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满头银丝、微佝的脊背、蹒跚的脚步以及一脸未语先笑的慈祥……人民网文化频道来到儿影厂宿舍，探访了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新中国22大明星、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这位带着诸多光环的耄耋老者，此刻，坐在我们眼前的她，精神矍铄，声音依然健朗，人们熟悉的明净而刚毅的眼神不减当年，言谈中显现出豁达乐观淡定的情怀。当她提到当年为演好《龙须沟》的“程娘子”，不顾怀着三个月的身孕仍深入大杂院采访，当她说起当年筹建儿影厂，立志“要拍出像拳头一样硬的儿童电影”时，当她在亲人相继离世的打击面前，仍乐观地面对生活……这位92岁的老人告诉我们，什么值得一生去热爱和追求。 

　　于蓝简介：

　　于蓝（1921年6月3日～ ）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抗大和女子大学学习，曾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话剧团、东北文工团、东北电影制片厂、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1956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修班。1949年开始登上银幕，主演的影片有：《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1981年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

　　谈电影 

　　【初登荧幕：为拍《龙须沟》怀着田壮壮仍深入大杂院】

　　[主持人]：于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是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您从事电影工作近60年，有哪些感悟呢？

　　[于蓝]：有60年吗？我自己也不知道。记得1959年，导演水华当时拍《林家铺子》，因为舒绣文心脏病突发不能拍片了，其实她演的“张寡妇”的戏很少，就是一场戏两三个镜头，还有两场戏，两三个镜头，一共也就是五六个镜头。当时，因为我演话剧，在延安就演话剧，我在北京长大，东北口音也有，不是很好改的，但是不像其他人那么重，当时在延安演戏，像我说的话就算是标准的普通话了。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基本上净让我演戏。也因为舒绣文病了，没人替她演了，主演是谢添，我当时演话剧，导演不知道我能不能演，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演。结果他就说试试，叫我去帮忙一下，因为舒绣文病了，就这样我才去拍的《林家铺子》。

　　最初不敢演“程娘子” 

　　[于蓝]：第一次拍电影是1952年，拍电影《龙须沟》，我记得当时北京人艺在北京演的话剧《龙须沟》，那是最棒的了，我们都是延安出来的，在那个旧中国的时候他们（北京人艺）就演戏，于是之他们在国民党的时候就在北京演戏了，北京人艺有传统的，有点像莫斯科小剧院那劲，我很羡慕他们，看他们演的《龙须沟》，觉得离我们生活太远了，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是劳动过，也参加过非常艰苦的行军，我当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虽然也间接地做了好多工作，但是，我觉得北京的市民，距我还是很远，我的学生腔还是挺厉害，还是演不了。对他们非常的羡慕。他们演话剧演得非常成功了，我是非常佩服的。我们这个导演叫冼群，有人就念白了就念“洗群”，实际上他是冼群，他要拍这个电影，他不太敢用舞台的演员，因为舞台演员都要比较夸张一点，声音要送得远一点，尤其是演程娘子的这个人，个儿非常小，于是之非常高，他俩人看起来有点悬殊，个子上面，看着不是那么特别舒服，但是戏演得非常好，因为他是老北京，北京话十足的味比我强多了，我就不敢演，导演就非让我演，我是不敢演，我一点都不敢演，我觉得我们俩人相差得太远太远了。我们这个导演也有毛病吧，他非得让我演。这个演员吧，架不住他三说五说的。就等于说，（我）就迎接一个挑战吧。但是我心里想，怎么也演不过她。但是我说，他非让我演我只能演了。

　　在大杂院中找到原型 

　　[于蓝]：为演好这个角色，我走了好多大杂院，那个时候我怀着田壮壮，走得腿都肿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形象，心里头还是没有底气。后来，有一次我们收发室老婆来帮助他劳动，大概是他有点不舒服。她跟我说话的时候，就问我妹妹身体怎么样，我妹妹当时肺结核很厉害，我就告诉她，现在在协和医院，医药费非常贵，我们都很困难，大家伙拿钱来给她治疗。她就说，这可不对啊，就得要想办法啊。第一，怎么怎么着，第二，你都得要想办法，她是你亲妹妹啊。我说我们是想办法啊，我说我们每天都到协和医院去。但是我妹妹确实也后来救好了，救出来了，后来她因为其他器官也衰竭了，这样好几年后才走的，当时她对我那个热情劲，我忽然觉得，这个就是“程娘子”嘛，就这个样很好。那个神态，那个嘎吧脆那个劲，我对她非常印象深刻，我说这就是我脑子里的“程娘子”。

