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演员，濮存昕算得上圈里的异类，他身上承续着北京人艺老一辈艺术家为人为艺的传统，低调、平和、戏比天大。近年来他逐渐远离曾令他获得巨大声名的电视圈，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姿态在戏剧舞台上演绎着人生百态。

　　另一方面，濮存昕又有非常高调的一面，自从2000年11月接受卫生部邀请成为第一位“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十一年时间他持续活跃在艾滋病宣传以及救助艾滋病致孤儿童的公益活动中，并陆续担任“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无偿献血形象大使”等公益代言人，可以说“公益”早已成为濮存昕演艺事业之外最鲜明的标签。当下中国，各类公益活动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既有广大民众参与公益的热情，一些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也面临各种质疑。公益，更加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和理性的思考，所以特别采访濮存昕这位中国公益事业的资深参与者，请他聊聊十余年来公益路上的思考、转变与领悟。

　　把我生命的几秒钟给你

　　第一次在公益活动现场见到濮存昕，还是去年7月濮存昕爱心教育基金资助的“北大荒——北京希望之旅夏令营”开营式上。在一间宾馆的会议室，没有主席台，只是整齐地摆着十几排木椅，前面空出一大块儿活动区域。在场内忙碌筹备着的都是年轻时到过北大荒插队的老知青，彼此间很是热络熟悉。置身其中好一会儿，才注意到濮存昕，他头戴棒球帽、穿一件普通的灰色T恤，随意地坐在靠近过道的位置上。除去一双发亮的眼睛，整个人明显卸去了舞台上的光芒，正和身边人聊着家常。这儿就像一场普通的老友聚会，一点儿也没有惯常公益现场的仪式感。

　　晚7点活动开始，来自黑龙江宝泉岭农场的几十名优秀初高中学生们蹦跳着进入会场。一些活泼的孩子好像早知道会经过濮存昕的座位似的，有直接扑上去拥抱的，也有伸出手掌来个响亮的击掌的，濮存昕瞬间来了精神，满面笑容地一一互动着，这份儿热情与热闹让原本简单的会场顿时有了气氛。

　　孩子们是当晚绝对的主角，他们坐在最靠前的位置上，轮流上前或表演或参与游戏。3个多小时里濮存昕始终腰杆挺直地坐着，不时地大声叫好鼓掌，即便大多数时间里没人会留意，可绝不敷衍，心神都聚集在孩子们身上。

　　活动接近尾声，所有孩子几乎是一拥而上要求合影签字，只见濮存昕被一大堆小脑袋挤在中间，一边龙飞凤舞地在笔记本、T恤、背包上签着字，一面还随时照顾着拿着相机的孩子的镜头，“看这里，看这里。”一个孩子叫着，他就努力将脸从身边孩子的包围中探出去，冲着镜头给个大笑脸。和孩子的合影更别提了，有要求配合姿势摆造型的，有两三人合照完了再单独照的，有求必应。

　　眼看着一个个孩子舒展着小脸儿，心满意足地拿着签名回去了，工作人员又上前商量起随后几天的一些细节安排，等到终于找到空隙和濮存昕提出采访要求，已经接近夜里12点。近距离一观察，刚才还精神满满的濮存昕满眼血丝，明早还要赶到外地演出，只能简短地问上几句，另约时间再谈。当晚他说的这样一段话让笔者印象很是深刻：“我知道不能陪孩子天天玩儿去，今晚上我一定得满足他们，签到最后一个，我才能走。签名是干吗的，写在上面就完事儿了吗？不，签名是人与人交往中的一种心态，请你把你生命中的几秒钟给我，当面签，当面递给人家，只能为他们做这点儿事，就诚心诚意去做。”

　　不知道在濮存昕出名后，尤其是参与到公益活动之后，这样的合影、签字他重复做过几千次几万次。在这个并没有摄像机镜头关注下，这样一场由他发起，已经持续5年，并不为人熟知的小型公益活动中，他将自己5个多小时的生命热诚地献给了来自“第二故乡”(濮存昕语)的孩子们。

　　正是基于这个晚上的所见所感，当后来笔者陆续采访卫生部、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及濮存昕爱心教育基金会的相关负责人，能够很自然地理解听到的这些细节。比如他单膝跪地配合受救助儿童表演节目；比如他曾经在一年内参加近一百次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各类活动；再比如当很多人对艾滋病致孤儿童讲周围这么多爱心人士为你们捐钱捐物，你们一定要感谢他们，要学会感恩，而濮存昕却讲：我和你们走到一起，大家都是互相支持，我能做的只是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陪你们走一段路。

　　“有时也觉得我个人能力太小了，你费这么大劲儿，讲一天、半天儿的，他万一扔到脑后呢。但这事儿都得慢慢地做。”

