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前宽：一个导演的电影观 感悟电影的品格和发展

　　李前宽　1941年生，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电影基金会会长。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1976年转任导演，1981年起与肖桂云合作执导了《佩剑将军》《开国大典》《决战之后》《重庆谈判》《七七事变》《金戈铁马》《红盖头》《世纪之梦》和《星海》等一系列影片。李前宽的电影作品关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有突出的史诗风格和博大厚重的历史气势，特别对历史人物的塑造极具功力。 

　　抉择比努力更重要

　　大半生的导演生涯，让我得出一个结论：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你抉择错了，再努力也是错的；抉择对了，经过努力就会达到理想目的。 

　　今天，我谈的主题是感悟电影的品格和发展。人活一辈子，“悟”很重要，其实我们的人生都在践行这个“悟”字。搞文学艺术，搞电影，都在“悟”字上下功夫。我从学电影到拍电影已51个年头，现在，我仍然处在“悟”的过程中，不敢妄称“悟明白”了。多年来的创作实践，让我与电影结下了浓厚的情结，我庆幸自己这一生选择了电影。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那块白色的银幕上变化出那么多奇妙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那时，我还喜欢画画。年少时曾梦想将来能成为一名画家。1959年，当我走出鲁迅美术学院的复试考场时，竟然又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考区的准考证。虽然这张小小的准考证不知何因在考试前一天才寄到我手中，但它却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敏锐地意识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那年我18岁。当我把要去北京报考电影学院的决定告诉母亲时，家境虽然困难，但母亲并没有反对。她最理解和支持儿子，也很清楚能去北京见到毛主席，学习电影，是儿子最大的愿望。我母亲有一句名言令我终生难忘：“只要孩子爱读书，妈就是要饭也要供你上大学”。母亲东屋借5块，西屋借6块，总算凑够了46元钱，把我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让我激动得彻夜难眠。从沈阳换车到北京前门，下车已是次日子夜，我错过了专业主项素描和美术设计的考试。翌日一早我赶到电影学院，边解释迟到的原因边把自己的画拿给主考老师看。老师十分痛快地同意我参加考试并安排我补考漏掉的科目。初试，复试，我过关斩将，在大连赴京的考生中名列前茅。

　　不久鲁迅美术学院发榜，我名列榜首。接着北京电影学院也通知我榜上有名。就在我兴奋万分之时，竟传来了学校不同意我去北京读电影学院的消息。理由是因我先报考的鲁美，应该去鲁美。为了让我死心，学校扣押了我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突如其来的关卡，没有挡住我到电影学院的决心，听任旁人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不甘心。

　　我出生在海边，大海的宽阔雄浑培育了我敢于进取的性格。在面对升学这一重大问题上，我的性格决定了命运。我没和家里人商量，私下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鲁美”说明自己因家庭困难无力上学，断了自己的退路。另一封发给电影学院，说没收到录取通知书。北京电影学院哪肯让自己录取的考生丢掉，迅速复函通知我已被录取并寄来一纸“新生入学须知”，要我必须在8月25日来京报到。

　　在北京电影学院5年学习电影生涯拉开了我毕生从事电影工作的序幕。也让我在这里，结识了导演系60班美丽的肖桂云。于是我们像两颗沿着各自轨道运行的星，在北京电影学院这块璀璨的星空中相逢了。我们相识，相知，相爱，毕业后，又先后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1968年国庆节，我们在长影一个潮湿阴凉的陋室里热热闹闹地结婚了。共同度过艰难的“文革”，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制片厂恢复生产，我由美术改行当上了场记、副导演，肖桂云干了本行场记、副导演到后来独立导演，我们夫妇俩殊途同归，奔事业的劲头也就更冲了。