　　[于蓝]：我和她多接触，问她过去怎么怎么样，她说过去苦得很，过去要饭，她要饭的时候，兜里都得别个梳子，头发梳得光光的，自己很注意尊严，不能邋邋遢遢的，带着孩子要饭，还要把梳子别在口袋里面，怕自己头发乱了，太狼狈，她说要饭的时候都这样，我一想这人真不简单，要饭的时候还有自己的尊严。所以，我对她非常佩服，这样我就一下子找到了这个“程娘子”的形象。

　　[于蓝]：后来，我就和她们生活工作融在一块，一下子就找到这个角色。这样，我演《龙须沟》也成功了，这冼群非常有意思，当时他非要让我演，我是一点都不敢演，因为我是学生出身，不是劳动人民家庭，是知识分子家庭，距离劳动群众还很远，这个戏就使我一下子敢于、也能接近了这个劳动群众，而且，最后也找到他们身上的特点，自己也能够就把它演出来了。冼群还是很高兴。

　　【走过艰难岁月 执掌儿影厂与儿童电影结缘】

　　[主持人]：您60岁当上了儿影厂的厂长，而且一干就是20年，对儿童电影是倾注了很多心血的？

　　劳改中摔坏了大门牙 

　　[于蓝]：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是“黑线”，是“反革命”，都在大兴县劳改农场，我们北影厂的人都到那儿去了，17年里，担任比较重要工作的人，就是工作多的人，叫“黑线人物”，就都被弄到大兴县农场劳改。我们在那儿盖房子，因为那天天气太热，我可能心脏有些毛病，自己当时没有发现，我当时是区队长，你别看我是“反革命”，还得当区队长，管着更多的“反革命”。我还嘱咐大家，天气热，别摔着，都注意点，我自己也觉得我很稳当，就坐在房顶上，大家扔砖我就接，那会都挺有本事的，扔那么大块砖，二斤七两重，一下就接住了，把那个都给砌起来，把厨房再加高一点，就在这个时候，这一天太热了，我不知怎么的，我就觉得，我怎么一下有点晕呢，我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一下我就大头朝下，我就摔下去了，我这个牙，这是假的，大门牙掉了，真是惨得很，一个演员把牙掉了，你还能怎么着。当时就没有了。幸亏一些影迷对我很热爱，就给我想办法，找医生，那会儿镶牙，白金的，都做在外面，或者黄金的，金丝都是露在外面的，那样我就不能演戏了，后来他就给我找了一个医生，说他不用金线，就用瓷的就可以，看不出来，结果现在还是看不出来，这个假牙，每天都拿下来刷洗。所以，就做不了演员了。另外，这个（右脸上的）肉，被底下一个棍子，木头棍子，那么老粗，差一点把眼睛弄瞎了，这颧骨高。这块肉就老跳，根本没法演戏。我想一个演员已经没有办法演戏了，那你还得要生活下去，你也不能够说我自杀了，不可能有那个想法。

　　哥哥、丈夫相继离世 

　　[于蓝]：我就想我该怎么办呢？我就只能不做演员，去学导演，反正哪样也是为党工作。1981年，领导找我谈话，说现在改革开放，儿童需要很好的教育，现在改革开放来的东西非常多，好的也有，坏的也有，你是不是可以来拍儿童电影，刚挂一个名，不让我当实际的，就挂一个名当厂长，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演了比如莫斯科也得过奖，也就算是有名了，叫我担任这个厂长，我心想，戏都不能演了，党需要你做这个你就做吧，我就答应了，当时，四人帮刚倒，自己对四人帮那种仇恨，觉得也需要振作起来，好好地工作，那我说我可以，当然可以了。我说没有关系。他们说你还可以导戏，我心想导不导都行，我无所谓，只要为党工作就行，我是这样想的，我就接受了。因为在干校，在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我的一切。我的哥哥在文化大革命叫造反派给打死了，给他吊起来，说他自杀了，后来胡耀邦给平反了。我的爱人田方，得癌症，也在那一年去世了。你想我受的打击多么大，我自己又不能演戏了。

