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天津大学冯骥才个人作品展厅，映入眼帘的是二十余幅油画、三十余本传统文化保护研究文集、以及上百部不同版本的小说、散文集。这让人不禁思索，是怎样的勤奋与热爱，才能够收获如此繁盛的文艺硕果？

　　“我要把我的心血放在中国土地上，我不求回报，只望它叶碧花鲜，硕果结于明天。”身高一米九二、已是古稀之年的冯骥才谈及这些年的经历，不言辛劳，反而露出了孩子般天真的笑容，将付出看作是自己为社会、为时代应尽的义务。

　　从1979年《雕花烟斗》第一次获奖，四十年来，冯骥才马不停蹄地奔走在时代号召的前列。他的笔尖书写市井民俗的歌谣，他的双脚沾满古老村落的尘泥。文学、文化保护、绘画、教育的“四驾马车”，每一驾“马车”都在时光里留下了深深的辙痕。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人民网专访冯骥才，一同重温黄金时代作家的奋发与理想，感悟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改革开放让中国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

　　人民网：去年您出版了《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当时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铁凝曾经评价您是新时期文学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当时是怎样的动力推动着文学者的创作呢？

　　冯骥才：改革开放让中国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渴望的时代。人们有共同的目标——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在宏大的理想面前，人们有了情感，有了追求，有了向往，需要文学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理解生活、表达对生活的愿望。因此“努力做‘人民的代言人’”成为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天生使命。共同的时代情怀与社会关切将作家与读者融为一体。

　　可以说，80年代的作家是被时代垂怜的幸运儿。因为老百姓充分信任我们，愿意与我们倾诉。我至今记得当时家里有一个很大很结实的木头信箱。每天早上我带着一个搪瓷脸盆下楼，打开箱子，里面塞得满满的读者来信就像泉水一样“涌”到了盆里。

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义和拳》封面

　　人民网：看到这个场景时有怎样的心情？

　　冯骥才：非常感动。特别是有的信纸在打开时还有一点沙沙声，是因为读者在写信时心弦拨动，眼泪落在纸上，使信纸产生了粘连。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起那种声音，这其中凝结了读者对作家的信任，是一种创作的激励，更是一种要为人民发声的鞭策。

　　这种感情并非我个人专属。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作家们拥有共同的文化理想与家国情怀。人们将个人的写作追求与更高层次的国家理想紧紧相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风骨。可以说，对人民负有责任、对社会负有使命是改革开放后一代作家的自觉追求。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外景

　　人民网：您提到的文化理想和家国情怀，很让我们感动。80年代也是您的文学创作繁荣期，如《神鞭》、《三寸金莲》等都是当时问世的优秀作品。

　　冯骥才：改革开放为作家们抒发时代感慨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与积极的鼓励机制。我们迎来了尊重文学、鼓励创作的黄金时代。现在我依旧保留着1979年《雕花烟斗》获奖通知单，上面写着“冯骥才同志的《雕花烟斗》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请凭单领取奖金200元”。这张纸就是时代的见证。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成为作家获得身份认同和创作动力的重要来源。它激励着作家热切地观察时代的发展，诚挚地表达人民的诉求。可以说百姓、作家与时代是连为一体的。我的创作繁荣期也离不开社会的鼓励与支持。

冯骥才个人作品展厅

　　人民网：这是来自全社会对文艺创作的肯定。

　　冯骥才：确实如此。其实当时我们的文学创作非常纯粹，我现在也常用“纯粹”这个词。没有功利的想法，只想写出好作品。而且作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单纯。每当文坛出现好作品、好作家时，大家都奔走相告，往来甚繁。

　　有一次著名作曲家施光南特意从天津赶到北京看望我。我邀他到东四小馆吃饭。整个过程中他既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喝酒，只是一直在谈他要写的一部歌剧。那一次见面，让我切实感受到艺术家对于艺术创作的纯粹、坚强而充满敬畏的情感。在这种纯粹情感的孕育下，改革开放之后文学、戏剧、音乐等领域才能够出现“繁花盛开”的场景。

　　人民网：您说自己对时代有太多的干预，也受到时代对自己人生和命运的干预，您觉得改革开放对您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冯骥才：改革开放使我成为充满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它赋予了我一种“读者感”，敦促我望向社会，并把对于社会的关切融入到我的文学思考中。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我更充分地认识了人，包括人的性格、命运、愿望、理想，让我努力思考，自由表达，进而深刻地认识生活的本质，谱写最真挚的人间情感。同时，日新月异的崭新社会为我提供了浩瀚的素材，丰富了我的视野，也使我充满想象力。应该说，这是每个人都能创造无限可能的时代。

冯骥才书法作品《阳台花架记》

　　人民网：不仅是您，改革开放也对中国文坛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冯骥才：我们这一代作家所创作的作品跟时代的精神需要是完全一致的。作家用文字描摹生活的真相与世间的真情，而读者在书间寻找着情感的共鸣和生命的答案。书籍让作家和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彼此的存在，而中国的文艺事业大厦也正是在这样的情感交融之中不断增高。

　　改革开放为文坛打了一剂“强心针”——80年代出现了“四世同堂”的景象：“五四”时期作家茅盾、巴金、郭沫若、冰心、曹禺等健在；革命作家丁玲、臧克家等作家也都在；王蒙、李国文、张贤亮等等“右派作家”当时并不老；再有便是我们一批八十年代冒出来的作家。经历各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作家汇聚一堂，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昂首创作新篇，促使文坛重焕生命力，一时间出现了各种优秀作品、风格、流派、甚至文学思潮，极大推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那真是一个让人感动的、让人怀念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