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局部

　　我是1952年12月由上海来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的。刚到任几天，美院雕塑系的友人傅天仇就告诉我说：“江丰同志推荐你参加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美术工作组工作，明天上午开会，你必须去参加。”

　　会议就在美院外宾接待室举行，会上有一位同志交给我一件印制十分精美的聘书，是由时任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任彭真和副主任郑振铎与梁思成签发的，日期是1952年12月1日。

　　美术工作组组长刘开渠当时任杭州市副市长兼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不在北京，会议由副组长滑田友、彦涵两人主持，到会的有郑振铎与当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江丰以及画家王式廓、董希文、冯法祀、李宗津、辛莽、吴作人，雕塑家王临乙、郑可、傅天仇、王丙召、张松鹤等共40余人，并请了历史学家范文澜为大家作报告，每人发了一本范的著作《中国近代史》第一分册，供大家学习。范文澜在报告中详尽地阐述了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多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时代社会特征与历史意义，主要历史活动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特点和内容。范文澜对大家说：“纪念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这次集中国内优秀美术家全力从事这项工作是永垂不朽的。要完成这项任务，只有了解近百年中国历史概况，才能明白每件作品在历史上所占地位。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清代道光时期英国鸦片大量进入，我国的白银大量流出。林则徐力主禁烟。当时还有一次有名的事件，是发生在三元里平英团的反帝斗争。……作品上要表现出人民群众蓬勃的爱国精神和斗争勇气，运用的武器是原始农具木棍、镰刀，与运用新式武器的敌人形成对照，时间是傍晚和次日清晨，英兵乞降、声震山谷。太平天国画面上须注意的问题：主人公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男女老少都一齐参加战斗行列，宗教色彩浓厚，画面上尽可能表现出一些宗教气氛……有关五四运动的作品应注意的是，是否可以把马列主义的书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类夹杂在群众中。五卅运动应表现统一战线运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合作，画面上应出现各色各样的人群都参与到这一运动中去。特别是要表现工人与农民向敌人斗争的情况。抗日战争一幅则要表现游击战，因为它是抗日战争的主要特色。”

　　后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虽然未完全按照他的讲话去做，但他的意见仍然给我们不少可贵的启示。

　　美院开放了一间大教室供我们作为工作室，每天按时上下班。大家除了开始动手作草稿外，就是一同议论碑形的整体设计问题、浮雕的设计以及有关制作、工程等方面的问题，有人主张纪念碑顶上放一圆雕，类似苏联雕塑家符切基蒂创作的苏联卫国战争纪念碑上那座雕塑那样，十分精彩壮观。还有人主张在纪念碑顶上塑造一座工、农、兵群像雕塑，以苏联女雕塑家穆希娜的著名雕塑《工农联盟》作为参照。又有人建议纪念碑上的浮雕采用高浮雕形式，像法国雕塑家吕特在巴黎凯旋门上的作品《马赛曲》那样。有人把以上3件作品的大幅印刷品拿来钉在墙上供大家参考。同时，为了强调作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又把我国古代著名的雕塑“昭陵六骏”的石膏翻制品搬了两块到工作室里，供大家研究学习。在议论中，郑可提出他的意见，他认为高浮雕所花费的功夫与圆雕不相上下，太费时费事，仍以浅浮雕为宜。又有不少人不同意碑顶上放圆雕的建议，仅一件工农兵为主体的作品，不足以表现、概括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斗争历史。人民革命的斗争历史，应主要表现在碑座的浮雕作品上。当时初步拟定的10块浮雕，依次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延安大生产”、“抗日游击战”、“横渡长江”。后来选审时，经中央批复，去掉“甲午战争”与“延安大生产”，保留8幅，并由美工组领导确定了各组负责人选，每组由一位画家与一位雕塑家担任组长，并配备1至2位年轻雕塑家为助手。我担任“虎门销烟”的组长，沈海驹是助手。在1953年1月5日的美工组会议布置了工作计划：1月5日至15日进行实地调研工作，1月17日至24日做好浮雕草稿送审。