　　您投身公益有十多年时间了，算是中国公益事业的先行者吧？

　　濮：一定要排斥这样的说法，我就是参与者，比我早的有很多。而且公益不是这几年的事，老早就有。不过现在是从整体的社会风尚层面出现了，就是大家伙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了。原来都没能力，早前我还挺穷的呢，我直到27岁才提干，每月才挣三十多块钱工资。在这以前，战士津贴费最高只有十二块钱。

　　我是碰到一好时候，中国的传媒是改革开放最突出的行业之一，发展最快、社会成效也好。到了上世纪90年代忽然间拍个电视剧我就出名了，从那时候开始，广告来了。坦白地说，广告就是你把形象给人家了，人家一下就给你这么多钱。你是有能力做事情，舒舒坦坦做点儿事情，也特别自然。

　　忽然而至的名利肯定也扰乱了您的生活，参与公益是不是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平衡一下？

　　濮：对，突然间生活状况大大好转，可以买房了，换一辆好车，之前就一辆二手的小破车，演了《英雄无悔》之后才买了辆切诺基吉普。你自己的生活解决之后才有能力顾及他人。我之前还有怨气呢。记得有一次参加企业活动，有一记者就说：哎，你是不是因为拍广告成暴发户了？听起来就很别扭，当时我有点儿不平，就问：您住单元房么？我还没住单元房呢？我蹲在公共厕所里人家跟我一个演员聊天，你说我跟人家发这种牢骚。

　　我接受《面对面》栏目采访时，王志曾眼对眼直瞪着我问，你做公益有什么目的(笑)，这种疑惑是很正常的。

　　我还碰到什么事呢？90年代中期开始拍广告，当时有一些批评，质疑不少明星都参与的某钙片广告，说明星集体缺钙，也包括我。当时还收到了观众的信件，夹着一个广告单，旁边写了批语：“不要脸！哈巴狗！人家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是很激烈的语言，第一次面对这么直接的批评，而且不讲一点情面，心里一直怦怦怦怦跳。

　　无论如何，这种事情会促使你去想，你是一个先富裕起来的也好，占得先机也好，你怎么才能够做得恰如其分。如王志所说，你是不是有个人目的呀？这肯定有一点。所以一切都是综合的、立体的。

　　2000年卫生部找我做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很自然就答应下来去做。

　　采访卫生部那边听说，之前找过好几位明星，都不愿意，甚至有人一听艾滋病就啪地撂电话了。

　　濮：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的。人家让你做个宣传，宣传就宣传呗，那时候没想到接下来这么多事儿。商业广告你能拍，让你拍点儿宣传广告，拍就拍呗。

　　在资料里看到，您第一次和艾滋病人合拍宣传片，这位艾滋病患者还在发着高烧，他手上还有流脓结的疤。您注意到了么，当时有含糊么？

　　濮：当时他已经高烧很长时间了，医生说40多天了，热度一直退不下去，还是在重病期间。别的病人都不愿意出镜，他说：“我拍，我妈我爸也不让我拍，但我愿意拍。”多好一孩子！才22岁。

　　那时候我已经掌握相关知识了，正常接触不会传染，而且我手哪儿也没有破损。有人说最好还是别握手了，握就握呗，他手背上有疤，手心又没有。

　　您拍完公益片后，接着又参加培训团，下到新疆云南等二十多个省市去宣讲。卫生部的王新伦在工作笔记中记录，2001年到2002年间，您参加的各类活动达100多次，完全是没有报酬的。为什么一叫你就去？

　　濮：那时候也没现在这么多事儿，剧院里戏没有那么多，就是拍戏也能倒出空档来。当时主要是参与政府培训，基本是省地一级，共青团、财政部、司法部门全都来听。我负责讲“社会参与”的必要性，前面有人讲国际形势，有人讲艾滋病病理，讲国家政策，我最后煽动下大家情绪，就是鼓励社会参与。我看重的是你所能达到的推动力，因为针对的是各级政府的主管部门，把科学的理念传播出去，这非常重要。

　　有时也觉得我个人能力太小了，你费这么大劲儿，讲一天、半天儿的，他万一扔到脑后呢。但这事儿都得慢慢地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嘛。这么多年，这种局面的改变就是一次一次的事儿。有时候你自己想，有什么用啊，弄个大集会，大伙儿喊喊口号，发发宣传品，然后就偃旗息鼓了。但你就得捏起拳头来，就得喊这口号，就得对社会有冲击力，影响到媒体，反正得弄出点儿动静。艾滋病宣传没有动静怎么行呢，你就去参加活动好啦，谁叫都去。