电影《佩剑将军》剧照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作家张笑天对我说，我给你写个本子吧。这就是后来的《佩剑将军》。当时我只是个副导演，张笑天说给我写本子是在艺术上对我信任，并不能保证我可以独立执导。当时长影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个导演独立拍片前必须与人联合执导一部。厂领导找来我和肖桂云，说《佩剑将军》就由你们俩来联合导演吧。于是我和肖桂云这家“电影夫妻店”，从《佩剑将军》开始正式开张了。自此之后，我们联合导演了《甜女》《黄河之滨》《逃犯》《田野又是青纱帐》《开国大典》《决战之后》《重庆谈判》《七七事变》《红盖头》《金戈铁马》《旭日惊雷》《世纪之梦》和《星海》等电影，以及《血洒故都》《黄家医圈》《明月出天山》《朱元璋》《抗美援朝》《苍天圣土》等电视剧。

　　这些年来，我和肖桂云一直面对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面对着一些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反映农村巨变和战争的题材等，都是难啃的骨头。大半生的导演生涯，让我得出一个结论：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你抉择错了，再努力也是错的；抉择对了，经过努力就会达到理想目的。通过这些年的创作实践，做为导演，我们所选择的题材是正确的，我认为近代革命历史题材是一个富矿，这里真金白银多得是，关键看你怎么开采、怎么冶炼。怎样经过努力锻造出精品佳作献给广大观众，多出好作品，这才是硬道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我们的责任。然而，为什么当下一些主旋律作品会遭到扭曲呢？这是因为有的主旋律确实没有拍好——标语口号式地直奔主题，对着观众张着大嘴说革命口号——这绝不是艺术。那些急功近利，为了得政府奖而粗制滥造的电影，无疑违反了创作规律，必然遭到观众的反感。电影最根本的任务就在于通过艺术手段在银幕上塑造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反映出时代精神。达到这一目的关键人物是导演，好的导演善于调动综合艺术元素，把美好的追求体现出来。

　　《开国大典》的创作追求

　　冥思苦想，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以真实性与表现性相结合的艺术手段，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中感受历史，在表现性的画面里感受到象征。 

　　结合自己创作的《开国大典》，谈一谈我的一点追求。《开国大典》是为共和国建立40周年拍摄的献礼片。1981年在拍摄《佩剑将军》时我就有一个梦想，什么时候将解放军从拉开淮海战役的序幕，接着跨过长江、占领南京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升起，把建立新中国的史诗画卷呈现在银幕上，那该多好啊。等待了8年，当我们看到《开国大典》的剧本时兴奋不已，感觉到自己的梦想即将实现。当时已是1988年的夏天。

　　留给拍摄《开国大典》的时间不到一年，拍摄完成这部上下集的鸿篇巨制，困难可想而知。这部电影里共有138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要同时展现东北战场、平津战役、淮海战场、百万雄师过大江等重大战役，还有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的庄严仪式。有好心人劝我不要自讨苦吃，但我觉得这个题材就像一种无形的磁力在吸引着我。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片子拍好，为共和国40周年献礼。我坚信一条人生道理：困难再多，办法总比困难多。困难并不可怕，怕就怕你想不出办法，拿不出主意来。拍电影就是迎着困难前行的工作。

　　我首先要面对的是这样一部革命史诗大片，以什么样的风格样式去把握、去驾驭。冥思苦想，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以真实性与表现性相结合的艺术手段，即把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那些珍贵纪录片镜头，与我们拍摄的镜头融合在一起，巧妙地衔接起来形成崭新的电影语言。让纪录片真实性的镜头和我们拍摄的表现性镜头碰撞出新的火花，产生“化学反应”，拿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电影语言。我们试图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中感受历史，在表现性的画面里感受到象征。

