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我国第一个专业舞蹈团团长，第一所专业舞蹈学校校长，第一个芭蕾舞团团长。

　　“假如再给我一次生命，我要去研究民族学、人类学，去寻中华舞蹈的根。”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我们不由得会想起中国舞蹈的百年历史，想起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留下了特殊足迹的中国新舞蹈艺术的拓荒者——吴晓邦和戴爱莲。光阴荏苒，如今依然健在的戴爱莲先生也已是85岁高龄……恰巧这时，《舞蹈》杂志收到一封转来的外国专家R·格拉斯通的信。信中谈到他不久前在北京舞蹈学院的讲学，还特别提到促成这次卓有成效的教学交流的戴爱莲先生。于是，带着《舞蹈》编辑部的委托，在一个大雪初晴的下午，我如约叩开了戴先生在北京寓所的门。

　　听戴先生谈话是一种享受。她的热烈的思想，坦诚、率真的表情，那夹杂着英文的比喻生动的汉话，孩子般爽朗的笑声，以及笑声中袒露出的一颗纯净、透明的心，让人感到一种迷人的人格魅力。

　　戴爱莲出生于海外一个华侨家庭。30年代初随母亲来到英国伦敦，先后师从于安东·道林、玛格丽特·克拉斯科、玛丽·兰伯特等名家，学习古典芭蕾。当时，正值英国芭蕾生机勃勃人才辈出的豆蔻年华，A·道林、A·玛科娃、安东·图德、德·瓦鲁阿、阿希顿等一批开创了20世纪英国芭蕾历史的重要人物都汇聚在那个时代。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戴爱莲打下了她纯正的古典芭蕾功底。然而，崇尚严谨与华美的古典芭蕾并不能完全满足戴爱莲对艺术表现的渴望。一天，她在伦敦看到德国尤斯芭蕾舞团的演出，激动不已。她认为那是比古典芭蕾更有感染力的理想的舞蹈表现，当即萌发了加入这个舞团的想法。然而，进入该团的演员必须具备拉班现代舞技术的训练，而当时教授拉班技术的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学费昂贵，且当年只招男生。靠着天分和才气，戴爱莲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奖学金，破例成为班里惟一的女性。

　　“我有一个爷爷切凯蒂，一个外公拉班。”戴爱莲喜欢这样总结她在欧洲接受的西方舞蹈教育。殊不知，30年代的西方，古典芭蕾与现代舞犹如水火难容的两大对立阵营。跳芭蕾的认为现代舞缺乏系统的动作技术和训练有素的身体，从事现代舞的则鄙视古典芭蕾僵化、贫血、千篇一律的程式化表达。这些艺术上的藩蓠与芥蒂在戴爱莲心中从来不曾存在过。不惟此，她还进一步提出现代舞与芭蕾需要在技术和艺术表现上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尽管以后大半个世纪世界舞蹈的发展证明了这一见解的正确性，但在当时，戴爱莲的这种观点，无论在激进的一方还是保守的另一方看来，都不啻是胆大妄为的“异端邪说”。戴爱莲孜孜以求的是舞蹈的理想形式，在她的心目中，以美妙的人体为工具的舞蹈应该成为世上最感动人的艺术。为此，她甘愿献出自己一生的热情。1999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拉班舞谱国际学会双年度大会期间，在纪念鲁道夫·拉班诞辰120周年的仪式上，她提议全体与会者在拉班像前三鞠躬。戴爱莲以东方民族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她对这位现代舞先驱的崇敬之情。

　　出生海外，受过正统西方舞蹈教育的戴爱莲，却一生倾心于祖国的传统舞蹈。1940年她回到中国，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对中国舞蹈的研究。《思乡曲》、《瑶人之鼓》、 《哑子背疯》、《青春舞曲》、《苗家月》、 《春游》等，分别是她40年代在向传统学习的基础上加工创作的舞台舞蹈。还在英国期间，她就读到过欧美一些著名学者发表的关于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历史、民俗及文化艺术的人类学研究报告，深知民间歌舞对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独特价值。1945年，她与画家叶浅予等人徒步穿越川西草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收集、整理西康地区少数民族舞蹈，并于翌年在重庆举行了“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演出轰动了整个山城，国人惊喜地发现我们的民族原来拥有如此丰富而美妙的歌舞传统。“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是第一次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对我国少数民族舞蹈进行采集、整理，并使之登堂入室走上艺术舞台的重要标志。戴爱莲以一位舞蹈大师的胆识和魄力，当然地成为这个事业的开创者。

