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高龄的画家叶浅予老人，以饱满的情感，生动的文笔，回忆了我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戴爱莲年轻时代的舞蹈生涯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是一篇学习和研究现代中国舞蹈发展的极为珍贵的回忆录。此文曾于1987年7—8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发表，本刊转载了海外版发表的全文，并征得叶老的同意，补充了叶老原稿中的部分资料，全文一并发表如下。

　　近几年活跃在国际舞蹈界的戴爱莲，从事现代中国舞蹈艺术活动已近五十年，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了。她是个生活在英国的华裔，受的教育是英国的，学的艺术是外国的。但她知道自己是炎黄子孙，祖国在遥远的东方。一九四〇年，她从欧洲大战的烟雾中走出来，投向正在抵抗日寇而浴血奋战的祖国。近五十年来，她又创作、又表演、又教学，并担任中国舞蹈事业的领导工作，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在中国的舞苑里开出了灿烂的花朵。我愿把我对她的点滴了解告知广大读者。

　　戴爱莲一九一六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特利尼达岛上，三代华侨，祖籍是广东鹤山（现称新会）。一九四七年，她第一次回故乡，查了查家谱，说是鹤山人，原姓吴，因祖父小名叫阿大，东乡音“大”与“戴”同音，以讹传讹，就给他家定为姓戴。特利尼达原是英国的殖民地，为了经营这座荒野岛屿，从中国招来华工。这些华工到异国他乡，入了天主教，由教父给他们起了外国姓名，几代相传，连本姓也弄不清了。爱莲父亲名艾若克，自己是否姓戴也糊里糊涂。母亲娘家姓刘，也是侨生。姐妹三人，爱莲最小。他父亲染上赌博嗜好，夫妻反目，于是母亲带着三个女儿到了英国伦敦。那年，爱莲才十五岁，以后，她就在那儿上学，在那儿学舞蹈。

　　爱莲母亲爱好音乐，小女儿受音乐的熏陶，常常在母亲的琴声中，随着音乐节奏跳起舞来。慈祥的母亲，不管付出多少辛苦，也要把小爱莲培养成一个出人头地的舞蹈家。但生活不如理想的那么美好，家里母亲穷困，大姊出嫁，二姊同老家去依靠父亲，爱莲只能靠勤工俭学继续学习，有时不免忍饥挨饿。这时她已具备担任舞剧角色的条件，却因她的黑头发黄皮肤，个子又比较矮小，没有一个芭蕾舞团愿意吸收她。年轻的裁爱莲只能参加些临时性的、小规模的演出，如餐厅里的表演，电影中的临时角色，有时还干杂活，当佣工。她省吃俭用，攒上一点钱交纳学费。一次她因交不起学费，好久没有去上课。她的老师——伦敦一位著名的芭蕾舞教授权威玛格丽特·克拉斯克发现了她的困境，免收她的学费，才使她能继续学习。

　　她在伦敦学了九年芭蕾，先后在舞蹈大师安东·杜林、玛利·兰伯特和玛格丽特·克拉斯克等名师指导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兴的现代舞在欧洲风行之时，戴爱莲开始接触了现代舞。有一次她看到了玛丽·魏格曼的演出，使她大开眼界，认识到现代舞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体的律动，有效地表达现代人的感情。她感到只学芭蕾的局限太大，于是毅然进入魏格曼舞蹈团下面的一个现代舞工作室学习。通过实践，戴认为比较理想的舞蹈应该既有高度技巧，又有丰富的表现力，这样才能深刻地表现人类的思想感情。如芭蕾和现代舞能够做到互相取长补短，或许能创作出比较完美的舞蹈。

　　一九三六到一九三八年，她有机会参加了俄雪和罗伯特的现代舞蹈团，边工作边学习两年；一九三九年，她参加了尤斯芭蕾团。尤斯是鲁道夫·拉班的学生，拉班是现代舞的权威，“舞谱”的发明者。尤斯实践了拉班的理论，他首先将现代舞和芭蕾结合在一起，他的芭蕾团创作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节同，如《绿色会议桌》、《城市》等。爱莲看了尤斯的演出非常激动，因为尤斯实现了她的理想。她要求参加尤斯的芭蕾团，经过了一场严格考试，终于被录取，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两次奖学金，使这位穷学生得以免费学习，终于成为一名既精通芭蕾又掌握现代舞的年轻舞蹈家。

