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从他笔下的第一行字开始，他的电影剧作《桥》《赵一曼》《高歌猛进》《无穷的潜力》《炉火正红》照亮了新中国电影初创期的大银幕。他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是《讲话》精神的实践者。深入生活，为劳动人民立传是他一生的创作原则。在老友、晚辈、儿女眼中，他是一个共同的形象—— 

百岁影人于敏

1940年于敏和好友田方（中）、王滨（右）在延安时合影

1962年于敏全家在鞍山

　　4月10日，是于敏先生100周岁华诞。“五一”前夕，如老人所愿他将一生与电影相关的各种藏品近千件无偿捐赠给了中国电影博物馆，其中有一件手模藏品，从这件手模上清晰可见老人因长期握笔写作而略显变形的右手中指指印。著名电影编剧、电影评论家、电影事业家和小说家于敏坚持写作直至96岁搁笔，写下了500万字的著作和文章。《于敏文集》五卷（还有两卷待出版）也由中国电影出版社集结成册正式出版，于敏的女儿于晓燕说，当父亲在病床上听到文集出版的消息时，非常高兴，一连说了许多“太好了！”

　　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之际，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2012年，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授予其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终身成就奖；2013年，获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于敏所获荣誉无数，却惟愿“一生是学生”。他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勤以从业，诚以立身；俭以自奉，厚以施众；不鹜虚名，不营权位；不谋私利，不记私仇；不忘工农，不失童心”的48字条律一生自勉。

　　老友眼中的同志

　　“于敏有一个比喻非常奇妙：‘作家与生活，就像是白菜和萝卜，泡在菜坛子里，泡得越久，味道越好。’所以他就长期泡在生活当中，特别是泡在工人当中。”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于敏与挚友王滨从西安步行八百里秦川，于1938年5月1日到达延安，并与田方汇合。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成为于敏一生为人民写作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指导。于敏、王滨和田方被誉为“延安鲁艺铁三角”，他们三个人就是一台戏——一个是编剧、一个是导演、一个是演员，他们在事业上是志同道合的战友，生活中是亲如手足的朋友，他们三人跨越时光的战斗友谊在电影界也被视为一段佳话。

　　在老人百岁诞辰之际，几位年事已高的老艺术家贺敬之、郭维、鲁非、丁宁等听闻喜讯，也纷纷送来祝福，并亲切地谈了谈他们眼中的于敏。

　　已是90岁高龄的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特别致来贺信，在贺信中说道，“于敏同志是我的师长一辈的著名革命艺术家，是延安文艺的重要传承人。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艺术创作、学术研究和艺术教育领域，特别是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方面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于敏同志是我本人以及不同年龄的众多文艺同行长久学习的榜样。”

　　92岁高龄的著名电影导演郭维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到生活中去’，他到了沈阳鞍钢……在中国文艺家中，能够几十年在‘下边’生活，于敏是头一个，中国只有他一个。于敏还有一个优点：他总是愉快的，没见他有什么发愁的事，他又耿直，对正确的事，坚持的劲儿也很大，我就拿他当一个老大哥一样，他正正派派地做人，就像他在自传中所说，要做一辈子的学生。”

　　84岁高龄的著名表演艺术家鲁非，参演过多部于敏编剧的影片，他表示：“于敏同志的创作活动，对于我的人生走向起了很大作用，因为我从事中国电影（工作）的第一部作品《桥》，就是他老人家创作的。我一个文工团员，不懂电影，也不会演电影……有了于敏同志编剧的《桥》，有了王滨导演，才有了我。我感谢《桥》，也特别感谢这两位特别疼爱我的影坛前辈。”

　　90岁高龄的原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研究员丁宁说，“于敏有一个比喻非常奇妙：‘作家与生活，就像是白菜和萝卜，泡在菜坛子里，泡得越久，味道越好。’所以他就长期泡在生活当中，特别是泡在工人当中。于敏不仅是在电影界，在我们文艺界都是个多面手。他的品格、品质和文学才能决定了他的文章特点。”

　　晚辈眼中的师长

　　于敏平素生活工作十分低调，少言寡语，惜字如金。但心中的境界很高，对事物有自己的独立见地，不管上下左右八面来风，自己掌舵。

　　“我和我们这代电影人，是看着于敏先生笔下的电影成长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还在上小学，常在家乡简陋的小影院看电影，其中就有《桥》。到了电影学院学习中国电影史时，再次观摩了《桥》，方知这部作品的划时代意义。”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影协名誉主席李前宽和于敏是山东同乡，却是两代人。用李前宽的话说，“他是新中国电影摇篮的开拓者，我们则是在摇篮里成长的受益者。”

