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战斗英雄董存瑞成长历程的电视剧《为了新中国，前进》，已经拍摄完成，有消息说不久后将登陆央视一套，剧中的董存瑞由“许三多”王宝强饰演。

　　自然而然地，怀想起那部激励过无数心灵的黑白电影《董存瑞》。

　　回眸往事，已87岁高龄的导演郭维勾勒出的岂止是一部经典老电影的台前幕后，那是共和国新生于艰难困苦中的轨迹，是对亿万群众无私奉献的铭记。

　　一下，两下，三下……枪托狠狠砸向桥拱下方，直砸了十几下，裂缝终于出现。

　　就快凿出放置炸药包的支撑点时，冲锋号响了。头顶上，两挺机枪还在疯狂扫射，冲上来的战友接连倒下。

　　再没有时间了……

　　只见，炸药包被托在了手心，高举过头顶。天崩地裂的一声轰响。

　　旋即，一切都静了下来……

　　此时，导演郭维听到身旁有女观众轻轻抽泣。

　　他知道，《董存瑞》成功了。

　　那一年，郭维33岁。

　　“我太感谢当时剧组里制景的同志了。我跟他讲，这个桥一定要搭到位，最好砸到七八下以后才出现裂缝。结果真让他弄成了，真是砸了十几下才看见裂缝，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起来了。英雄不是一上来就牺牲自己，竭尽所能之后的艰难选择，才是伟大的、感动人的。”面对记者再度回首这部在新中国历史上写下非凡一笔的电影时，郭维已是87岁高龄。

　　起初，87岁的老先生看到记者一张“80后”的面孔，多少有些迟疑，因为他即将讲起的那段往事，对年轻人来说也许会恍如天方夜谭。

　　逃难中的郭维一路“退”到了革命的最前沿，他与电影，就此开始越走越近了

　　说起来，郭维与电影的缘分竟是起于现实的逼仄。

　　郭维生于1922年，家在平西长辛店，离当年的北平不到40里，现属北京市。儿时的华北，硝烟弥漫，山河破碎。讲起年少时的家国，他常常用到“准亡国奴”这样的字眼。

　　因为父亲、兄长都非常爱国、追求进步，13岁那年，念北京成城中学的他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有时，郭维会在星期天和同学一起去丰台玩，走着走着，看到铁路丰台站竖了两块站标，一块是日文的，一块是中文的，站标旁站着日本哨兵。到了前门，还能看到列队的士兵喊着口号走过，那不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士兵，而是日本兵、美国兵、法国兵……

　　郭维在长辛店的家离卢沟桥只有8里地，在“七七事变”前，夜里，他都能听到日军演习的枪声。

　　战争打响后没几天，“我们一家决定南退，不当亡国奴”。

　　从保定到武汉，从武汉又到了西安，最后，在西安的一个八路军办事处，郭维被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那是1938年，郭维才满15岁。

　　因为延安粮食吃紧，那时陕北公学迁到了陕西咸阳的旬邑县，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被编在二区队34队。

　　那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亲切。上课就是一人一个小马扎，在树底下一坐，老师就在院子里讲课。老红军给学生们做饭，学生都住在老乡家里，热情的老乡腾了房子，七八个人住一间屋子，床不够睡就打地铺，铺上草就睡了。

　　对这样的生活，郭维适应极了，他仿佛亲身经历着《西行漫记》中描述的真正的红军生活，最初的朦胧崇拜已渐渐具象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待到校长成仿吾成立陕北公学流动剧团时，大伙儿都鼓动郭维去报名，因为他演过话剧，又懂京剧，还会拉胡琴、画画，颇有些文艺特长。不成想，还真让他考上了。1938年底，才上了几个月学的郭维就被调去流动剧团工作。

　　兵荒马乱的岁月，逃难中的郭维一路“退”到了革命的最前沿，他与电影，就此开始越走越近了。

　　“不要叫我艺术家，我不是什么‘家’，我就是一个文艺兵。”

　　“不要叫我艺术家，我不是什么‘家’，我就是一个文艺兵。”采访中，每逢记者说漏嘴，称郭老为“艺术家”时，他就会缓缓地、坚定地纠正。时代的烙印，清晰而深刻地留在郭维身上，透着一股子久违的清亮。

　　称郭维为“家”，其实丝毫不为过。

　　郭维长期在部队从事话剧工作，陕公流动剧团、华北联大文工团、火线剧社、群众剧社，他都呆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文工团团长。