　　回国的第一站是香港，这里虽然有她的姨母，可是最使她敬仰的是宋庆龄。上海沦陷以前，宋庆龄和她的战友把“保卫中国同盟”迁到了香港，在香港展开挽救中国的活动。戴爱莲在伦敦曾多次参加“中国运动委员会”的活动，为“同盟”作过募捐演出。一九四〇年初她到达香港后，宋庆龄交给她一个任务：为支援延安国际医院筹集医疗器材举办表演会。戴爱莲心里想，拿什么节目献给香港的同胞呢？拿芭蕾吗？拿现代舞吗？当然可以拿，这是她所熟悉的东西，估计也会受到欢迎，可是我已经和祖国人民共呼吸了，在这个表演会上，必须表演人民的苦难和呼声。于是她在短期内创作了三个新节目：一是《游击队之歌》，表现敌后的斗争；一是《东江》，表现南海渔民在敌机空袭下的抵抗；一是《前进》，表现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此外，她还温习了《警醒》、《森林女神》、《拾穗女》等现代舞和芭蕾舞，作为献给祖同的第一束鲜花。

　　舞蹈表演筹备期间，我结识了戴爱莲。我于一九三九年初到香港，创办刊物《今日中国》。后来，廖梦醒来找我，说是有位舞蹈家在香港表演，请我帮忙做些宣传。我发现戴爱莲人地生疏，言语不通，便仗着自己的半吊子英语，很快和她熟识，并协助组织演出。其间，香港的不少文艺界朋友都来帮忙，从装台、换装、配乐到设计节目单、写海报。戴爱莲说回到祖国，她发现生活在艺术家之中，格外亲切，格外真诚。

　　几个月后，我和戴爱莲结婚了。当时，她决心投奔战火纷飞的祖国大后方，以她的艺术直接为抗日事业服务。一九四〇年夏初，我们通过广东沦陷区边缘，进入广西，背着行李，迈开两条腿，走百十来里，晚上宿小店，最后在柳州坐上火车，走到了风景如画的桂林。戴爱莲以既陌生又好似熟悉的眼光欣赏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种交通工具。在火车上，她心痛地抚摸着车厢外壁的伤痕，听到乘客们谈起战场前沿的景象时，恨不得马上跑到前线去体验一下硝烟弥漫的生活。

　　在桂林，我们受到广西艺术馆馆长、戏剧家欧阳予倩的接待，看到了桂戏。戴爱莲初次领会到戏曲中丰富的舞蹈语言，立下了向戏曲舞蹈学习的心愿。等到一九四一年第二次访问桂林时，通过欧阳予倩的介绍，她拜著名桂戏演员小飞燕为师，学习这位艺术家的拿手好戏《哑子背疯》一剧。该戏内容是哑子丈夫背着下身瘫痪的妻子，一人扮演两人，上身是旦角身段，下身是生角台步，循锣鼓点子，行路、过桥，一手挥扇，一手舞帕。出场用慢板，走武生大步；进场用快板，走跳跃步，上身纹丝不动，双臂挥舞，脖子摇晃。这个节目的舞蹈动作与音乐节奏，和西方的芭蕾或现代舞大异其趣。戴爱莲一直受西方文化熏陶，骤然间要她改弦更张，学习中国地方戏曲舞蹈，确实有点格格不入。好在她身体里流着中国人的血液，又有一颗热爱祖国的心，加上她一身熟练灵活的舞蹈基本功，很快就接受了中国的舞蹈风格。朋友们以惊奇的眼光，叹服她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哑子背疯》后来成为戴爱莲系列舞蹈作品中最富于喜剧色彩的节目。

　　我们从桂林出发，经过长途跋涉，穿过云贵高原，在老态龙钟的大轿车上颠了一星期，才到达陪都重庆。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是拿着宋庆龄的介绍信去拜访周恩来，那时周恩来是延安派在重庆的总代表，领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兼管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周恩来在化龙桥办事处接见爱莲，她提出希望能到延安去参加抗日工作。周恩来表示欢迎，不过建议她留在大后方从事艺术活动，这样对抗日事业的影响会更大些。戴爱莲接受了建议，暂时留在重庆。

