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成就了李焕民的美术事业，那里有青春的足迹、梦想的天堂、理想的诉求，还有一些不得不说的遗憾。他一生坚守版画，誓不转行，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创作理念——“既要说事，也要说美” 

　　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把一生所积累的生活感受、思想沉淀和审美体悟落实在画作上，很多题材我还没有画出来。 

　　只要生活底子厚，对对象理解清晰，就可以用‘减法’把构图、造型、刀法浓缩到最低限度，有限就向无限转化。 

　　60年前，李焕民第一次进藏。60年后，他的心依然在那里。

　　当李焕民再次面对自己的生命历程，心里最惦记的还是那片苍茫无边的雪域高原。西藏、甘孜、阿坝……他清晰地记得自己进入藏地的次数、完成了哪些心愿、还有哪些心愿没有完成。“去年，我82岁了，还去高原写生。不过，身体不如以前健朗了，到海拔3800多米处，我就喘不上气，岁月不饶人呀。”在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颁奖现场，李焕民对本报记者说。

　　活到老，学到老，画到老。对于像李焕民这样的中国美术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言，名利早已是身外之物，心无牵绊，理想、梦想反而更加自由飞翔。“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把一生所积累的生活感受、思想沉淀和审美体悟落实在画作上，很多题材我还没有画出来呢。”突然间，李焕民好像变成天真的“老顽童”，开始数起来自己的一个个心愿——那些都与西藏有关。

牧场（版画） 李焕民

　　国立北平艺专的人生洗礼 

　　1930年，是中国历史上多事之秋的一年，军阀混战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中原大战；在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12月，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也就是这一年，李焕民在北京出生了，他原名何国儒。“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父亲失业、母亲去世、哥哥送人，我和妹妹在祖母抚养下，过着极度贫困和屈辱的亡国奴生活。日本投降以后，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官场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感到人生迷茫。”李焕民说。

　　幸运的是，在北师大开办的“补习班”（这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团结中学生的进步组织）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还有鲁迅、巴金、高尔基等作家的小说，让李焕民的思想逐渐开朗，重新找到照射人生的那束光亮。

　　1947年，成为李焕民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进入国立北平艺专，开启了自己的美术创作之路。他一方面在徐悲鸿的指导下学习美术，另一方面在艺专地下党侯一民领导下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艺联”。由于参与声讨国民党，他被学校开除了，而后改名“李焕民”。1948年底，李焕民从正定华北大学的“工学团”被调到“美工队”。队长是胡一川，成员有马达、李琦、杨伯达等共18人。“美工队”的任务是在天津解放后，筹备入城式，画领袖像，布置会场，要求与解放军同时进城。“进城的时候，我在想‘我们进城做什么’，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对人生最终目的的思考。”李焕民心中默默宣誓：“继承烈士遗志，一生为人民服务。”

　　“我把青春留在了高原” 

　　高原，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一个神圣的旅游地；对于李焕民来说，那几乎是人生的全部。他把那种浓浓的感情寄托在方方面面，连给女儿起名都叫“青稞”。

　　现在青年毕业之际，向往的是“北上广”，向往的是城市的灯火阑珊。而上世纪50年代初，李焕民这样血气方刚的中国好男儿的志愿却是“到西藏”。在他看来，进军西藏统一中国是千载难逢的伟大事业，错过不会再来。

　　1951年，李焕民到了西南局组织部。领导说：“西藏在修路，目前没有美术编制，《新华日报》要人，你去那里。”他听后，心里一想：“《新华日报》是西南大区报，覆盖云、贵、川、藏，今后会有机会去西藏的。”他到了美术组，等呀等，直到1953年，才如愿以偿。“我从1953年起进藏，到现在整整60年，在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我把青春留在了高原。”李焕民说。

　　“没有汽车，没有翻译，只能蹲在公路上拦车，好不容易拦下一辆，司机探出头来骂一句，然后一踩油门开走了，我们灰头土脸继续拦。到寨子里去，有些藏獒没有被拴住，哗一下扑上来。”回想起第一次入藏的情形，李焕民哈哈大笑。未曾想到，从那以后，就与西藏有了半生缘分，结识了不少藏族朋友，“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从农奴制度的绝境中爆发出来的巨大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令我魂牵梦绕。”