　　中国电影“金鸡奖”是1981年由于敏先生参与创办的，创建“金鸡奖”也体现了老一辈电影家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期待。李前宽谈到，“为确保‘金鸡奖’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于敏先生在创办之初就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学术、争鸣、民主’原则，后来又进一步推出4条原则、32个字：六亲不认、只认作品；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商，顾全大局。这一原则沿用至今。这是实实在在没有空话的准则，有其长久的生命力和权威性，不仅体现了老一辈电影家的智慧和责任感，也是前辈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在李前宽看来，于敏平素生活工作十分低调，少言寡语，惜字如金。但境界很高，对事物有自己的独立见地，不管上下左右八面来风，自己掌舵。1989年李前宽拍出电影《开国大典》，但因种种原因，影片通过时遇到麻烦，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糟”。说“很糟”的都是官位很高的人。李前宽回忆说，“面对这些不同的声音，于敏先生固执己见，他写下了《观〈开国大典〉散论》，以长者身份为年轻人拍出大片而高兴并给予鼓励。他说，‘电影《开国大典》是想得好，干得好，破得好，立得也好的好影片’，同时，也指出了影片的不足。文笔入木三分，以理服人，深刻之极，不像有的人简单扣政治大帽子，这让我深为感动和敬佩。这是一位长者对青年人的最大支持和鼓励。”

　　“研究于敏先生的一生创作经历，研究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便是从一个独特侧面认识和感悟中国电影发展脉络。”李前宽表示，“于敏先生是一位幸福的百岁老人。中国影坛为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而骄傲”。

　　儿女眼中的父亲

　　“时代变迁了，社会发展了，许多理论有了更新，他的有些理论也许过时了。但是，历史是无法隔断的，作家正是以作品留下了他的时代烙印。”

　　2010年，于敏的女儿于晓燕曾陪同父亲，向中国电影博物馆捐赠老人的全部手稿，随后她又代表家人，分两次捐赠了父亲的电影剧本手稿、各时期原版照片、信件书籍、奖杯证书，以及记录和反映其电影创作生活的部分实物……她说平时和父亲虽有过许多交流，但真正系统地了解他的艺术思想，了解他创作的甘苦，还是通过这次精编这套《于敏文集》，这让她和父亲的心贴得更近，也让她对父亲一生孜孜以求、奋斗不息的精神有了新的认识。

　　于晓燕说：“父亲一直自觉地带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在努力用自己的作品记录这个新时代和这个时代中的人。他一生都在以‘时代和人’这个大命题来指导创作。他认定劳动人民是共和国的主人，因此他所有作品的主旋律是‘为劳动人民立传’。他把写工业、写工人作为自己毕生努力的创作目标，并为之奋斗。为此，我刚出生一个月就被父母带到了鞍钢。说到父亲在工业题材写作上的探索和成就，不能不提到我的母亲。她当年义无反顾地离开北京，来到生活十分艰苦的东北。她甚至不顾嗷嗷待哺的我，拒绝了留在市委机关的工作，选择了一个当时离家最远的工厂，只因它是正在建设的我国第一个无缝钢管厂。母亲后来调到公司机关做宣传工作，许多先进人物及创作的线索是她提供给父亲的。”

　　于晓燕回忆，在鞍钢的前十多年，也是父亲创作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洋溢着那个时代的理想和激情。他笔下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人物的语言是性格化的。《老孟泰的故事》完全是用工人的语言写作的，这本10万字的小册子不断地再版，成为鞍钢青年工人教育的最好教材。为了采访先进的郊区通勤车班组，父亲曾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踏着没膝的大雪，一步一步走到郊区，准时赶到，让这些女工们大为惊讶。正是因为他对工人的感情，工人也成为他最好的朋友。在‘文革’最艰难的岁月里，当长影的外调人员来到鞍钢时，鞍钢的工人们站出来保护了他”。

　　于晓燕回忆说，1970年年初，他们全家下放到东北农村。但是父亲并没有消沉，而是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把全村党员团结起来，制定了全队的发展计划，使生产队每年的收入都有较大的提高。他冒着风险，提议搞一些副业，并说，“出了问题有我这个老党员兜着”。一年下来，村集体有了较多的收入。年底分钱时，父亲亲自去看农民是怎么在昏黄的灯光下一张一张地数钱。在农村，他边参加劳动，边构思和创作反映鞍钢经济恢复时期建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个回合》。这部小说的写作大纲是在农家的炕头上完成的。回城后，全家只能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小屋里。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完成了这部作品。

　　于敏辛勤耕耘60多年。在这60多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经历了无数次各种运动和社会动荡。这些，都不可能不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活动产生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炉火正红》的创作过程。“来自各方面的干预使作品完全背离了作者的初衷，被改得面目全非，让他痛心疾首。在这种特殊的创作环境下，父亲仍然做着各种努力，试图摆脱一些束缚，试图在银幕上创造一些美好的形象，试图在创作风格上走出自己的道路。这些努力，也在作品中留下了痕迹。”在于晓燕的眼中，父亲于敏是电影界中的多面手，他的作品包括电影文学剧本，电影理论和评论，散文和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杂文等。“研究父亲60多年的创作经历，研究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会对认识他所处的时代的作家创作环境和创作道路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是的，时代变迁了，社会发展了，许多理论有了更新，他的有些理论也许过时。但是，历史是无法隔断的，作家正是以作品留下了他的时代烙印。”于晓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