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胡集镇老百姓集资45万元兴建的曲艺厅。资料图

1986年书会火爆场面。李建国 摄

著名笑星姜昆、唐杰忠在书会上表演相声。李建国 摄

刘兰芳表演评书《呼延庆打擂》。李建国 摄

胡集书会保护与发展专题座谈会现场。阎福波 摄

　　我最早听到“胡集书会”这个词是在1981年秋。当时惠民地区(现为滨州市)群众艺术馆的文化干部王树桐告诉我,“胡集书会”是一种民间自发的群众活动,在“文革”期间也未中止过。当时我脑海里一直在想“书会”到底是什么样子。1982年2月5日,作为山东省戏曲研究室成员,我陪同山东省文化厅、省文联、省曲协的领导们来到胡集书会。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胡集镇,亲身接触到胡集书会的早期状态,感受到说书人的魅力。

　　关于胡集书会的起源,保守的说法也有七八百年历史了。可以说,这是个自古就有的说书艺人们每年一次的盛会。

　　我自1982年踏上胡集,此后连续8年都专程到书会做调研,体验这纯朴的民俗。1985年,我还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去好几个村子,整整跑了一个正节(整个书会分为前节、正节、偏节),偏节又和说书艺人一起来到了胡集书会。今年2月21日(农历的正月十二),一年一度的胡集书会拉开帷幕,我有幸再次来到胡集书会,这离我第一次来此已有31个年头了。这30年来,许多东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就我个人看来,也有许多东西变化很少,甚至可以说基本没什么变化。

　　变的是角度  不变的是关注 

　　我1982年来胡集书会时,曾与胡集镇文化站站长刘建堂、惠民地区群众艺术馆王树桐,以及地区文化局、群众艺术馆和惠民县文化局、文化馆的领导和同志们一起看书会,并召集艺人代表召开座谈会,共同研究探讨如何把胡集书会办得更好。

　　1983年再到书会时,说书艺人们已从当年干涸的大水湾迁到了一个平整的广场上。再往后,胡集书会又增加了大型开幕式,先后把大批政府官员和曲艺表演艺术家、理论家、专家(如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刘兰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派山东快书创始人高元钧,杨派山东快书创始人杨立德等)请到了开幕式现场,并进行现场演出。当时的演出盛况空前,虽有公安、武警、民兵划分观看区域,但演出高潮处,观众还是在台下挤成了人浪。观众疏散开后,广场上挤掉的鞋都能拾好几筐。

　　再后来,胡集镇上建成了能容纳800余人的曲艺厅,曲艺厅前面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院落,有好多年的“胡集书会”就是在这曲艺厅前面进行的。

　　胡集镇文化站每年都对说书艺人进行登记,对他们演唱的书目、演出情况做全面细致的调查了解。为照顾远程赶过来的说书艺人,文化站还要帮助他们安排去说书的村庄,并给他们报销往返车票。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文化的发展相对落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电影、电视及网络传媒迅速成长,单说书讲故事已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听书观众的比例逐步减少。胡集书会也从上百档说书艺人蜂拥而至的高潮跌落至仅十几档艺人的低谷之中。

　　针对这种现象,胡集镇政府对书会的扶持也做了及时调整,取消开幕式,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政府买单,送书下乡”,也即由政府主管部门对所有演员进行评定,分出档次,把他们安排到有听书习惯的村里去,等正节演出结束后再回到胡集镇,按档次领取他们的演出补助。经过近几年的尝试,这种做法已收到明显成效,今年来胡集书会演出的艺人达到100余档。