　　影片《开国大典》主要展现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代表人物，以及国共双方的众多将领，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的风采个性与命运。在影片中，国共双方仿佛像两棵大树，一棵顺应历史潮流，蒸蒸日上；一棵逆历史潮流，不断枯萎。这种意味并非抽象，而是通过一场场戏剧冲突和人物个性体现出来。我认为，国共双方的领袖应该是活生生真实的历史人物，一定要突破以往模式化的表现。是真实的人，也应是人性化地去表现真实、历史的毛泽东，真实、历史的蒋介石，这样才能服人，也能感人。举个例子：电影里有这样一段戏：蒋介石下野后，到江防司令部视察，看到正在打麻将的李襄南正在讽刺自己：“老蒋半个江山都丢了，咱这算啥？”当李襄南发现蒋介石站在自己身后时，顿时呆若木鸡。按一般的处理方式，肯定是要表现蒋介石冷酷无情，李襄南跪地求饶。但我们不想这样常规地表现。我要让戏静下来，这时候越静，火药味就越足。在电影里，蒋介石也不说话，走到作战地图前一拍，落了很多灰，很明显好久没翻看作战地图了。蒋介石又走到镜头前同几个人一起打麻将，连赢几圈。蒋介石站起来说：“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天险能否守住，全靠诸位仁兄了。拜托。”言罢转身就走。这时，李襄南激动地喊道：“委座，李襄南誓与长江共存亡！”在拍摄现场饰演蒋介石的演员认为这段戏是“戏眼”，想连说三次“拜托”。但我认为只能说一次。因为对于堂堂委座蒋介石而言，说一次“拜托”就不得了啦，喊三次“拜托”就失掉身份了，也冲淡了“拜托”的意味。我告诉演员，“拜托”不要说得声音太大，要从嗓子眼里轻轻挤出来，有动情的感觉。看成片这么拍，果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中国京戏听的是味道，看电影也要看味道。中国国画讲究留白，要看出气韵生动，画外还要有画的张力，好的画家要给看画的人留下想象的空间。我拍戏也有些感悟，如何把中国绘画中的“画外有画”的感觉用在电影中，用表现性的造型意识给观众留出想象的空间，从而在银幕之外留下一种博大空间。举个例子，原来剧本中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平这场戏是这样描写的：车停下来，毛主席下车问叶子龙为何停车，叶说车坏了。这时李讷从车上跳下来，问毛主席：“爸爸，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进城。”“进城干吗？”“因为我们胜利了。”“你不是说胜利了去延安吗？为什么不去延安去北平？”毛主席说：“因为北平比延安大。”我们没有按照常规的方法去拍。而是采用人物画外音的效果处理。我们在长春机场，调动了一个团的战士，乘120辆卡车，让车队从两公里之外并排朝着镜头开来，用长焦镜头低角度拍摄，并在车队后面放了50个烟点。镜头里，120辆车由远而近开来，发出声响犹如千军万马，势不可挡，毛泽东和李讷对话突出了从画外飘来的空灵感，在天空中回响，产生了非常特别的声画效果。这个一分半钟的长镜头的灵感，来源于我童年在家乡躺在沙滩上，看着不断涌来的巨大海浪的感受。我发现，什么力量都无法阻挡巨大海浪的奔涌。蓝天上海鸥的鸣叫声在海涛声的衬托下，犹如在宏大的交响乐声中，一道小提琴声音清然响起的感觉，显得格外悦耳动听。我还让技术人员用火枪在镜头前景打出一道热浪，营造出了一种海市蜃楼的梦幻感觉。简单的一个镜头，我们就动了这么大的脑筋。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说李前宽不懂交通规则，汽车哪儿有横排着往前开的？哪儿有这么宽的路？艺术上有时候就需要不讲理，太讲理了就是循规蹈矩。而表现性的镜头处理是最能体现影片的浪漫主义色彩，这就是突破。

　　电影《开国大典》开篇，一个在满地死尸的推进镜头中，一名战士站起来迎向太阳，这也是一种表现性镜头。主旋律电影要有思想性，但艺术性和观赏性不能忽视。如果没有观赏性和艺术性，单纯地强调思想性，对着镜头喊主题，那就不是艺术，而是标语口号了。影片高潮表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喊“人民万岁”一场，当银幕上出现礼花齐放时，我同时叠化了许多在战场上冲锋的战士缓缓倒下的镜头——用每秒96格的高速镜头拍战士倒下时，像舞蹈一样美，拉长了他们牺牲的瞬间，升华美丽与崇高，更让观众形象地感受到：新中国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只要导演认为需要，就可以尽情打开自己想象的闸门。表现性源于生活，源于历史，要同真实性相结合。比如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站在镜子前凝视自己的静场；毛主席走到大街上自己看见“毛主席万岁”标语时的停顿，这时如果不是过路人跟毛主席说了句：“师傅，借个火啦您呐！”他可能多看一看，真实的生活细节会让银幕上领袖亲切而生动。这些绘画上的留白，或者文学上的闲笔，虽然无法构成戏剧的完整性，但是我们安插在影片中间，能让观众感觉到这些戏既是生活的，又是人物的，是他们能够理解的，从而产生一种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还有一场戏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时，毛主席豪情满怀地写下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诗句，文字上这样表现没问题，如果在银幕上表现，容易不生活化，太舞台了。我们颠覆性地改了这场戏，我让饰演毛主席的古月同志以胜券在握、终于有了酣畅淋漓的睡大觉的感觉，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地图前的椅子上。接下来是手里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主席睡得这么香，他舍不得打扰，就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类似的段落在影片中构成了很大的张力。