　　当戴爱莲的名字在重庆传开后，什么达官贵人的社交活动，什么会议的娱乐晚会，都要找她助余兴、演节目，她不得不东躲西藏，有时装病躺倒，避开这类纠缠。后来依靠文艺界朋友的保护，才能安稳下来，精心准备了一场演出，重庆人认清了戴爱莲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不久，爱莲认识了小提琴演奏家兼作曲家马思聪，此时马思聪正领导着重庆交响乐团并准备一次演出，约爱莲参加节目。她表示愿意为马思聪的提琴曲新编节目。这三个曲子是：思乡曲、新疆舞曲、西藏音诗。

　　戴爱莲创作《思乡曲》时，吸收了昆曲的舞蹈素材，通过曲线条的腰身，掩而的长帕，表达了一位离乡背井的妇女内心的忧愁。《新疆舞曲》里，她运用维吾尔族民间舞的姿态，表现出新疆人特有的热情和幽默。《西藏音诗》的乐曲具有宗教神秘气氛，戴爱莲编这个舞蹈时，缺少藏族生活的依据，只能追随乐曲的旋律，发挥主观想象，略嫌概念化。首次演出，由于条件所限，只推出《思乡曲》，尽管如此，节目仍然获得成功，文艺界人士纷纷认为，舞蹈别开生面，一新耳目。

　　这次和马思聪的合作演出，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当时的重庆，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经常在上空轰鸣，成片的住房成为一片焦土，并曾发生过数千人闷死在防空洞内的惨剧。

　　目睹法西斯侵略者造成的人间惨祸，戴爱莲震惊，愤怒，她不论在闷热的防空洞里，还是在轰炸间隙，时刻琢磨着编舞，可以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重庆大轰炸给戴爱莲烙下了惨痛的记忆，并且为她以后创作《空袭》等作品具有了深切的生活感受。

　　由于健康的原因，这年秋天戴爱莲回香港治病，在医院里认识了女作家萧红，不幸的是萧红没多久就离开了人间。戴爱莲出院后，移居九龙沙田。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在战火弥漫中，爱莲利用日寇疏散人口的机会，乔装改扮，混在难民队伍里，逃离虎口。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回到了桂林。

　　广州沦陷，武汉撤退，长沙大火，文化人逐渐向桂林集中，小小的桂林城顿时膨胀起来，漓江修起了大桥，一条大街迅速向南北两端延伸，盖起了剧场、电影院，艺术馆成了活动的中心，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戴爱莲如鱼得水，有机会接触许许多多艺术家，向他们学习，比如前面提到的《哑子背疯》那个节目就是这次向小飞燕求教学来的，她还和人结伴，到几十里外的瑶山去采风，带回来《瑶人之鼓》新节目。那时，田汉在桂林组织话剧会演，集中了不少演员。在与话剧演员的接触中，戴爱莲告诉他们体形训练对演员的重要性，他们鼓动戴爱莲在艺术馆办起了舞蹈学习班，不少人曾经上过戴爱莲的课，例如，后来活跃在舞台上和银幕上的朱琳、石联星、巴鸿、李路玲等。舞蹈班的第一课，教肌肉放松。在战争的环境里，一切都紧张，演戏也紧张，演员们不懂得什么叫“放松”。据画家丁聪回忆，戴爱莲只会说英语，不会说汉语，上课时一再做手势，嘴里一再说英语“Relax”，可是学生就是不理解她的意思，没有办法，只好请丁聪来翻译。因为语言的隔阂，她事事要求人翻译，这使她非常苦恼。在桂林的日子里，与她同住一院的，有两个外国人，那就是“保护中国同盟”的爱泼斯坦和爱尔赛，这是一对从香港的日本集中营逃出来的夫妇。与这两位住在一起，才使戴爱莲不感到语言上的寂寞。为了工作，为了生活，戴爱莲像小孩子那样学习汉语。学中国话还比较容易，学中国字就更难了。好在她是一个舞蹈家，可以用动作和表情来表达她要说的话，况且她有一股子克服困难的意志，不久之后，就能结结巴巴地和朋友们说中国话了。

　　除了教舞，她还有充裕时间筹备她的个人表演会，并经常和艺术馆的钢琴家石嗣芬探讨民族音乐问题。不久，她举办了舞蹈表演会，演出了《森林女神》、《拾穗女》、《东江》、《游击队之歌》、《警醒》、《思乡曲》、《新疆舞曲》等节目。这个表演会是向云集桂林的文化艺术界人士汇报她所从事的工作，获得朋友们的极大支持，加强了她学习祖国艺术传统的决心和信心。