　　一次又一次，去高原圆梦，他体验了高原反应，遭遇塌方、泥石流、大雪压垮帐篷、狂风吹跑画具、夏天落入泥坑等种种困境，冬天被困在唐古拉山顶，住雪洞、地窝子，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进高原的信念却从未动摇。他说：“我企图全力去塑造这个时代藏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藏族女孩（版画） 李焕民

　　不能不说的那些遗憾 

　　那是一个藏族女孩的特写肖像作品。“在刀法的处理上，女孩脸部没有一点刀痕，长长的眉毛、深情的眼睛、小巧的鼻翼下方等重要的位置上，也只是恰到好处地留有一丝小三角刀与大圆刀刻制时自然留下的刀痕。头发中间轻轻地用三角刀梳理出几缕发辫的走向，用三角刀为主，大圆刀为辅，精巧处理出女孩稚嫩的刘海。在头发的上方边缘用三角刀似断还连地留有几丝头发，在披散的发辫上用大圆刀和三角刀处理成大气自然的疏散状态。”美术评论家杨力斌在《李焕民版画艺术魅力浅谈》一文中写到。

　　这幅套色水印版画《藏族女孩》是李焕民早期的作品，曾在日本获金奖，被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版画卷）。西藏、甘孜、阿坝，是李焕民大半生的目的地。每次他去体验生活，不但要画很多的速写、素描，还写了很多的日记，详细记录下自己在深入藏族人民生活之中的感受与对艺术创作问题的思索。一幅幅关于藏族的版画作品也让他走向美术事业的巅峰：作品《高原峡谷》获1956年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与《扬青稞》《攻读》《拉萨街头》《牧场》等作品一起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初踏黄金路》被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版画卷）并作为封面；《换了人间》获1979年全国美展二等奖；《高原之母》获1996年全国版画展银奖。

　　“我常进藏，所画的作品涵盖西藏解放后的各个大事件。”但是，李焕民还是有些不得不说的遗憾，“去年我补了幅关于藏族群众基层民主选举的作品，还希望能补一幅十八军进藏的作品，作品叫《毛主席派人来》。这样，我的作品就能把藏族的历史连接起来了。我不是政治宣传，我的作品既要说事，也要说美。”

　　《初踏黄金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60年李焕民在一个小山寨参加秋收，这是西藏民主改革以后的第一次秋收，废除了农奴制度，实行谁种谁收，不缴农业税。藏族人民第一次感受到劳动果实是属于自己的，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白天在歌声中劳动，晚上在打麦场跳舞。“我被这种情绪所感染，画了很多速写，勾了不少草图，都跳不出劳动过程的具体描写，离题太远。”不断推翻自己的构思之后，他在第二年再次进藏，远远望见藏族妇女牵着驮满青稞的牦牛回家，边走边唱，灵感一现——“如果把运粮的路放到历史长河中去思考，从麦田到打麦场不过一里之遥，藏族人民却走了一千年，今天才初次踏上黄金路”。这就是李焕民所坚守的“从审美角度反映历史”。

　　除了反映藏族聚居区的作品，李焕民还刻了不少红色题材版画，如《马克思像》《恩格斯像》《毛主席来到我的家》《周恩来总理》《红军过草地》《抗日烽火——地道战》《红岩小论插图——许云峰在地牢》等等。如今，他仍然在坚持创作，“就是慢点”，因为他无法平复内心的种种冲动，“有很多重大主题应该反映而没反映，或者虽然画了，却很粗糙，现在回想起来深感遗憾”。

　　创作和人生都要做“减法” 

　　在中国的艺术品收藏界，版画的地位一直相对冷落，这与版画的复数性有很大的关联。“大家都喜欢只有独一份的东西，每一幅画家亲手画的油画或国画，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但版画可以做出100张，就不受待见。”李焕民很理解收藏者的“独占”心理。

　　有的版画家在名利的诱惑下，坚持不住，就转行了，但是李焕民毫不动摇。或许是因为中国的原创版画是鲁迅大力倡导而发展起来的；或许因为版画在中国的历史比油画要长，从唐代开始就有；又或许版画更加亲民一些，无论是价格上还是制作上。在李焕民眼中，版画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单纯、鲜明、构图经典，“黑白灰、点线面、红黄蓝，这些美术最基本的元素，在版画上体现得最纯粹”。

　　在版画创作的世界里，李焕民的坚守就好像有神灵的导引。“藏族是全民信教的民族，人们走路或者休息时，口里总是念着‘六字真言’。在他们心中，山川、湖泊都各有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