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的生日农历是1917年11月22日，公历是1918年1月4日，正好赶上一个马尾蛇头之年。在他生前，我们都期待到2018年共同庆祝两个一百年：一个是中央美院迎来百年校庆，一个是王琦迎来他的百年诞辰。但遗憾的是，老人去年12月7日不幸去世。这一愿望未能在他生前实现。

　　王琦生前曾与我商议过在中央美院举办“百年诞辰展”的有关事宜，他曾表示同意向中央美院捐献一部分文献资料。为使这次百年展办得更具研究性，我向学校捐赠了一批王琦的文献资料，包含手稿8件、剪报66件、笔记本4本、台历日记11本、书信15封、木刻原版6块、书法5件以及其它实物。捐赠的这些珍贵历史文献，将以王琦奖学金的形式继续支持中央美院的教学、研究、发展事业。这完全符合我父亲生前的意愿。

　　1952年11月15日，王琦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雇了一辆黄包车只身来到校尉营八号，在中央美院门口巧遇的第一个人就是彦涵。1938年在延安他们同住一个窑洞，久别重逢时感到格外亲热。随即王式廓的爱人吴威赶到门口来接他，中央美院热情的接待使王琦感到家一般的温暖，从此他结束了多年奔波不定的生活。从那时起他便下定决心在中央美院好好干一辈子，为人民美术事业奋斗终生。我的母亲韦贤从1955年担任中央美院图书馆管理员，也为中央美院工作了好几十年，他们由此相伴与新中国的中央美院一路同行了64年。

　　1952年12月1日，王琦参加了由副组长滑田友、彦涵主持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的第一次会议，当时组长刘开渠还未调到北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郑振铎、江丰、王式廓、董希文、吴作人、古元、艾中信等美术家，还有王临乙、郑可、傅天仇等雕塑家，共40余人。这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首次美术家与雕塑家集体的合作，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这项伟大的艺术工程又是这种集体合作的成功典范。在这次会议上，王琦收到时任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建委员会主任彭真和副主任郑振铎与梁思成签发的聘书及信函。王琦负责完成了“虎门销烟”这块浮雕的构图任务。关于浮雕构图创作的全过程在他的笔记本中有详细的记录。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5月陆定一又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这一年给中国科学界和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清新和暖的春风。王琦奉江丰院长之命参与了国务院“十二年美术科学规划草案”的制定。正是在1956年参与了这项草案的工作，王琦才有幸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中南海一次宴会上，当有人向周总理介绍“这是木刻家王琦”时，周总理一面紧握着他的手，一面点点头亲切地说道：“知道！知道！我们在重庆时便认识了。”事隔七八年前的相遇还记得那么清楚，可见周总理的记忆力是多么令人惊叹！

　　另一份《关于印象派问题讨论会的情况》手稿详细而生动地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中央美院那场学术大讨论。李宗津、韦启美、戴泽站在艾中信一方与反方冯湘一争得面红耳赤，金维诺与力群各执一端，针锋相对。王琦在会上作了两次长篇发言，赢得大多数人的赞同，吴作人、江丰在最后也作了小结性的发言。能延续几个月的研讨会，这在中国美术史上也是罕见的。也是在这场研讨会之后，1957年初，江丰指定王逊和王琦筹建美术史系，任王琦为系副主任。由于后来“反右”运动，此项筹建工作只好暂停，招进来的学生范曾只好安排到中国画系，范梦、周建夫到版画系，李松涛、奚传绩留在《美术研究》做编辑工作，王琦仍留在“理论研究室”负责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备课任务，直到1960年才正式调回版画系。

　　1961年王琦又奉陈沛院长之命，担任《外国美术史》教材编写的主编工作，参加编写的人员有常又明、吴达志、邵大箴、奚静之、李玉兰（晨朋）、彭鸿远、严摩罕、程永江、李德春，集中在香山饭店进行写作。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每个人完成了各自的初稿，主编用了几个月时间进行审阅修改，编排总目录，撰写前言，一共六十多万字，打印出分寄朱光潜、谢海燕、陈之佛、倪贻德等人征求意见，后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审稿研讨会，出席人员除全体编写人员外，还特邀南京的秦宜夫、倪贻德，美院的董希文、艾中信等人参加评审。原本拟在年内出版，后因“运动”，一直拖到25年之后，即1985年，才由上海人美出版，将《外国美术史》改为《欧洲美术史》。