　　《开国大典》涵盖了辽沈、平津、渡江、淮海战役、北平和谈、开国大典等众多重大事件，把这么多人物、事件放在一部电影里，该怎么拍？说多了，絮叨；说少了，不够。这就必然需要把真实性和表现性结合得恰到好处，把握好节奏，处理好典型环境，并尽可能具有视觉的冲击力。该简练的地方一定简，该细致的地方一定细；大刀阔斧的泼墨与精雕细刻的工笔相结合。我们将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比如表现东北战场时，我参考了19世纪俄罗斯古典油画中的战场画面。用一个固定画面营造出战场结束的场景，死尸遍野，战马哀鸣，在军鼓中国民党军旗燃烧与一名士兵迎面倒下……拍平津战役是采用在北平城门前，我解放军与傅作义的起义部队换防的处理。而表现淮海战役时，我拍摄了这样一场戏：陈毅到战地医院视察，看到一名独腿的小战士给自己敬军礼，陈毅十分动情，把小战士的手放下来，自己给小战士敬了个军礼，小战士顿时泪流满面。紧接着表现杜聿明自杀未遂被人抬过来的情景。陈毅问此人是谁，杜聿明不报姓名。陈毅说了句：“古代打仗还自报家门呢，我是华野司令陈毅！”杜聿明不得不坐起来，说：“鄙人是败将杜聿明。”这时镜头随着担架走去移摇出后景千军万马的胜利画卷，这就是画龙点睛之笔。观众看到此处也格外感到过瘾。

　　电影科技与电影细节

　　无论到何时，电影的最高任务都是讲好故事，塑造鲜明、感人的人物形象。电影的品格和内涵，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内容。一切高科技都是手段，手段是为了内容和目标，是为了讲好故事服务的。 

　　在各个艺术门类中，电影艺术是最年轻的一门艺术，电影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它也是发展最快、最受人们喜欢的艺术。一百多年来，电影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腾飞：从16格黑白片，35毫米默片，到有声片，彩色片，立体声，宽银幕，环幕电影，球幕电影，地幕电影，3D电影，4D电影。在高科技的影响下，电影艺术发展之迅速，影响之大，是任何一个艺术门类都无法比拟的。高科技让观众在大银幕中体味到了真实感、互动感、物我合一感。电影高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了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境地，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概念上的特技手法和空间表现方式。电影可以宏观到让你进入太阳黑洞，也可以微观到让你走进人体的细胞乃至粒子，这就是高科技的魅力。由于现代高科技手段的高速发展，人类的审美价值观和创作思维都不得不随之改变。《阿凡达》的成功，预示着未来电影的发展势态，给人的视听愉悦不可限量，甚至将来不需要明星，也能制作出一部非常震撼、感人，而且异常真实的电影。

　　然而技术并不代表一切。最近我在深圳参加了一次“新技术、新媒体与电影”论坛，与会的各国专家学者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论人类文明与科技发展到什么境地，我们文学艺术、电影的最高任务、基本功能和规律都不会改变。文学是人学，电影也一样。无论到何时，电影的最高任务都是讲好故事，塑造鲜明、感人的人物形象。电影的品格和内涵，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内容。一切高科技都是手段，手段是为了内容和目标，是为了讲好故事服务的，单纯炫耀技术的电影是没有生命力的。好莱坞电影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讲好故事，为了让观众看到精彩、动人的故事，留下美好、感人的形象，他们不惜调动一切手段。

