延安时代的艺术家特有的气质，有着老美院人的“范儿”。签名、握手、拍照，众人争先恐后，他应接不暇。“艺术的道路越走越长，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短，对自己在创作上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拿出只争朝夕的精神，希望在创作中不断顽强地艰苦奋斗”，王琦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5年前，我曾在这里举办从艺70周年的展览，如今又办展览，非常高兴。希望同志们给我多多提意见。”王琦洪亮的声音回响在“纪念王琦从艺75周年暨95华诞——水墨新旅程书画展”开幕式上，引发现场热烈的掌声。

　　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是没有感染力的 

　　几年前采访王琦，他一样的精神矍铄，握手有力，不愧是以刀代笔的艺术家；由于语言有时不通，他偶尔大飙英文以方便沟通理解，说起来，你若探索了上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艺界的往事钩沉，经历颇为传奇的他，自然是一个资源的百宝箱。

　　1918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的王琦，自幼受家学熏陶，自上海美专毕业后，1938年春，由老师倪贻德介绍到重庆“政治部三厅”工作，8月首赴延安，首次拿起木刻刀。1939年初回到重庆，加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42年筹建中国木刻研究会，1942年和1943年发起组织双十全国木刻展，1948年赴香港，1950年回到上海，1952年起任教于中央美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已当选为第一届文代会代表的王琦先生，因交通受阻未能见证中国文联的诞生，而他在之后的60余年岁月里，作为版画大师、艺术评论家、新兴版画运动和新美术运动的领导者，一直见证着中国美术的发展、转折与变迁。

　　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作为新兴木刻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王琦以充沛的激情和社会责任感实践着他的革命理想，并贯穿他的艺术人生始终。他的早期作品《难民站上》《难民一群》等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艰难时世和人民疾苦，他的《警报解除之后》《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等名作，以木刻为武器唤起了广大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热情。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版画题材转向水利建设、林业建设等，《售余粮》《贮木场》构图开阔，尤其在他尝试创作套色木刻后，《晚归》《雪原峡谷》等作品画面色彩明丽，堪称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史诗。改革开放后，王琦激情奔涌，佳作迭出，《人民万岁》等组画作品气象雄奇，迎来了创作的另一高峰。

　　“鲁迅先生曾说，艺术品一定要重视它的艺术性，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是没有感染力的。”——这句话鼓舞了王琦几十年创新求变。

　　少年时的王琦在大革命时期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既当革命家，又当艺术家，两者应是截然分开的，但上了上海美专，听到了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的学说，又看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苦闷的象征》，接受了很多革命文艺思想的感染”，鲁迅的文章让他豁然开朗，他的“纯艺术”的理想破灭了，他希望艺术表现生活、表现人民的苦难和斗争。

　　1946年，王琦曾经感到遗憾：自己没有直接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虽然1934年他进上海美专时就认真研读了鲁迅的著作，“可是鲁迅的著作和他的精神，始终是我们这样年轻人学习效法的榜样，我一直在鲁迅先生精神的感召下从事自己的创作。”

　　从《讲话》中寻求答案 

　　1942年秋，重庆“政治部三厅”。一天，王琦看到办公桌上放了一本小册子，《论文艺问题》，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时我在负责全国木刻协会的工作，除了自己搞木刻创作以外，还写文章，组织筹办全国性的木刻展览会”，王琦回忆，在国统区能这么早看到《讲话》很不容易，所以他印象深刻。

　　据王琦讲述，他在上世纪30年代学生时代起接受现代派艺术的影响，后来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困难，才转向现实主义道路，才认识到艺术作品与大众欣赏的关系问题。“《讲话》帮助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理解文艺家与群众、与生活密切联系的重要性。”王琦曾著文表示，《讲话》提出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又提出文艺怎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特别强调了艺术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以前我们理解的现实主义，多少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比较平面地反映生活；《讲话》之后，我们不是机械地反映生活，而是比原来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典型、更理想。”

　　在当今的社会氛围中，王琦并不认为5·23《讲话》精神已经过时，“我们重温它，通过我们的文艺实践，会使它不断发展、丰富完善。”

　　“在实践中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便从《讲话》中寻求答案。”“我第一次听到王琦的名字，是在整整40年前了。我的老师刘文西，在育才中学时受教于王琦，他保存了王琦的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王琦的笔记、感想，老师常常看，常常发现他的新思想。”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说。

　　不主张画家风格定型化 

　　上世纪80年代，王琦创作的《平地青云》《大街上的旋律》，回到早年的黑白世界，1988年，王琦因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术后左眼视力只有0.2。“眼疾手术后，我从版画转向水墨，一晃也有20多年了。”转向水墨，重拾少年时代拿惯了的毛笔，恢复启蒙时期迷恋过的水墨和书法，王琦的艺术因生命的变化而得到延伸。

　　无论是《金色的田野》《独木成林》《农家小屋》《江南水乡》诸系列，还是与版画最为相似的《银色世界》系列，他皆以大块黑白来处理画面，以黑色的直线、曲线的同向性排列，达到强化形象的动势和节奏感的目的。王琦介绍，自己作画喜欢焦墨和侧锋，以素描方式画出物象的形态，确定明暗色调，再用淡墨和水晕染水墨效果，最后施以不同的色彩。他的风景画作，基于“计白当黑”的水墨画原理，亦是版画界的共识，不因不类于传统山水而失去其特有的审美价值。一如评论家刘曦林所言：王琦的水墨画，“与版画有相近的风神：清劲的阳刚风骨、学者文风般地精谨微妙、演奏乐曲般地流走跌宕、接近西画的造型、布局和空间处理。不是正宗的传统山水画，又为当今水墨画送来一股清新的春风。”他把中国画的笔墨、版画的力度、油画的色彩融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里实现了艺术的完整与独特。

　　“我从不主张一个画家的风格定型化。画家应当经常探求新的表现方法、新的风格与形式，而且应该经常保持创作的旺盛和上升状态。”王琦如是说。

　　展览中还有他的书法。早年学颜柳赵的楷书，后习魏碑的他，喜欢坚韧的狼毫，写出和刀锋一样坚韧挺拔、黑白分明的笔锋，线条苍劲、布局和谐，有着九旬老人的老而弥坚。他认同有什么样的画风，就有什么样的书风。他说，自己注重每一个字的结构、个别字与全幅作品之间的整体结构，哪怕年纪大了手不从心，离开预期设想，“偶然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以笔转刀，以刀换笔，近一个世纪岁月流转，刻下人生的印痕，画出历史的轨迹，95岁的王琦又一次踏上艺术新旅程。“在今后的岁月中，我要继续努力，继续创作好作品。我的作品都是从写生出发，如今我没有什么资料了，所以未来5年的作品肯定和现在不同。”王琦畅想自己的百岁画展，“希望有啊”。

　　“我要放开来画。”王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