　　在观摩第一次构图草稿时，大家都不满意，认为太简略、草率。需要进一步做成较具体完整的画稿，才能进行研讨并提出具体的意见。

　　后来参组人员分头进行调研，收集相关资料，我与沈海驹查找到一些文字资料，一则是有关“虎门销烟”的实况，另一则是有关三元里平英团斗争实况。

　　有了这两则文字资料，作画稿就有充分根据，我用两天时间，起草了两张构图，一张是“三元里平英团斗争”，一张是“虎门销烟”，交给滑田友同志。这段时期，我们的工作地点已由美院迁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工地，每人凭工作证进入。组长刘开渠也由杭州来北京，亲自负责抓美术组工作，开会都是由他主持。

　　在第二次参组的草图讨论会上，大家对“三元里”一幅草图提出了意见：画面表示敌我双方已正面接触，所以前面一人的动作不必手指向前方；后面还应增加人群以显示队伍强大；举旗的人物应再突出一些。大家对“虎门销烟”一幅草图提出的意见为：群众表示欢呼，不必鼓掌；林则徐不一定要出现在作品上，纪念碑上的主人公是人民群众，不是个别英雄。这一意见后来成为大家的共识，所以在各组作品上都未出现个别英雄人物，而重在表现人民群众。

　　在1953年2月23日举行的美术组扩大会议上，我们请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兼秘书长薛子正同志为大家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使我们了解到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鲜为人知的过程。他说，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之前，就开始酝酿建立一座永久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地点有人主张建在东单，有人主张在前门。至于碑形，多偏重于建筑师的意见，请建筑师作了许多张图样，共收到120多张，经过每次研究、讨论、修改，最后剩下50张，又把这些图样加以分类——高的、矮的、平的，逐一加以研究、讨论，统计赞成人数，结果是高的图样赞成人数最多。最初选定的是一幅像烟囱状那一幅，顶上有一颗红星。1951年秋，北京市政府开会讨论，又否定了这一幅图样，第二次又设计了一幅图样有如堡垒状，浮雕安排在碑的上端，观赏的人必需用电梯升上去才看得清楚，这种做法十分危险，结果又否定了这幅设计，后来又有人主张顶上安放一座群像雕塑，许多人不同意，又修改到像我国过去寺庙里供奉的神主牌模样，仍旧遭到否决。最后只剩下4个模型，送给周恩来总理审阅，无一中意，最后才改成现在这样的定稿。这个定稿曾在北京市政协和中山公园展出。我们又做了一个较大的模型放在天安门前公开征求群众意见，仍未取得显著效果。

　　1951年秋，周总理责成郑振铎局长考虑决定碑形，即着手兴工，以后的工作即交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负责办理，并决定由梁思成负责碑形设计，郑振铎负责建造结构。纪念碑碑身两面都有字，一面是毛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另一面是周总理题写的碑文。这样使两面都是正面的感觉。当时还拟定碑的四角安置4座灯，后来也取消了。

　　“至于浮雕位置、多少块、题材内容问题尚未决定，这就要有劳各位艺术专家了，但要上级领导提意见，必须要有具体的东西才行。诸位都是专家，尽可放手大胆工作，不要有太多顾虑，艺术品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哪有个统一的标准。纪念碑要让每个人都认为满意是不可能的，而且艺术的标准、审美观点也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即使我们这代人现在认为满意了，等到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对作品的看法又是如何，谁都不能确定。所以目前只要我们尽自己现有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去做好我们的工作就成了。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永远没有尽如人意也没有完成的时候。”薛子正同志的讲话，的确解除了我们许多顾虑，使我们放手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各组又分头努力去绘制浮雕构图稿。我又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重新绘制了两幅比较严谨的图稿。原来拟定与我同组工作的雕塑家廖新学，他在云南昆明，始终未到任。经组领导决定，由曾竹韶代替他的工作。

　　1953年4月，我因备讲大课，从天安门工地回到学校上班，还未完成的工作由与我同住一处宿舍的艾中信去接替。艾中信原来是甲午战争组负责人，后来甲午战争组取消，所以他去正合适。大约在7月中旬，老艾回到宿舍对我说：“纪念碑浮雕构图稿全部最后确定，鸦片战争组决定采用虎门销烟那幅，仍在你原有的构图稿上略有调整便算定稿。我们画家的任务到此结束，以后就是雕塑家的事了。”

　　后来，雕塑家们经过5年的艰苦奋斗，于1958年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