　　1950年，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要找助手一起拍《新英雄儿女传》，挑中了郭维，郭维随即被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成了《新英雄儿女传》的副导演，从此入了电影导演这一行。

　　1953年，他首次独立执导了影片《智取华山》，在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一举夺得“争取自由和平奖”。而他在1954年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后着手拍摄的电影《董存瑞》，上映后更是轰动一时，影响深远。日本导演木下惠介1956年访华时观看《董存瑞》后，看到郭维很是惊讶，他原以为该片的导演应该是一位四五十岁、经验丰富的电影艺术工作者，万万没想到，郭维才33岁，而这不过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二部电影。

　　厚厚一打竖版、繁体字油印的《〈董存瑞〉导演阐述》摆在桌上，这份珍贵的笔记，在经年累月后，连郭维自己都找不到了，幸而被人从历史资料中寻见，又影印给他。

　　国际大奖的奖杯就放在北影，郭维至今没去看上一眼，他毫不在意，可当年的拍摄笔记又回到身旁，他却格外喜悦。

　　其实，《董存瑞》诞生的细节他大都记得清楚，到今天细讲起来，中间有许多经历已然成了“不可想像”。

　　张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正是郭维心目中那个小鼻子小眼、一笑一对酒窝、一看就是农村娃模样的“董存瑞”

　　当年的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把《董存瑞》的剧本交到郭维手里时，其实是给了他一个烫手山芋，“这个戏给很多导演都碰了钉子，交给你拍吧！”

　　1954年筹拍电影时，于1948年牺牲的董存瑞已是全军学习的榜样，如何塑造这个榜样成了郭维最棘手的难题。

　　英雄不是天生的，完美无缺的英雄反而会给人冷冰冰、干梆梆的感觉。郭维决心颠覆那时候惯用的“高大全”路数，用艺术的手法让人们看到英雄的成长，看到人民军队的成熟。

　　头一条就是演员不能选标准的“英雄脸”。郭维到华北军区文工团戏剧队选演员时，话剧演员张良被喊去面试，队友问他选的什么角色，他一拍脑袋说：“我这样儿，能演啥？通讯员呗！”相貌不算英俊、嗓音略带沙哑的张良那时候不太自信，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正是郭维心目中那个小鼻子小眼、一笑一对酒窝、一看就是农村娃模样的“董存瑞”。不光张良，许多人都没想到，“董存瑞”从形象上就跳脱了高大威风、唇红齿白的“惯例”。郭维就是要让这个普普通通的嘎小子在吃上八路军的粮食后，长成惊天动地的战士。

　　电影正式开拍前，郭维到董存瑞的家乡生活了几天，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写出导演台本，自始至终秉承“既须大胆，也要谨慎”的创作态度。

　　这时候，丰富的敌后文艺工作经验帮了大忙。郭维曾硬着头皮“下去生活”，从听不懂土话到能跟老百姓畅谈。他还被派到冀中的部队里呆了一年，除了不让他上阵打仗，那时的他跟普通战士没两样。那些十几岁的小战士太可爱了，他们刚参军时什么都不懂，就是有着抗日愿望的普通孩子，是部队将他们历练成刚强的士兵。董存瑞活泼、能干、嘴皮子灵的个性，年龄不够参军时和赵连长“泡蘑菇”请求入伍这些细节，正是从这些小战士身上来的。

　　而后，从“摔跤比赛”、“十发子弹”、“检讨会”、“反扫荡”、“参军”、“连长谈话”，一直到“争过推功”、“入党”、“选爆破队长”，环环相扣中，董存瑞的形象丰满起来，亲切而不失坚毅。

　　电影中的董存瑞激动过多少心灵，已无从计算。直到今天，中小学生还在从《董存瑞》中汲取力量，不是教他们去模仿英烈，而是因为，“无论哪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不要忘记，人类永远不能丢掉追求正义与和平的向往和勇气”。

　　这股恒久的张力，使得许许多多、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回忆时，总觉得那些黑白画面其实有着格外饱满的色彩。