　　执掌儿影厂：要拍出和拳头一样硬的好的作品给孩子 

　　[于蓝]：我总得要为党工作，我就接受了这个儿影厂厂长的任务，我还都不知道做什么呢。我没当过厂长，我就做过党的小组长，做过支部书记，我就按照这个，党的小组长和支部书记的要求来做厂长，发挥别人的才能，你不能够限制别人，不让别人发展，你要让别人发展，而且你要去发现人才，你可以吸收进来，这样，你才能够出来好作品，你没有好作品，给孩子看什么，所以我那时候想，必须要有拳头一样的硬的好的作品给孩子，这样我就说，答应吧，因为也不能演戏了，只有拍出好的作品给孩子看，这样对党的事业还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自己就答应了。因为我已经不能够做演员了，那时候这个肉还跳（右脸因在劳改中受伤），跳了有二十年，现在倒不跳了。

　　倡议把“江姐”搬上银幕 

　　[主持人]：于老师真是太值得我们敬佩了。您曾经说过一部好的电影，首先要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大家。在您的印象中，哪一部电影最感动您呢？

　　[于蓝]：说实话，《革命家庭》和《红岩》（《烈火中永生》）都是我发现的材料，我喜欢看书、看报纸，《红岩》就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看的连载，我现在还订着中青报，因为当时我检查身体，住在医院里有机会看，也给大家读，大家也都喜欢，我觉得，过去说地下党员斗争的事情还是比较少，过去看苏联的书比较多，高尔基、托尔斯泰的，这些比较多，对于咱们自己的，除了介绍苏联的事情，别的很少看到了。所以，这个时候看到《中国青年报》登这个，非常感动人，我就特别喜欢。

　　[于蓝]：当时我们一块合作的导演水华，就是《林家铺子》就是让我替舒绣文的那个导演，他知道我跟苏联专家学习了，我排完《龙须沟》以后才学习的。学了以后，表演方法也不一样了，非常自如、自然，分寸也比较合适，没有过火。像《龙须沟》或者《白衣战士》都有过火的地方，掌握这些方法，就知道不过火的这种演技很自然，怎么样产生感情，很熟悉表演了。

　　演《革命家庭》缘由 

　　[于蓝]：我当时看了《革命家庭》欧阳立安的材料，我觉得他真的了不得，非常好，他的妈妈是女革命家陶承，这个小说介绍的他，我就问那个编辑，编辑就说，他们就住在那，从前我们培训班也在那个胡同，这个老太太怎么好，我就要求见她，后来我就见了这个老太太，然后就跟这老太太成了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这样她把她的家庭，就是我的《革命家庭》的故事都是她说的，我就觉得，必须得搬上银幕。当时，我是想要做导演工作的，也是演员，但是我也想要学导演，因为演员必须得导演认可你才行，你自己想演还不行，所以，我想导演的权力大，我就想去当导演，这样自己能演又可以演，自己也可以导，就这样我想导这个戏。

　　[于蓝]：这时，导演水华已经好久没跟我接触，拍《林家铺子》时他觉得我帮了他很大的忙，他告诉我说他还在话剧院，还愿意帮你的忙。导演水华说我也很喜欢这个戏，你们让我导演行吗？我们说我们就是要跟你学，当然可以了，你当导演，我们当副导演，我们就联合起来，但是一联合了以后，他就要求我来演这个妈妈，这样子，后来我就退出了，我就觉得我不能又当导演、副导演，又当演员，那样不合适，一个是上两个名字，一个是你也顾不过来，后来我就说，我不当副导演了，就让别的同志去做副导演，我就专门演这《革命家庭》这个戏。因为和陶承关系非常熟，而且她常常到我们现场去，有时候还跟我们讲好多实际的情况，所以《革命家庭》拍得非常顺利，那个戏拍出来还在莫斯科得了奖。