　　采访时听青基会的工作人员讲过一段儿你们深入到河南艾滋病村的经历，一路上所见真是触目惊心，您有什么感受？包括当地那种封闭的、力图隐瞒的做法？

　　濮：当时是一大批艾滋病人开始进入死亡期了，感染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免疫力下降，病毒性的疾病就来了。现在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上来了，就不用救济，我们的扶持重点也从小学慢慢过渡到中学，再到大学。

　　就是正视目前这种形式，有些地方过去还捂着盖着，也不让记者去，你防什么呀？重点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已经失去最早的机会了，整个社会集体负这个责任，就得大声疾呼，主管部门要负起这个责任。

　　当时想推进这个事情非常困难，那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儿无力感？觉得自己想做事儿，但是很难。

　　濮：我的角度不一样，因为我不是个体志愿者，我基本是在和政府合作。还有一个呢，作为政协委员，通过政协这个渠道做点事，我还得过优秀提案奖。提案是关于加强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几点建议。我建议在交通枢纽，把艾滋病当成公开话题去大规模宣传。这效果就不一样，从政协提案，所接受部门一下子就到达很高层，这方面的批示就管用。机场就能够登广告了，宣传语是：防治艾滋病人人有责。以前艾滋病算是禁忌话题，只要是一登广告，就变成公开话题了，全社会各方面就能合起力来做点事。

　　看您涉及这几方面，包括禁毒、艾滋病宣传，以前都是社会禁忌的话题。

　　濮：包括同性恋的问题，虽然在公共媒体上回避，但你必须把它当做一个话题。

　　在艾滋病里也分等级，你献血感染，社会有一定同情度，但你吸毒感染可能不一样了。所以说一定要讲科学，不能把道德理念带入到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中来。反对歧视就是反对这个，艾滋病感染者自己还有这种区别，什么有辜人群和无辜人群，这就需要慢慢做工作。

　　“对我来说就是恰如其分，我的心一定舒舒坦坦在那儿。这就是我的理念。”

　　前一阵子，李连杰接受访谈，说到壹基金面临许多困难，有心无力的问题，包括要钱的太多，疲于应对。像您现在从事的也是各种门类的公益，甚至还有奖励见义勇为、白血病的救治，您如何选择。

　　濮：我主要的理念就是我参与到别人那边，壹基金是要别人都参与到我这。我不领军，具体操作都是大家在执行，艾滋病、献血呀、禁毒呀、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事儿，我没做什么，但他们叫，我有时间，就去。在恰当的空间做你恰当的事情，我控制我能做的量，我做不了就一定会拒绝，像是最近有人找我说要建立微博全国公益联盟，请我做名誉主席。我说这个理念很好，但用我的名字我不敢，一定得有分寸。现在这个时代都想做大、做强，对我来说就是恰如其分，我的心一定舒舒坦坦在那儿，这就是我的理念。

　　我参加过一些公益活动的发布和现场，很多时候还是流于表面化的，比较程式化，台上的人一个接一个讲话，包括用词都是一种套路，您怎么看？

　　濮：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弄一大背板，主席台上一坐，一人讲一篇儿话，活动就完了，然后新闻媒体发一新闻。这我也参加，有时还讲着话呢，底下孩子早坐不住了，都愣着神儿。

　　这就是中国特色，不这样报纸就上不了那豆腐块儿，没办法，你也得去参加。真正要做的还是把有共识的人倡导起来，像大型活动那矿泉水，喝一半都扔，就得慢慢倡导。

　　在适当妥协的时候也妥协，关注的还是后面那个比较好的结果，可以这么说吗？

　　濮：我就是融入，都当合作者，绝对不把自己排斥在外，所以我不较劲儿。

　　最近公众对于公益事业的公信度有一些质疑，如何保证自己名下的基金运作？

　　濮：没有问题，因为我不募捐，而且我这钱也不是从银行取，我拍个广告，钱就直接打入基金了。我做事都是我做了判断调查，这个事儿一定是准的。以前也是把钱扔给基金会，他爱干吗干吗，现在不行。

　　那您这么多年走过弯路么？包括做公益的理念上有没有过修正自己。

　　濮：前面也有过，随着做就随着调整，你只要往前做就一定没错儿的。佛家讲“人生有渊源，生命无计划”，到哪说哪儿。

　　“因为你获得的太多了，你已经有一种知足感的时候，你就会反过来，得其实是为了舍。”

　　我采访别人时听说好些事儿，包括您演出完了半夜赶飞机，就为了第二天一早的活动，还有中耳炎化脓的时候还要四处奔波，特别疲惫的时候有没有想先暂停一下？

　　濮：当然有想停下来，就想瞪着眼享受、脑子里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状态，也想游玩去，这肯定有。