　　一九四二年十月戴爱莲接受重庆歌剧学校的聘请，担任该校舞蹈教师，从桂林出发，再度去重庆。路过贵阳时，与声乐家马国霖、钢琴家林声翁，为当地报礼筹募航空报国捐款，举行了音乐舞蹈表演会。她还到近郊的花溪镇赶集，接触到苗族生活的一角。为今后打算有计划的采集各民族的民间舞蹈立下了心愿。

　　重庆国立歌剧学校的前身是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山东沦陷后迁到重庆，这个剧院是在中国戏曲的基础上为实验新歌剧而创办的，所以到重庆后改为歌剧学校。聘请戴爱莲教授舞蹈，设立了舞蹈班。当时爱莲一方面为培养新歌剧人才给予适合歌剧演员的形体训练；同时对少数具有舞蹈素质的学生，加强了舞蹈的专业训练，既学习芭蕾，又学习现代舞中的舞情、舞律，体现她主张芭蕾与现代舞相结合的观点。当时学生中如王萍、高第安、隆正秋、黄子龙、王道溥（现名杨凡）、周令芳、吴艺等，后来都成为专门的舞蹈工作人才了。爱莲一方面进行教学工作，另方面开始创作排练工作。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的小舞剧《空袭》，就是在这时创作的。舞剧表现了一个在敌机轰炸下丧生的姑娘，她的冤魂游荡在一片瓦砾场中，寻找失散的母亲和哥哥。在排练时，她向学生讲述了l940年初访重庆时，遇到日寇疲劳轰炸，酿成大隧道惨案的情景，激发学生用舞蹈控诉侵略者的情感。舞剧已排练出来，但还未上演，她就离开了歌剧学校。直到第二年夏天，在她自己的表演会上才有机会演出，她自己担任了那个姑娘的角色。

　　这年秋天，戴爱莲接受了社会教育学院的聘书，为电影教育训练班教授舞蹈课。她从歌剧学校带去了隆正秋、黄子龙、周令芳、吴艺四个学生。因这四个学生没参加该班的入学考试，不能享受助学金待遇。为此，爱莲为她们奔走于市郊之间找保护人，负担应付的费用，她的朋友为了支援她的事业，乐于为她节衣缩食，培养舞蹈苗子。这个训练班办在嘉陵江边的北温泉风景区，学院为职工建造了十几所瓦房，作为宿舍，瓦房建在温泉寺后山的松树林里。当时我和爱莲就住在一所简陋的瓦房里，有些文化人找不到安身之地，也挤进松林小村，如画家张光宇、廖冰兄等等都成了左邻右舍，我的“旅印画展，，的全部作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戴除了在训练班上课，还结识了体育舞蹈教师高梓。高当时在青木关计划为体育教师办一期暑期进修班，邀请戴爱莲担任主要指导教师，戴同意了，便在青木关的民众教育馆开班上课。这个班有七、八十人，戴的教学内容大大丰富了体育舞蹈，为体育舞蹈的艺术化开辟了道路。同时她把社教学院的几个专学舞蹈的学生也带了去，还有从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闻名而来求学的彭松，为这几个学生也专门开设了课程。暑期舞蹈班结束时，在青木关又举行了一次戴爱莲舞蹈表演会，除了她自己的独舞节目外，由于有了学生参加，舞剧《空袭》和《游击队之歌》、《卖》这些作品也演出了，这对青木关音乐学院的师生和体育界朋友的影响很大。此后，戴爱莲在陶行知育才学校创办了舞蹈组；在上海乐舞学院教授舞蹈；在北平艺专又开设了舞蹈班，还为北平师范学院体育系教授舞蹈，她每到一地，都辛勤地为舞蹈播下了种子，培育了人才。这些我下面还要谈到。

　　在青木关期间，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派人来和戴爱莲联系，希望她能为育才办一个舞蹈组，为中国的未来培养一批新苗苗。育才在大后方是个特殊的学校，由陶行知个人创办，不受国民党教育部门的控制，实行生活教育和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学生多半是从慈幼院、孤儿院挑选来的。当时学校特没几个专业，有音乐、戏剧、美术、文学、自然、社会等。戴爱莲在大后方的舞蹈活动，引起了陶行知的注意。因而派人来和戴爱莲联系。