　　除了故事，电影的细节也非常重要。电影是一门细节的艺术，细节是结构故事的重要元素，观众能够通过影片的细节看出导演的追求和想法。我想拿前苏联一部音乐片《作曲家格林卡》中的一场戏为例：格林卡在参加完一场假面舞会后回到房间，看到故乡的一幅画，幻化出家乡的情景，显然他想家了……接下来是格林卡从威尼斯返乡的路上，看到了劳动着的人民，听到了集市中的叫卖声，感受到了热烈奔放的生活。一进入祖国的土地，格林卡就急切地跳下马车，趴在土坡上，双手抚摸着祖国的土地，嘴里说着：“祖国呵，我回来了。”这时，嘴唇干裂的格林卡，看到一个挑着水的美丽的俄罗斯妇女从河边走来，于是他单腿跪地向妇女讨水喝。格林卡拿起水瓢，发现清澈的水波上飘着两个美丽的野花瓣。接下来导演的处理非常精彩——他并没有让格林卡狼吞虎咽地喝水，相反的，在格林卡的嘴唇即将接触到水的那一刻，画外传来了少女动人的歌声。那是俄罗斯古老的民歌《田野静悄悄》，那么纯朴动听，格林卡的注意力立即被少女的歌声所吸引，竟然忘了眼前的水！他转过头去，顺着歌声，眼前看到大全景的跟摇镜头拍美丽的伏尔加河上漂流而下的木排上，在一个草垛中露出了3只小脚丫。格林卡完全被这么美的景色和歌声迷住了，这时画外传来妇女的声音：“喝啊。”格林卡这才意识到，自己竟忘了喝水。这场戏处理得十分精彩：一来表现了作为俄罗斯人的作曲家格林卡返回祖国的迫切心情，二来表现了作为音乐家的格林卡不仅渴望祖国的水，更加渴望祖国的音乐。几个简单的镜头，就表达出了导演的追求，不喝水的表现方式反而比喝水更加过瘾，而且十分合理。大家都看过的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那几个小提琴手在即将沉船时仍然坚守岗位，为乘客拉着小提琴。这样一个镜头表现出了人处危难时坚守职责的神圣感。大家纷纷逃命的时候，男人先让妇女、儿童上救生艇的群众救生场面，张扬了一种人类的崇高品格，这当然也是电影的品格。

　　我认为，正是由这些无数细节的处理高下、故事讲述的高下、人物塑造的高下、主题思想体现的高下、艺术手段表现的高下，决定着影片品格的高下。人们观赏电影正是观赏品格。

　　电影人的使命感

　　导演就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把对创造历史的主体和电影艺术庄严地融合，让创作银幕辉煌成为一种自觉，以极大的才情调动一切手段，这样才能在银幕上点燃精神的火把。 

　　黑格尔曾说过，史诗就是民族的传奇，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就是史诗的根源。电影对史诗的把握，是件很严肃的事情，绝对不是以浮躁的商业动机去赶时髦。创作电影史诗要沉下来思考，要以沉淀下来的心态和对史诗的崇敬感去面对历史，这样才能为历史，为民族留下瑰宝，留下永远的记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导演的任务就是把它拍摄成电影。导演就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把对创造历史的主体和电影艺术庄严地融合，让创作银幕辉煌成为一种自觉，以极大的才情调动一切手段，这样才能在银幕上点燃精神的火把。没有这种心态，就拍不出具有品格的好作品。

