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的力群，还养着一只松鼠，闲来时和它玩玩，煞是开心。 张应康　摄

力群1997年作国画《松鼠觅食图》

　　前不久，在老友力群同志百岁诞辰那天，我虽未去参加他的庆祝会，但是我的几个儿子参加了。回来说起那天会上的盛况，特别是这位寿翁那样谈笑风生的健康状态，我是衷心为他感到高兴，以为他再活个十年八年也毫无问题。未想为时不到一个月，竟传来他不幸辞世的噩耗，使我感到震惊和伤悼之余，不禁回忆起几十年来和他交往的一些旧事。

　　我和力群于1938年4月在武汉相识，时值郭沫若先生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宣告成立。我们都是三厅的美术工作人员，那时力群已是知名的木刻家，常常在办公室刻他的木刻作品“机枪手” 。还有他的两位国立杭州艺专的同学罗公柳和卢鸿基也是木刻家。我当时还未使用过木刻刀，但对木刻艺术的热爱和向往，使我们结成了坚固的友谊。不久由于形势的需要，文艺界各门类的全国性抗敌协会相继在武汉成立。美术界也适时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 。我和力群以及在三厅美术科的20余位同志都去参加了成立大会。在会上，大家讨论会章内容，力群同志忽然起立用十分激昂的发言：“众所周知，木刻在抗战中发挥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但这个会章的条款中，美术部门只包括有中国画、油画、雕塑、实用美术、建筑、篆刻，却没有木刻，这是为什么？请解释！ ”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张道藩显得有些紧张不安。他拿起会章看了一会后对大家说：“大家看看，这里面不是有‘篆刻’吗？木刻，也就包括在篆刻里面了么！ ”大家听了，一片哗然。大会在纷乱中结束。过了几天，木刻家们在《新华日报》上登示了公告，宣布“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立，与“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分道扬镳，力群和卢鸿基都当选为“木协”的常务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我于1952年由上海来到北京，当时力群还在山西省文联担任领导工作。次年，在第二届全国文代会上，我们才又见面。不久，他调到北京全国美协，协助王朝闻同志主持《美术》杂志编务工作。后来，我们又共同负责《版画》杂志的编辑工作，还有美协版画组的事务，这样我们便成了工作中密切联系的伙伴。当时，我家住东单五老胡同美院宿舍，力群家住苏州胡同美协宿舍，相距不到100公尺。我们来往密切，虽然经过了历次运动的风波，我们之间真挚可贵的友谊却依然稳固。

　　力群同志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爱憎分明、不平则鸣，在生活中自然会遭受到一些非难和阻力，但他都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对待。上世纪60年代初，他被下放到宁夏农村劳动锻炼，为时一年半，他毫无怨言，除了从事力不堪负的体力劳动以外，他利用业余时间画了一批美得动人的自然风光和农村生活画，并开办了一个业余版画学习班。1991年，力群同志80寿辰，山西省领导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庆祝会，并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代表中国美协前往参加并致贺词。各地美术界来参加庆祝会的美术家中，宁夏美协的代表就是力群当年在版画班培养出来的学员。

　　2002年，力群同志90岁生日，在北京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等为他举办了一次纪念画展，这是中国文联首次挂名作为主办单位举办的个人画展。 《人民日报》的画刊为画展出版了专版，并刊登了我的评介文章。

　　不久，力群全家由山西迁居北京，住在昌平区。力群说过，他在山西耐不住寂寞，需要多看一些好的画展，参加一些必要的艺术活动，关心艺术家的发展变化情况，这是一个老年人健康心理状态的表现。由于年老力不从心，他已不能提笔为文公诸于世，但在平日与朋友交谈中，却常常表达他对当前文艺界形势的看法和观点。他头脑清晰，思路清楚，只是听觉有障碍，影响他语言的顺利表达。2007年10月，我去力群家，给他送去我新出版的画集、文集和影像集，他仔细地翻看了一遍，在影像集里看到有不少我们共同参加文化活动的照片，他十分高兴地对我说：“我们之间几十年来，只有友谊，没有瓜葛，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从那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但是，这两句话却是我们相交几十年最准确、最珍贵的概括和总结。

　　活跃于上世纪30年代的最后一位老版画家力群同志平静安祥地走了，人们会永远记住他在中国新兴版画史上的业绩和贡献！

　　（作者系著名版画家）

力群（右）和王琦，一张合影见证了两人几十年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