　　戴爱莲和她的助手们为创办育才学校舞蹈组积极奔忙。舞蹈组设在北碚草街子古圣寺。在庙前草台上铺上几块拼凑起来的破地板，就算是练舞的教室。全部设备，就是一架破钢琴。那时，随戴爱莲到育才工作的有隆正秋、黄子龙、彭松、吴艺四个学生，还有从青木关音乐学院钢琴系来的叶百令（现名叶宁）担任她的钢琴伴奏，以后叶宁也专门从事舞蹈工作了。舞蹈组还招收了十余名十一、二岁的小学生。

　　有人很不理解。育才的教师是没有工资的，生活很苦，为什么戴爱莲高高兴兴地去育才工作呢？她的回答是：她在英国生活，除了靠母亲微薄的收入，主要靠自己当临时工维持。她在祖国大后方，生活虽然也很清苦，但心里很踏实。育才这群孩子的父母，都是不愿做亡国奴，才流亡到大后方的，我们能不为他们的孩子出力尽心吗!其中还有几个孤儿，不知她们的父母在何方，我更有责任教好、管好她们。她还说，陶行知先生既要为民主运动呼号，又要为育才筹集经费，寻求社会的支援，我们应该吃苦耐劳，帮助陶先生办好学校。

　　在育才教学期间，有一件事使戴爱莲终生难忘。那是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延安的新秧歌舞来到重庆，戴爱莲带了几个学生去化龙桥新华日报馆观摩。这天，报社张灯结彩，在广场上用木材围成一个表演区，观众席地而坐，郭沫若讲了话，才知道这是纪念新华日报创刊七周年的集会，到会的大都是重庆的文化界人士。演出节目开始，敲起锣鼓，扭起秧歌，领舞者举着镰刀斧头，一队扮成工伏兵学商的秧歌队，踩着锣鼓点出场；接着演出了四个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一朵红花》、《牛永贵负伤》。看完演出，回到古圣寺，大家兴奋地议论新秧歌，为什么来自延安的文艺节目那样激动人心？受此启迪，由舞蹈组、戏剧组、音乐组联合发起，准备春节期间在草街子闹一场秧歌。于是育才学校掀起了一个学秧歌、排新节目的热潮。平静的古圣寺一下热闹起来。戴爱莲把芭蕾课停掉，在庙前空场上学习秧歌步，她热情很高，边扭边唱：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着那猪羊出了门，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雄的八路军。

　　戴爱莲音乐素质极好，能弹一手流利的钢琴，但她唱歌的音调不准，又咬不准中文字句，然而她热情洋溢，边唱边舞，还时常花样出新，引得大家忍不住发笑。她还编了一个歌舞新节目《朱大嫂送鸡蛋》、另外还有《王大嫂补缸》，四川民间歌舞《连响》、《彩船》、《花灯》等等，秧歌队由戴爱莲领头，乐队由音乐组的庄严指挥。一九四五年的旧历年初，育才的秧歌队出发了，周围的老乡们闻讯赶来，好像看庙会一样热闹，老乡们看了喜笑颜开，一股劲儿夸奖新秧歌好，并且很快地把歌儿传唱开了。

　　受到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启发，育才舞蹈组做出决定，要把发展民族舞蹈作为教学和创作的目标，第一步要深入民间采集舞蹈素材，经过整理、加工提高，改编出新的舞蹈节目，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

　　一九四五年夏季，彭松出发由成都到川西北理番杂谷脑一带采集羌族和嘉戎族的舞蹈，回来后创编了《嘉戎酒会》和《端公驱鬼》两个节目。九月，我和戴爱莲、摄影家庄学本，来到西康藏族人民聚居的康定地区，前后达月余。在这里我们结识了格桑悦希，他是土司家的次子，曾在拉萨当过喇嘛，回康定后经营康藏贸易公司。他为人热情、豪爽，又熟悉和酷爱本民族的文化。戴爱莲和他结识后，即拜他为师，学习康定的“锅庄”和巴安的“弦子”。格桑悦希除本人教舞外，还陪我们走门串户采风。原来西康藏民人人都会歌舞，我们大开眼界。可惜我们没有录音机，只好忙忙乱乱地记谱、画舞蹈图形，拍摄原始资料，总算记录了十多种曲调和步法。

　　戴爱莲和藏族朋友相处甚洽，决定共同组织巴安弦子晚会，晚会在当时的西康省府礼堂举行，，戴爱莲在晚会上和藏族朋友一起跳弦子，还表演了新疆舞曲作为拜师的献礼。大约康定人看惯了本地的锅庄和弦子，已不感兴趣，目标集中到戴爱莲身上。她演了《梦境》是芭蕾，《警醒》是现代舞，观众没什么反应。《新疆土风舞》轻松愉快，台下反映强烈，说不定聪明的巴安人会把新疆的舞步搬进弦子里去呢。