　　也就是说市、县、镇各级政府对胡集书会关注和扶持没有变,变化的是扶持的角度在不断调整。

　　变的是装备  不变的是内容 

　　我第一次来胡集书会时,演出地点是在一个干涸了的大水湾里面。演出的艺人们穿的是平常穿的衣服,多数是用土布做的既保暖又厚墩的老式棉衣棉裤。与民众有所区别的是,一些艺人脖子上会挂一条宽大且颜色突出的围巾,有的艺人则戴着一顶当地百姓不常见的礼帽。艺人们几乎都骑着自行车,后架上绑着被褥。演出多为两人一档,一个弹大三弦,一个击鼓演唱。在胡集镇演唱时,演唱者把矮脚鼓架往自行车后面的被褥上一放,鼓键子嘣嘣一敲,弹三弦的艺人往旁边一坐,开始伴奏,另一个艺人提好了劲运足了气,扯开嗓门就唱起来。

　　再后来的几年发生了些许变化。自行车逐渐被摩托车代替;部分说书艺人也用上了扩音机。当时话筒杆不多,艺人们也不好携带,有人就自己用铁丝做个架挂在胸前,也有人干脆就把麦克风绑到铁锨把上往地下一插便开始演出。今年再看这些来到胡集书会上的说书艺人,几乎都是开着经济实用的小型面包车来的,演出的扩音设备也相当先进实用。来的艺人大多有了自己的演出服装,有穿大褂的,有穿唐装的,也有穿西服的,大部分女演员穿着鲜亮的演出服。

　　演唱的书目则没什么变化。30年前,多数艺人都说一些老艺人传下来的传统书目,如《大八义》、《七侠五义》、《施公案》、《包公案》、《杨家将》等。今年,艺人们仍然在讲述这些故事。

　　变的是面孔  不变的是形式

　　我初次来到胡集书会的时候,见到了许多的老艺人、老先生,如魏尊昌、张立通、张立恒、谢宝华等。这次来了一打听,很多的老先生已经不能说书了,有的已故去了。当年还是青壮年的东路大鼓艺人周金山、渤海大鼓艺人兰尊侠,如今也步入高龄了。

　　正月十三下午,我专程驱车来到了周金山说书的淄角镇东杨村。如今,周先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路大鼓的唯一传承人。他在这个村里演唱西河大鼓《秦英征西》。为了助兴,又加唱了一段东路大鼓小段儿《掺糠使水》。他演出的地方是村委办公室,院子里屋檐下摆着一张桌子,放着一套扩音机,也不知道是他女儿还是徒弟给他弹着弦,说上一阵儿,唱上一阵;说累了就唱,唱累了就说。说书人说得有情有趣,听书人听得有滋有味。

　　在胡集镇演出场地上,我也见到了一些新面孔,如来自济宁市的山东渔鼓、山东落子、山东琴书、河南坠子,来自河北唐山的乐亭大鼓,还有来自河北沧州某小学的孩子们,有唱快板的,有说山东快书的,再加上原有的毛竹板书、西河大鼓、评书、渤海大鼓等曲种,也算是数量不少了。

　　变的是场次  不变的是“扣子” 

　　以往胡集书会说一个正节要四天五晚,演员们要说13场。如今,多数村庄晚上不说了,只在白天演出两场,一个正节共表演8场。

　　俗话说“听书听扣儿,看戏看轴”。所谓“扣子”,简单说就是悬念。说书人说一部大书,首先讲究的是“扣子”的安排。这后一个“扣子”不拴好这前一个“扣子”就不能解。拴好了后一个再解前一个,用行话说这叫“提闸放水”。

　　这说书的场次变了,那“扣子”结构是不是也需要变呢?其实人们大可不必担心,说书场次少了,“扣子”的位置是不会变的。艺人们会根据场次的安排,重新调整故事的进展情况,既不会提前解“扣子”,也不会没拴好“扣子”就停书。别管场次如何调整,“扣子”都在原地没变。

　　30多年的体验,我清楚地感觉到胡集书会的“顽强”,也体会到了它的“脆弱”。正因为有了这些“不变”,胡集书会才能够得以传承延续;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变”,胡集书会更加完善。愿胡集书会多些“不变”,保留住它的原汁原味;也愿胡集书会多些“变”,让它的明天更加辉煌灿烂。

　　(作者系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舞蹈曲艺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