　　王琦文献中的剪报是他艺术人生中又一个闪光点。他对剪报的兴趣早在1942年在重庆国际宣传资料室工作期间就开始，一直坚持到他生命最后的日子。晚年我每次去看望他，临走时他总会将他认为有价值的剪报交给我留存。从这次捐给中央美院的66份剪报中，我们感受到时代文化的变迁，感受到中国近代美术独有的战斗性、前卫性和开放性。

　　这次捐给中央美院的15封信中有李桦、江丰、彦涵、力群、蔡若虹、华君武、关山月、杨力舟、叶毓山等人的珍贵笔迹，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领悟到那一代艺术家坦荡的胸怀和纯真的友情。在这些信件中李桦的信件居多，这是因为李桦和王琦不仅是版画系的老同事，更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老战友，从上世纪40年代一起并肩战斗，在50年代又一起筹建版画系，到1980年黄山中国版画家协会成立的大会上李桦当选为主席，王琦当选为副主席兼秘书长，无论在学院的教学上还是在版协的工作中，他们相互支持，配合默契。我从彦涵的那封信中不仅感受到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使我感受到老一辈美术家那种主持公正无所畏惧的勇气。

　　这次捐给中央美院的6块木刻原版，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时间跨度大，很具代表性。王琦上世纪40年代的木刻原版仅存两块，现将其中《闲谈》捐给了中央美院，其余的有50年代的《露天煤矿一角》（套版）、《高炉之夜》（套版）、《油菜花》，60年代的《山地变良田》，70年代的《雪后》，80年代的《雪松》和《一日千里》，其中《一日千里》的尺寸为59cm×84cm，是王琦版画中唯一的一幅巨幅作品。

　　在王琦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曾与他作了笔录对话，我追问他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走过这漫长的人生之旅？在中央美院长达25年中，作为一名副教授又是一名党外人士，是何种思想支配你埋头苦干勇往直前？”他在笔录中作了如下回答：“小学时代教师陈小寅是党员，他向我灌输了共产主义思想。后来在大学时代这种思想更进一步提升和巩固，因为身边有两个老党员，罗髫渔、胡春浦在影响我的思想，至于副教授、党外人士，我不在乎，我照样做我的工作，什么工作重要，便应当去完成它，革命的需要总是第一位……”

　　我不会忘记他在1979年3月25日给我的信中告诉我：他等待了整整30年的组织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3月23日下午中央美院版画系党支部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好了！这下咱们父子两人都在同一个队伍，为了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而奋斗终生，望以后互勉互励，在党的生活面前，人人平等。”有关这次党支部大会的发言一共有8页，这次将复印件一并捐给了中央美院。同时，此次捐给中央美院的11本台历日记本，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之后的这些年中，记载了王琦每天从事的工作及各种活动等，其中我发现有两个亮点让我感动，一是1979年在他入党的那一天，他画了一个红太阳光芒四射，并用双勾字写下了这个难忘的日子；二是在他九旬后还记录了每天拓印木刻的幅数。

　　在我撰写《世纪刻痕》一书的过程中，王琦将他的文献资料以及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画册全部交给我留存，供我研究，当我初步翻阅、整理了这批文献资料后，我才真正走进了他的艺术世界，才发现他内心深处的亮光。无论是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还是在那荒诞无奈的年代，他都能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对自己认定的信念、理想、道路始终如一，从不动摇，从不放弃。从王琦的文献中我才真正发现，老人敏捷的思维、严谨的逻辑都来自他平时那惊人的勤奋好学。他的敬业精神和罕见的记忆力正是他生命力经久不衰的源泉。

　　（作者为王琦长子，著名画家，王琦美术博物馆名誉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