　　抗日战争胜利后，十一月中旬我们回到育才学校，于是，全组动员，学藏族舞步，戴爱莲把锅庄和弦子的步法，串连起来，加了工，使之适合舞台的演出，编成了《巴安弦子》和《春游》两个节目。原来只打算以育才的名义，把这些新节目向社会作一次汇报表演。碰巧，康定的老师格桑悦希再来到重庆，听说要把巴安弦子搬上重庆舞台，大为高兴。我们请他看了彩排，看后，他表示愿意把旅居重庆的藏族同乡组织起来，再表演几个节目。格桑不但出节目，还对这次演出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援。这使育才的师生们受到很大鼓舞。戴爱莲为了使新疆舞曲演得更合乎维吾尔人的特色，又请新疆同乡会的朋友给予指导。这么一来，这次演出的边疆民族色彩更加浓厚了。我为演出设计了海报：“中国民间乐舞研究会，中央大学边疆研究会，两藏文化促进会，新疆同乡会主办，戴爱莲指导，边疆音乐舞蹈大会，边疆同胞欢叙一堂，千载盛事陪都壮观。日期：三月六日起。地点：“青年馆”。

　　除了几个新节目，戴爱莲表演《哑子背疯》、《新弧舞曲》、《瑶人之鼓》、《甘孜古舞》。藏族同胞表演的两个节目，一个是《吉祥天女》，演员戴假面具，演藏戏的一折，另一个是《拉萨踢跶舞》，由边疆学院老师家属姊妹二人表演。

　　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公演使整个山城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当这些鲜艳夺目、各具风采、充满活力的民族舞蹈呈现在舞台上时，人们为初次看到自己民族的艺术宝藏而惊讶。同年四月在沙坪坝南开大学礼堂演出时，人们高兴地说：沙坪坝的春天来了。

　　重庆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之后，戴爱莲得一机会乘长途邮车穿行川陕两省，到了长安古都，游骊山、浴华清，神驰于盛唐的灿烂文化，然后赴洛阳，访龙门石窟艺术，寻觅舞蹈创作的灵感，循陇海铁路东进，在郑州车站看到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碉堡群，也看到了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中原老百姓。这一带本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带，经过战争的浩劫，变得更加荒凉。戴爱莲从一九四〇踏上祖国土地以来，虽然也多次深入到民间，但这次旅行才真正看到祖国穷困贫弱的面貌。她带着沉重的感情，来到大都会上海。

　　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大后方和沦陷区文艺界会师，群情振奋，活动仍频。朋友们催请戴爱莲举办舞蹈表演会，但育才舞蹈组尚在重庆，短期内不能抵达；再说，乐队、布景、服装等都欠缺，举办表演会谈何容易!幸运的是有不少热心的朋友们鼎力相助。第一个是夏衍，他当时是《世界晨报》的主笔，全力支持戴爱莲的舞蹈演出。他的助手冯亦代出任表演会的总经理。舞台监督是坚持在沦陷区支撑话剧活动的黄佐临。临时组成的伴奏乐队有李德伦，合唱队中有瞿希贤等。据丁聪回忆说，他和吴祖光的《清明》编辑部都投入了宣传工作。欧阳山尊刚从延安来，自告奋勇为演出画大海报。黄佐临的“苦干”剧团派了两名男演员，经过短期排练，当了配角。

　　演出场地选在逸园。逸园原是外国人的跑狗场，场子很大。舞台搭在场子中间，用一辆带蓬的卡车与舞台连接起来，就作为后台兼化装室，条件是相当简陋的。

　　舞蹈表演会的消息传出后，上海人互相转告，争相购票。其实，上海人是看过明月歌舞团和梅花歌舞团的表演，也见过外国舞蹈家在上海舞台上的表演。为什么对这次舞蹈表演如此踊跃呢？大约因为戴爱莲是华裔舞蹈家，在大后方受过战火洗礼，又刚从边疆地区采风回来，新近举办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又在陪都重庆引起了轰动，因此激起了上海人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戴爱莲不久要出国访美，把中国的民族舞蹈带到美洲大陆去演出。在经过八年苦战的人们心目中，戴爱莲是民族的骄傲，他们感到自己也分享到了一种荣誉。