　　谈读书 

　　爱看电视剧《刘伯承元帅》 

　　[主持人]：于老师，我们知道您的儿子田壮壮老师也是中国电影第五代代表人物之一，您对现在的电影人有些什么期盼呢？

　　[于蓝]：说老实话，现在电影看得很少，因为我腿不好，虽然我也有优待券，去买票很方便，但是我必须得带着阿姨去，自己去不了，最主要是耳朵听不好，如果声音大还行，没有字幕也不行，电视上都有字幕我还能看，所以基本上从我的耳朵不行了以后，大概在85岁以后，我就不怎么看电影了，我基本上也就从电视上看了，不怎么看电影。我现在对于看这些东西，我还是喜欢看抗战时期和红军时代的，就是从前咱们旧中国黑暗的社会，共产党怎么奋斗的，这些我都愿意看。只要演得好，拍得好，我就愿意看，要是不好，我就不想看。现在我看《刘伯承元帅》，非常爱看，我觉得拍得很朴素、很认真、很真实，挺好的，我就喜欢看。谈情说爱的，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都不爱听不爱看了。

　　最爱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主持人]：于老师刚才提到你爱看书，您现在还看书吗？

　　[于蓝]：现在看书很少了，因为眼睛不好了，都得拿着这个东西（放大镜），现在有一些同志寄来的书，他们自己写的，我看一看，名著什么的我基本不看了，再说了我年轻时候都看过了，像旧俄时代的，托尔斯泰什么的，屠格涅夫的，还有法国的，我基本上都看过了，基本上不看了。

　　[主持人]：在您看过的书里面，对您影响最大的几本？

　　[于蓝]：《战争与和平》。

　　[主持人]：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呢？

　　[于蓝]：当然就是托尔斯泰了。我就对这个作品始终还是印象很深很深的。此外，屠格涅夫写的《贵族之家》也不错，写得很好。

　　读书教我什么是真善美

　　[主持人]：读书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

　　[于蓝]：我觉得对你的判断力很有用处。我看托尔斯泰的时候都是初中时看的。现在因为眼睛不好，基本上不怎么看了。那个时候看的书，对我的后来人生的道路影响很大，什么是好、美、丑、恶，哪些是正确，哪些是不正确，我的判断能力比较强。像我是东北人，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我们家，我父亲不在东北工作，在张家口工作，就都逃难到张家口，以后我父亲做律师，在北京，我们又都到了北京，所以我念书都是在北京念的。上学的那个时期，我在天津女师学院中学部，因为我的姑姑在那，父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姑姑带着我，她在文学系，我在中学部，我就在天津念书，再以后日本人占领北京后，我只念了半年辅仁中学就不念了。

　　读书让我投身革命 

　　[于蓝]：因为我有文化的修养，所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己是很仇恨的。当时很勇敢地就决定离开沦陷区，到抗日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你看我就很明白，国民党绝不是抗日的材料，他决不会真正的抗日，因为他净想打共产党，我那时候就看出，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打日本人必须先安内，安内就是消灭共产党，所以我对国民党那些贪官污吏，当时国家的那种无能、那种败落，这不都是国民党的事吗？所以我心里头对他们是很仇恨的。我就要找真正抗日的地方。这时候我就知道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那时候说老实话，延安还不是很清楚，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但是还没有想，因为到延安，那个时候，都得从天津坐海船到广州，从广州再从中国的大陆的内地，坐火车到西安，由西安你再步行到延安。我就觉得那对我来讲，家里没有这个经济条件，你要坐轮船，要从北方到南方，然后还要从南方再到北方，没有钱，我哥哥已经给他打发出去了，他在云南念联大，没有第二个人了，我们家里。我是去不了，没有钱了，这个时候就听说，平西有一个抗日根据地，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时候我也胆子够大的，我就敢去。因为我看透了国民党绝对的不行。