　　演员都是自己背口粮和锅子上山，哪像现在有的明星，拍个戏还带着保姆

　　拍摄中，困难叠着困难。

　　解放初期，物资匮乏，拍电影远不是今天的排场。

　　当时捏在郭维手里的电影胶片，是1比1.25，最多1比1.5的配比。这就意味着，留出每个镜头前后必须剪去的无用长度之外，几乎所有镜头都必须一次通过。这对演舞台戏出身、从未上过电影的张良来说，很难很难。

　　刚开始，张良没信心，几次三番急哭了。一场“蘑菇”赵连长的戏，愣是排了一整天，练了三十多次。郭维不着急，耐心地给他讲戏，因为他要的就是张良的淳朴和这股不服输的韧劲。

　　抢救玉兰子的戏，场面硝烟弥漫，需要爆破，郭维怕出状况，不放心让别的孩子演，就用了自己的女儿郭玲玲。一场戏里，张良从很远的拐角处跑来，冲过爆炸后漫起的烟雾，卧倒在镜头前，他一遍遍地练，直练到手脚擦破，头脑晕眩，几乎晕倒。

　　当时粮食统购统销，在昌平拍外景时，北京的粮食半路被截，运不进来，剧组就天天吃小米饭。“拍《智取华山》那会儿，演员都是自己背口粮和锅子上山，哪像现在有的明星，拍个戏还带着保姆。”这种艰苦，郭维根本不当回事。

　　更难的是，黑白胶片的感光度有限，外景只能在阳光照射下拍摄。《董存瑞》剧组在十三陵拍外景时，正赶上北京酷热，一连40多天，天是大晴了，可阳光下气温一不小心就蹿到40摄氏度以上，张良笑着说，“我本来长得就黑，现在脸上都晒吐噜皮了！”结果，郭维在拍摄现场中暑晕倒了。怕耽误进度，他在医院打了两天点滴又赶紧回来接着拍。

　　其实，天热还是“小意思”，郭维拍《智取华山》时，华山上阴天连着雨天，就是不见太阳，即使天放晴，有些山头一天也只能照到十几分钟阳光。千尺幢那场戏，为了等那十几分钟的太阳，在直上直下的悬崖峭壁，演员们站好位置，摄影师架稳机器，折腾了四五次才拍成功。

　　虽然艰苦，但郭维说那些拍电影的日子格外幸福。

　　《董存瑞》的剧组里来过很多支援拍摄的部队，在北京时是中央警卫营的两个连，也就是今天讲的“8341”部队，到东北拍内景时又是别的部队。郭维深深感谢那些不知名的战士，尤其是为了给最后的高潮以足够的铺垫，有一场冲锋号响起后，战士们边冲锋边在枪林弹雨中倒下的戏，“那个枪上都是上了真刺刀的，我一再跟他们说，小心，倒地时千万别扎伤了。”这群打过仗的真勇士在现场沉着、激动、坚毅、昂然，给了让郭维极为满意的一个长镜头。

　　而那个被张良砸了十几下才出现裂痕的道具桥拱，也是郭维一直念叨着，赞叹着的剧组工作人员心血的结晶。

　　郭维丝毫不掩饰对团队中其他演职人员精彩补充、确切校正以及全情投入的感激。在他的心目中，“《董存瑞》不是我郭维的，它属于那个年代，属于那些英勇的生命，属于新生的共和国。”

　　他把对老百姓的深深敬意，化到了一部又一部电影中去

　　专访郭老，记者本是为着探讨电影艺术而去，没想到在采访中听得最多的词竟是“群众”、“老百姓”、“老乡”和“人民”。

　　在郭维看来，当年的艺术再怎么雕琢，用今天的眼光打量，依然不免粗糙，这是时代的局限。但是不是把“群众喜闻乐见”放在艺术创作的首位，在今天仍是必不可缺的考量。

　　所以在天阴或身体虚弱无法拍片时，在受到错误批斗影响电影拍摄时，他首先想到的都是“不能白费了老百姓的血汗钱”。郭维太知道群众的珍贵了，若不是他们豁出命来支援共产党，新中国无从建立。

　　在日军大扫荡时，郭维曾受华北联合大学上级之托，独自一人保护跟不上行军转移速度的孩子们。

　　坚壁清野间，他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孩子带着三四十个十岁上下的小孩子躲避日军捕杀，无奈之下只有把孩子们安置在阴冷的山洞。附近的老乡可怜孩子受冻挨饿，二话不说，每家来领走一两个，给他们换上自家孩子的衣服，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带着。一旦遇到日军搜查，他们就领着孩子逃上山。