　　当历史经过沉淀，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我们这个民族在历经劫难之后，走向成熟、走向大度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清醒地回眸过去那段民族历史。中国电影的红色情结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发明。老一辈革命家、电影家在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中就将镜头对准了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以现实主义创作的风骨，面对生活，展示中国人民的风貌、弘扬中华文明以及传统文化。1935年拍摄的《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竟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是任何国家都罕见的。我们传承了老一辈电影家在烽火硝烟中创造的这条红线，并在新时代努力发展这条红线，继《开国大典》之后，我们接连创作拍摄了《决战之后》《重庆谈判》和《七七事变》等几部鸿篇巨制。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影片《七七事变》在香港举行大型首映礼新闻发布会，当时“美国之音”驻港首席记者向我发问：“请问李导演，你们拍了共产党打国民党的影片，这回却拍了国民党打日本的电影，您对自己这一创作现象作何解释？”面对众多媒体、记者，我坦言：“中国导演以镜头聚焦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事件为己任，在我们的历史中就有共产党打国民党的历史，该打就得打，不打怎么会有新中国呢。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有全民族一致抗日的历史。这是一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有许多国民党爱国将军血洒疆场，为民献身，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至今北京的街道还以这些爱国将领的英名而命名：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抗日英雄不依党派论是非，我想告诉这位美国记者朋友：中华民族有一个美德，哥俩有时吵架，可是当外寇来犯时，哥俩一致抗击外寇，打完外寇哥俩再吵也是一家人。你想知道国民党29军弟兄怎样在卢沟桥上抗日吗？请您看《七七事变》。我的回答您满意吗？”

　　这位美国记者连连说：“满意！满意！”接着他又问：“请问李导演你与太太下一部戏拍什么，能透露一下吗？”我说：“我们在作品中，国民党也打了，日本鬼子也打了，下步该打美国鬼子了。我们正在筹拍《抗美援朝》，这不是打美国鬼子吗？”全场一阵热烈掌声和笑声。第二天，香港报纸大幅报道：李前宽导演答美国记者问：“打完了日本鬼子就打美国鬼子。”引发了好一阵子轰动。

　　1997年至2000年，从筹备到拍摄完成，我们用了4年时间把大型史诗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抗美援朝》制作完成。这部33集的电视剧是中央电视台重中之重的大制作，投了巨资，花了大力气，一流的团队，在美国好莱坞拍了一个月，又把美国演员、俄罗斯演员、非洲演员于冬季和夏季两次请到中国拍摄。从美国和莫斯科调来特型演员，完全按着拍大片的方式完成，洪学智上将做总顾问。这部讴歌爱国主义、讴歌毛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讴歌我志愿军干部、战士为祖国的献身精神的电视剧，令所有看过完成片的人都感动得流泪，大家认为是最有震撼力的作品。眼下，香港凤凰台正在热播“抗美援朝”纪录片，用大量的采访、纪录镜头报道了昨日的那场战争。主持人说：“据悉，美国和韩国正筹划拍摄“韩战”，从他们的观点与角度出发反映60年前的那场战争。我们中国那么多导演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拍？”其实，我们十几年前就拍了，只是至今未播。我国当年拍的《上甘岭》《英雄儿女》《烽火列车》《奇袭》都是深受观众欢迎的好影片。一个时代留下一个时代的作品，也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电影人是有使命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

　　2010年，是属于中国电影的年头，是电影的丰收年，也是中国电影更快发展的一年。我们感受到党和国家对电影的关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电影的好政策，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呼唤社会各界支持电影的繁荣和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他指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这个提法从科学发展观角度把文化产业的定位提升到历史的高度。当前中国电影适逢历史最好的黄金发展期。2009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62亿，2010年则突破百亿大关。银幕块数由4750块发展到5500余块。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以30%的速度迅猛发展，这一速度是世界第一。中国电影的发展态势，让我们倍受鼓舞。然而，中国要从电影大国发展为电影强国，还任重道远。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还不够科学：我们的票房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带，二、三级城市和边远地区看电影难的问题尚未解决，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影片的数量上去了，2010年年产526余部，但超过50%的影片却进不了院线，电影院线和媒体炒作的总是少数几部商业片；此外，发行放映难的问题，电影产业上端的无奈和尴尬，投资人得不到实惠，拍电影的人亏本、放映电影的人旱涝保收的问题，以及既懂得艺术规律、又懂得策划融资的复合型人才过于匮乏等一系列问题依旧存在。我们的电影还缺少有震撼力的精品佳作，中国电影如何真正“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如何放映中国电影等问题都亟待解决。

　　我们已步入2011年，在国家经济发展大好态势鼓舞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电影将在实现由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发展中加快步伐。在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里，中国电影产业必将呈现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好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