　　上海的八月，骄阳似火。宽敞的逸园，挤得水泄不通，可以说盛况空前。演出十分成功，剧场气氛十分热烈，尤其是民族色彩浓郁的边疆舞，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著名京剧艺术家周信芳看了演出之后说：好极了，边疆舞的演出，实在有意义。

　　一九四六年，戴爱莲和我赴美。出发前，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大三元酒家为她饯行，席间叶以群、丁聪、乔冠华、龚澎等举杯祝酒，希望戴爱莲以她的艺术沟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席间大家畅饮谈笑风生，轻松愉快。戴爱莲回想起一九四〇年在重庆化龙桥初次见到周恩来的情况，倍觉振奋。

　　在美国一年间，戴爱莲结识了纽约的现代舞权威玛莎·格雷姆，观摩了美国的现代舞和他们的练功方法。同时还结识了非洲民间舞的倡导者拉·梅丽，看了她的工作室和追随者的排练。戴爱莲也为她们表演了中国边疆舞。这样的艺术交流，双方都觉得很有益。拉·梅丽还热情地介绍她的学生乔治等协助戴爱莲在纽约的演出。

　　戴在美国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巴比仁普里札音乐厅，是应外国报社协会的邀请举行的。

　　这场演出，我们拉了几位路过纽约的熟人，帮忙张罗，其中出力最大的是电影导演司徒慧敏。他不仅从唐人街拉米了乐队，更了不起的是还借到了个舞狮的大鼓，使《瑶人之鼓》大为生色。乔治等在《春游》和《嘉戎酒会》中配舞，穿戴中国服装，蹦蹦跳跳，兴高采烈。

　　匆匆忙忙举办的演出，却使观众和主持人极为满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活泼多彩的中国舞蹈。

　　第二次演出是在布鲁克林音乐剧院。剧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全世界著名艺术团体都来这里演出，戴爱连是第一个在这里演出的中国人。

　　为了这场演出，我们事先把伴奏灌成唱片，免得再兴师动众把广东乐队拉来。原定当天下午彩排一次，因故未能排成。开幕前半小时舞台工人才到齐，忙成一堆，又临时抓人管唱机，管服装，这才勉强开了幕。《哑子背疯》打击乐未灌唱片，由我打锣，乔治打鼓，取消歌唱部分，缩短表演时间，幸亏事先在后台排了一下，便匆匆拉上场去。三个节目下来，戴爱莲的右膀忽然吊筋，痛得要哭，化装室里大家慌成一团，七手八脚地为她按摩，终算缓了过来，大概是换装时肌肉着了凉。这场表演紧张混乱，大家都为戴爱莲捏了一把汗，好在她懂得如何做到“放松”，能随机应变，在台上不慌不乱，冷静自然，没出差错。得此教洲，以后再有什么演出，必须事先作好充分准备了。话说回来，这场演出总算没有闹成砸锅或退票，而给美国舞蹈界和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从纽约出发，回到戴爱莲出生的地方——原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岛，见到了她阔别十六年的老父亲和二姊，见到了她还健在的外祖母和许多亲戚，大家都为戴家出了一位出色的舞蹈家感到光彩，因而特地为她筹办了一次表演会。特立尼达人从未见过中国的舞蹈，戴爱莲把中国的文化带给了他们。这里居住的大多是三代以上的老华侨，他们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华侨中少数侨生青年曾回祖国上学，又回到岛上继承父业，通过这些人，渐渐和祖国有了联系。戴爱莲的到来，除了带来了祖国战胜日本以后的新信息，也使不少侨胞开始寻找自己的祖宗。戴爱莲于一九八一年再次回特立尼达，父亲和二姊都已去世；而这个岛已和附近的多巴哥联成一起，成为一个触立国家：特立尼达一多巴哥。