　　戴爱莲曾多次应邀到英、法、瑞士、美国、加拿大等国介绍中国传统舞蹈。40年代许多欧美人正是从她的讲座中了解到，除梅兰芳的“剑舞”外，中国还有很多其他优美的传统舞蹈。几十年来，她深入民间收集、整理，并用拉班舞谱记录、出版了三本“中国民间舞蹈集”，其中涉及的民族包括汉、藏、彝、傣、普米、纳西等。由于戴爱莲的工作，这些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久远的民族民间舞蹈，终于在世界舞蹈之林获得了它们应有的位置。戴爱莲说：“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国宝，那些在乡间僻壤流传了多少个世纪的民间歌舞难道就不是国宝?”在一部记录她的艺术与生活的专题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让笔者不能忘怀：1992年戴先生往云南边塞采风，已是76岁高龄的她与当地农民并立于手扶拖拉机的车斗里，向着蛇形山道远去的瘦小背影；老人天真、明朗的笑语，向民间学习时的认真与陶醉……戴爱莲就是这样把自己对祖国的一往深情撒在了通向草原牧场、苗家山寨的小径上。一个受西方文化教育、从欧洲回来的人，经年累月地往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调查、采风，这之间横隔着因生活、语言、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而带来的重重困难，戴爱莲以常人少有的毅力超越了这一切。为着自己心中的理想和目标，哪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就是戴爱莲的性格。

　　建国后戴爱莲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新中国的舞蹈事业与她的努力分不开。她曾是我国第一个专业舞蹈团——中央歌舞团团长，第一所专业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至今仍然是该团的艺术顾问)。改革开放以来，她在中外舞蹈交流方面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为争取到国外一流的艺术家、一流的舞团来华交流，她不遗余力。80年代中期，为促成已故的芭蕾大师鲁道夫·纽里耶夫来华执教，她花了五年时间。纽里耶夫为中央芭蕾舞团排出了《唐·吉诃德》全剧，使中芭的艺术水准跨越了一个台阶。她当年的导师、挚友安东·道林来华指导排练浪漫芭蕾经典“女子四人舞”，以及道林的代表作“男子四人舞”，也一时传为佳话。戴爱莲被海外的同行称作“中国的德·瓦鲁阿夫人”(后者是“英国皇家芭蕾”的创建人)。由于她对芭蕾艺术的特殊贡献，1986年在她70岁生日时，一尊由英国著名雕塑家w·索科普1939年为她雕塑的头像，被安放在英国皇家舞蹈学校的大厅里。在世时即受到如此殊荣的，戴爱莲是第一人。

　　戴爱莲经常应邀到世界各地观看芭蕾，出任国际芭蕾比赛的评委。她了解世界芭蕾的发展，更关心中国的芭蕾事业，对课堂训练和芭蕾的民族化问题提出过很多有见地的观点。她认为训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解放身体，解决身体的基本技术能力，不涉及风格问题，因此，应该重视古典芭蕾的基础——“切凯蒂体系”，甚至有必要重温比“切凯蒂体系”更早的东西，这也是前面提到的她邀请格拉斯通来华讲学的本意。关于芭蕾民族化问题，戴爱莲认为更多在于创作，它涉及艺术风格和民族独特的传统与美感。这方面，古典芭蕾的发展可以给我们某些启发。历史上，欧洲民间舞曾对芭蕾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芭蕾的许多步伐都来自民间舞。此外，模仿动物的，如“猫步”、“羊跳”、“鱼跃”等也不少。中国历史古老，民族民间文化丰富，各地民间舞中变化多端的步伐更是令人目不暇接，譬如“连三步”、“三步加一”(各种各样的每三步一变换的步伐组合)、“五步”、 “七步”等。模枋动物方面，传统武术亦能提供十分丰富的借鉴。在潜心研究这些传统东西的基础上，发展出我们独特的动作语汇。

　　爱国，在戴爱莲身上从来就不是一种抽象的情感。1973年，在我国青海出土了一只属于距今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彩陶盆”。彩陶盆的出土曾震惊了世界，盆壁上三组剪影一样的“五人联臂踏舞图”栩栩如生。这些神秘而无法言说的原始舞蹈形象令戴爱莲激动不已。她情不自禁地在自己积累了差不多一世的丰厚的民间舞蹈阅历中，仔细翻拣着与这些原始舞蹈形象相联系的蛛丝马迹。经过多年研究考察，她真诚地相信，彩陶盆上透露出的那种特殊的原始舞蹈的拧转动律，在今天遥远的羌寨和普米人的某些舞步中仍然依稀可见。华夏文明与美洲印地安文明的关系，是历史文化研究领域里一个世界性的“歌德巴赫猜想”。中华民族的先民以极其聪明的才智创造了古老的东方文明，并把这个文明播撒到世界许多地方。谈起这个话题，戴爱莲总是兴味盎然，从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到他们生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她都如数家珍。

　　戴爱莲曾深情地说：“假如再给我一次生命，我要去研究民族学、人类学，去寻中华舞蹈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