　　扫荡过后，孩子一个不少地交还给上级。郭维永远记着老乡冒死相护的恩情。

　　郭维经历过许多生死一线。独自穿过封锁线时，老乡一把把他拖进家里，塞进地道，躲过日本鬼子。被派到无人区弄粮食时，反穿军装当伪装的他一眼就被看出是军人，还是老乡拉上他就往家里跑，到家就给推磨，装粮食。那家的姑娘看郭维就带着一张被单，浅浅一笑，把被单接过去给缝成口袋，好多盛些粮。他至今都记得那家人的面孔。

　　在敌人的炮口下给百姓演戏的那一个月，郭维永生难忘。

　　1942年日军大扫荡，一些地区沦为敌占区，为了让那里的老百姓相信共产党没有忘记他们，郭维和几个剧团成员排了一些七八分钟的小戏，在天黑后溜进去演。没有正规的戏台，就是在某个院子的空地上，地下支部把附近的老乡都聚集起来，另一边，找人荷枪实弹包围不远处的日军炮楼。

　　灯一亮，地方干部先讲话，说，乡亲们，你们这些日子受委屈了，我们一定打回来，这里早晚得解放。老百姓一听就哗哗地哭。

　　虽然都是粗糙的小戏，演的人是拼命的，看的人也是拼命的。有好几次，他们刚演完撤退，枪炮声就在身后追着了。戏演完了，老百姓就是不肯回去，他们一定要在路口守着，直看到他们安全出村。那种生死相依，刻骨铭心。

　　“我尊敬那些老百姓，那时候党和群众真的是鱼水深情啊！”他把对老百姓的深深敬意，化到了一部又一部电影中去。《董存瑞》中那些“妻子送夫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场景正是向老百姓致敬，而之后的《花好月圆》、《柳暗花明》、《笨人王老大》中，依然有浓浓的群众气息。直到1998年，从中国电影家协会领导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他的目光依然没有离开过群众。

　　一屋子的人都安静了，静静地陪他一起怀想，陪他一起纪念

　　好几次，郭维欲言又止，“不讲了，对你们年轻人来说，这些太残酷了。”

　　他若有所思地摇着头，慨叹着，“过去，部队要打胜仗，干部知道自己的战士有多重要，知道背后的老百姓有多重要，可现在有些干部，就不知道人民有多重要，还以为当了官就成大老爷了。”

　　四野攻打天津时，郭维也参加了，做的是后勤。战争打响后，敌后的老百姓听说军粮送不上前线，都把自家的小车推出来，拉上粮食就往前线跑。那真是白天黑夜一刻不停地赶路，饿了，军粮一粒不动，只到路边的农家讨口饭吃。太长时间不眠不休，夜里有人推着车就昏睡在地了，后面的车赶上来，黑黢黢的哪里看得见地上有人，撵过去，死的、伤的，太多了。“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是小车推出来的，这话一点不假。”郭维感慨，“要不是有这样的老百姓，我们凭什么打胜仗？”

　　郭维哽咽了，眼中含泪，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和他的战友们，和那些如今他只记得面容已喊不出名字的老乡们，他们付出了一切。

　　其中代价几何，无以言说。

　　一屋子的人都安静了，静静地陪他一起怀想，陪他一起纪念。

　　如今，郭维过着素淡的生活，家里订了不少报刊，尤喜阅读杂文，晚上睡觉前，他还会捧着金庸的武侠小说沉醉一番，每看就要过瘾，有时一看就看到凌晨两三点。说起这年轻人般的阅读喜好和生活规律，老先生自己都笑了起来。

　　他说，如果再让他拍电影，他还是要讲战争年代的故事，把镜头对准那些兵、那些老百姓。

　　畅想的片刻，他的眼神一下子生动起来，像极了身后的黑白相片———年轻的他一身戎装，俊朗地笑着，眼中满是憧憬。

　　那一刻，终于懂得，在《董存瑞》之外，郭维为何断断续续讲起那些跌宕、沉重的往事，他是在用生命的历程诠释艺术。

　　采访那天，郭维刚从病中复原，身体尚有些虚弱。女儿时不时地询问他是否需要休息片刻，他不理会，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没停下来喝过水。为了方便记者记录，他就一直倚靠着餐桌，坐在一张硬木椅子上。

　　他太需要讲述了。

　　这个时代也太需要那代人的讲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