　　爱莲和我于1947年11月从美州回国。在这之前，育才学校已从重庆迁到上海。戴的学生隆正秋、彭松、叶宁和青木关音乐学院“山歌社”的郭乃安、何陵（现名肖晴）等，通过画家朱金楼的关系，借用上海昌平路大众殡仪馆后楼上一间有地板的大厅，以闻名上海的舞蹈家戴爱莲的名义，办起了一所私立的中国乐舞学院。内设舞蹈专业班和普及班。在戴爱莲赴美期间，重庆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和上海逸园的表演会，在社会上发生了出乎意外的影响，因此上海各大学、各团体都来乐舞学院邀请教师去教边疆舞蹈，如交大、同济、复旦、光华、大夏、沪江、圣约翰、大同，以及上海美专、上海音专等等都成立了舞蹈班。这些舞蹈组织绝大多数是当时学生运动中的进步活动之一，通过群众性的集体舞蹈活动，配合当时上海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起到了团结、联系、鼓动的作用。因此，乐舞学院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监视。戴爱莲回国后，由朱金楼把她接到了乐舞学院，并向她汇报了上海的舞运情况，她感到很高兴，为她的工作能在群众中起到这样大的作用而受到鼓舞。戴在乐舞学院又开始为她的几个老学生上课，专业班的王克芬，于传瑾（现名袁春）是从演剧队来的，也参加了戴开设的课程，同时，还进行了《空袭》、《游击队之歌》等等老节目的排练。戴的教学方法一贯是把基本训练和排练节目结合起来的，所以学生很喜欢上她的课。遗憾的是她在乐舞学院的时间很短，这年冬天，因我接受了北平国立艺专的聘书，我们一起到了北平。

　　这时清华、北大的校园里，也掀起了跳边疆舞的热潮。她被请去指导，晚上就住在清华校园里和同学们一起欢聚。她看到自己的艺术探索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由此更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和开拓者的重大责任。不久，她接受了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的聘请，担任了该系的舞蹈教师。当时，在上海结识的作曲家瞿希贤也在北平。正巧，她居住的大佛寺的院子里还有空房，甚至还有一间带地板的大房间，可以练功，可以教学生。我们喜出望外，也在大佛寺安了家。

　　这期间，国内战争正在华北和东北展开，北平已成争夺的目标。正在此时，戴爱莲的两个学生彭松和叶宁突然到了北平，成了爱莲开展舞蹈教学的好帮手。他们借北平艺专的教室办了一个舞蹈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影响较大，其中有不少学生解放后继续从事舞蹈工作，有的还成了舞蹈骨干。训练班结束后，彭松和叶宁提出要去华北解放区。戴爱莲虽说有些依依难舍，还是偷偷地送走了他们。北平围城期间，大佛寺的客厅成了不少文化人秘密交谈之处。戴爱莲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简直像小孩子盼过节一样，不多久，这个节日终于来了。

　　北平和平解放，首批解放军将从西直门进城的消息传到大佛寺，戴爱莲带了师大的一个助教，直奔西直门。她看到解放军正在一所学校里休息，一种激情促使她立即扭起秧歌来表示欢迎。解放军骤然间看到一位中年妇女穿着时装，扭起大秧歌，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似乎有点僵。然而短时间内僵局马上松懈。戴爱莲后来对人说，她那天表演的是从重庆新华日报学来的陕北秧歌，她相信解放军也会扭，可惜他们有纪律，不敢乱动，否则的话，军民同时扭起来，造成热烈欢乐气氛，岂不很好!？等到解放军举行入城式那天，戴爱莲和朋友亲属站在前门外群众队伍里，看见一队举着华北大学文工团大旗的队伍站在马路对面，并且发现前些日子送走的彭松和叶宁也站在队伍里，两人向老师招手，可不敢走出队伍来和老师拥抱，真把老师急坏了。不久以后，戴爱莲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了华北大学文工团的舞蹈指导。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前夕，全国文艺界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象征解放区和国统区这两支文艺大军的会师。戴爱莲出席了这次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的领导成员和中华舞蹈工作者协会的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爱莲先是担任了中国第一个舞蹈团的团长，一九五四年又被文化部任命为北京舞蹈学校的校长，多年来，想办一所舞蹈学校的愿望实现了。在她和同事们的努力下，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演员，充实到全国的歌舞团队中去。除了办学校，教学生，她还以极大的兴趣继续发掘研究并创作中国各民族的舞蹈。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荷花舞》、《春游》、《飞天》等等都是她创编的。戴爱莲从她回国那天起，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她的工作富有创造性，而且勇于探索。她热爱中国的民族舞蹈，年逾花甲，还经常到人民中间去采集民间舞蹈。她的作品朴素自然，经她加工的民间舞蹈比原来的提高了，却保持了本来的气质，似乎还能嗅到泥土的芬芳，她个人的表演纯朴，富有生气，她从不在舞台上炫耀自己的技巧，她以一颗纯洁的心热爱祖国，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舞蹈事业，不愧是一个人民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