　　我去年9月份本来是比较轻松的，但有几件事儿都得干起来，包括去玉树，把秋天、冬天的事儿都提前做了，给孩子解决开水壶的问题，煤的事情、鞋的事情；另一个是给孩子检查身体、带着医疗队下去。安排了五天，原来只有四天，华表奖之后，第二天早上赶紧往西宁走，再往玉树，满打满算一刻不停也得一天。我说咱们中间得停一下，我这个岁数到那儿不行，高原海拔三四千米呢。

　　什么都不为，名义还是青基会，但因为有我参加，网友的参与多了。我们现在提出微公益概念，就是具体事儿做完就完，不放长线，只要做，就聚集一切力量，短期内一定把事情做好，也方便大家检查，战线一长，你必须有一办公系统长时间运营。心有了，行动有了，然后你就可以转移自己注意力，该干吗干吗。因为我们不是职业做这个的，在你生命的空隙当中，你有热情做这个，做完就完。

　　现在艾滋病致孤儿童方面，可能物质保障上、包括受教育的权利已经有很大改善，但对于他们的心灵保护，那种精神上永远隐隐存在的自卑感，有没有想过怎样帮他们调整、缓解一下？

　　濮：说句坦白的话，真正负责任地把注意力，把所有努力放到孩子命运本身，还远远不足。像我们一次一次把这些孩子拉到北京来开夏令营，也经常流于表面，流于活动后新闻媒体有报道，领导层面有影响，几天之后孩子回去，生活依然如故，只能尽可能让孩子多看一些，视野开阔一些。我们还是属于在最高级别里去做表率，大概有十多个省的关心下一代委员会都在效仿北京，他们的夏令营紧跟着开始。这些孩子都登记在册，有什么困难，可以申请救助，慰问品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发下去。我们每一次都是很具体的，一点点的努力和付出，做好了可能影响孩子的内心，在未来长时间起作用。他们毕竟知道这个社会还能这样，还有好心的人，得到的看到的都有一个记忆，我觉得对他们心理的影响，不管怎样还有。

　　您担任了这么多都是很正面的公益形象，会不会有一种被架到高处的感觉？

　　濮：那就得把自个摆正了，我该干吗干吗。这个人表面是一层皮，里面也有毒素，也有细菌。我的缺点当然也有，自私的时候也有，和我没关系的事儿会躲。有人求我，就在后台跪下了，这事儿我做不了，只能给你点儿路费；但你已经认定的事，就坚持下来。我现在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是我明白事儿，还是我前年写给自己的生日感言：已得其所，安分守己。

　　您现在做公益的心境、状态和一开始的时候有什么改变？

　　濮：肯定不一样了，还是空间的事，因为你获得的信息量够了，你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就不那么激进，你不怕失误，就更坦然。先让人家说、先让人家做、先让人家得，这是成熟的一个标志。

　　因为你获得的太多了，你已经有一种知足感的时候，你就会反过来，得其实是为了舍。这个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付出，而是让，比舍更准确地体现在人生的每一天，你可能会更宽容，也会更体谅别人的难处。

　　最开始的时候你发现影响力还挺重要的，影响力特别能够刺激你，谁都知道你，谁都看见你，谁都需要你，到处都是赞美你或是为你而兴奋。演戏都没有这么大力量，舞台上，首映式说完就完了，幕一落、灯一灭，你一卸妆，就出来了。公益不是。你一开始还会觉得自己成为第一挺棒的，现在一定不愿意。

　　您在《我知道光在哪里》书中有一句，“我深知理想是引领我们前行的光环。”

　　濮：千万不能像颠扑不破的真理一样想问题，都是此时此地。你真的不是为这句话去活着的，这句话是很精彩的，但理想实际不用看得很大，就是你每天想什么。愿总是有吧，兴趣所在总是有吧，这东西就体现在理想上了，主要是在可执行力上。我和孩子们也说，尽早地产生兴趣，尽早地明白自己能做什么，真正想做什么。理想在我真真切切的理解，就是去当一好演员，你自己都看得起自己。比如话剧，如果不是真喜欢，我干吗天天去卖着命呢！公益就是随心、随意的，根本没有业绩感、没有负担，做完了就完了。

　　编后语

　　今年，北京人艺将迎来60周年院庆，相比令人敬仰、风采各异的老一辈表演艺术家们，如今已经成为剧院中坚力量的濮存昕无疑更加开阔，戏剧舞台上的坚守之外，他的生活因为公益有了更多的内容。没有哗众取宠的功利目的，也并非程式化的走过场，对于濮存昕来说，公益已经成为由心而发，自然为之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许这才是他十一年公益行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