　　辗转到延安 

　　[于蓝]：我觉得我自己文化素养比较高，能看明白，对国民党看透了，不是真正抗日的。这个时候，我相信共产党，他在敌人的心脏里头，还能建立根据地，那他就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到这个平西去。我们同学中间还是有认识的人，互相传来传去的，就找到了平西的副主任，他是经常到平津一带来接学生去参加革命，所以，他一听人家说我要去，我那会儿也就是小孩子一个，就知道我们有几个青年要去，所以他就又到北平来做别的工作，就把我们带出去了，带到斋堂，从斋堂然后学习，在那待了一阵，后来，在斋堂见到了杨成武，我对杨成武印象非常好，我也挂了他的相片。后来，我们知道他就是首先过大渡河的英雄，就更佩服他了，他接见了我们，让我们换上军装，还让我们又到延安，我们又有十几个人步行到延安，全是走去的，走的都是根据地，晋察冀的根据地。走到晋察冀、晋西北，日本人虽然全都占领了，但是真正的广大农村都在共产党的手里头。我们就都在这儿，到了延安。

　　聊生活 

　　修身养性练字学画 

　　[主持人]：因为您良好的文化素养，也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所以我知道您学画画好象也是之前才学的。您现在还每天都画画吗？

　　[于蓝]：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家里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弟弟、妹妹、哥哥都会写字，都比我强，我是因为参加革命早，该写字的年龄我也没有，平常也没有好好念书，学习成绩还是不错，数学什么都是成绩很好，但是，作文啊，背书啊都不行，写字也不行。这都是到老了闲着没事，这才拿起笔来。要不然你一天干什么，你不能老看报，看完了你还干什么呢？新闻也报道了，《参考消息》也有，都看了。然后自己就要写字，这样可以坐在那什么也不想，学人家能学好就学好，学不好，反正就是模仿吧，这是写字。下午我就抽出时间来画一会儿画，这个画也是学，我也没有正经地老师，学字还有字帖，这个画画有别人的画册，你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到的。我从前住在国务院宿舍，三里河那，现在我儿子住着，那儿没有电梯，我走不了，所以我搬到这儿来，就因为有儿童电影制片厂，你才有这条件，没有这房子，你哪儿去弄去，谁给我啊。就那已经都是了不得的，也还是人家给的，不是自己分配的。我们原来就是住在自己分配的保禅寺，现在那都变成一个漂亮的公司，三进院子，我们是住在那个后头一个院子，不是那个大院子，是那个小院子，大院子是正部长住的，我爱人是局级干部，我还是普通演员，他住在那儿，就住在后头，崔嵬就住在那院，他就住一个北房，就是一个大杂院。后来因为儿影有了房了，我才搬到这儿来。

　　坚持锻炼运动养生 

　　[主持人]：于老师您身体这么棒，您这么精神，您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

　　[于蓝]：我天天坚持锻炼，我做演员开始就要形体训练，主要就是说，不要发胖，年轻的时候，你吃东西，没有好吃的，有吃的就想多吃点，但是做演员就要限制自己，不能吃那么多。一般的都吃八分饱，九分饱。也不吃肥的，油腻的东西，对身体有好处，就是这样的。坚持这样的。我现在每天早晨，阿姨在打扫卫生，我就自己推着轮椅，从那个屋子一直走到这个整个的电梯那边，在那头转十个圈。还要做一些关节活动，大概45分钟。每天下午，阿姨和我一块，现在比方说不太热的时候，就是四点钟去，天气热我就要求晚上去，因为太晒得慌，晚上吃过晚饭，六点钟去，六点以后，因为我吃晚饭都是六点前吃，六点以后，六点一刻去，七点就回来了。她推着我，我下来走，有时候我下来走，走两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相当长了，等于半个公园，我走半个公园，然后她推我回来，我再走半个公园，就是两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二十多一点点。

　　[主持人]：您晚上都几点休息？

　　[于蓝]：我要求自己十点一定要结束看电视，赶紧洗脸睡觉。

　　[主持人]：还是早睡早起，健康的饮食。

　　[于蓝]：早晨六点就起来。

　　[主持人]：于老师您刚才说您看书看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书，这些书是自己借的还是买的？

　　[于蓝]：我住校，我住在学校里面，我在天津念书，没有在北京，住在学校里面，学校有图书馆，所以看书非常容易。它那书都有好几套，而且别人也不一定看，大家都看过了，反正轮流着，没有的时候你就先不看，等有的时候你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