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一点自满之处，那就是这辈子我选择了绘画，并且成为一名美术工作者，这是我最大的满足。82岁得了终身成就奖，这只是艺术追求的开始。因为我知道自己永远站在起点上，这个起点始终触动我，让我倾尽所有去为之努力。

　　“虽然是终身成就奖，但现在‘身’还没有‘终’呢！”刚刚度过82岁生日的詹建俊先生这样说道，自己先笑起来，神情一如孩童般单纯、真诚。能够荣获终身成就奖，是多少人终其一生也难企及的高度，而身为新中国油画进程中标志性人物的他，没有一丝“功成名就”的自满：“艺术家的追求应该是永无止境的，就好像是科学发现一样，始终都在不断地探索与努力之中。我的身高有1米88，可我总觉得自己还不够高，还有很多的高峰等待我去攀登，还有很多新的想法等待我去实现。既然‘身’还未‘终’，只要身体允许，我一定会继续画下去。”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却坚定得很。

　　尚未见到詹先生时，先读到的是黄永玉先生那篇《詹大这个人》，里面有这样的文字：“詹大很文雅，他服装整齐，温文尔雅，房子里窗明几净。”而欣赏詹先生的作品，即便是没有什么美术基础的人，也能够从中感知到那份独有的大气与雅致。

　　果然是画如其人。当初次拜访詹先生的家，见到身材高大、腰板笔直的他，脑海中立刻回想起那个在美术界几乎无人不知的雅号——“詹大”。的确如黄永玉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詹先生的家特别是画室里，画架、画具、书籍、CD机、音乐碟片，一切都布置得整洁温馨，处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他身穿藏蓝色毛衣配着深棕色的灯芯绒裤子，虽简朴但十分洁净利落。

　　用画笔指挥旋律

　　人们很难想象得到，一辈子画画的詹先生对音乐却有着近乎疯狂的迷恋。年轻的时候，他甚至可以一天三顿饭都只是啃馒头就咸菜，也要用每个月生活费的三分之一去买一张细纹唱片来欣赏。

　　“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触类旁通的，都是创作者对于生活的认识、理解和态度，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尽相同罢了。画家因为见到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而有所触动、有所感悟，他会拿起画笔开始创作；诗人就用语言，而音乐家呢，则要通过旋律。”当詹先生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创作《起家》时聆听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情景，仍旧掩饰不住兴奋地挥动起手臂，“手中的画笔就像是我的指挥棒，情绪随着旋律自然而然就激动起来，它丝毫不会是沉闷、忧伤或者自怨自艾的。只有那么带劲儿的作品，才能表现出豪迈、炽热的生命激情，那是只属于青春的色彩。”风暴来袭的空旷原野上，纤瘦单薄的白衣女青年侧着脸，发辫已吹得散乱，紧抓住背包带的手却透着执著；被风卷起的巨大白色帆布占据了画面的重要位置，象征着自然条件的艰苦，又是青年垦荒者精神世界的最佳写照。他用粗放的笔触描绘出乌云密布、荒草丛生的恶劣环境，又通过钢琴音色一般的深沉、激越，赋予画面以亢奋、昂扬的情感浓度。

　　“每当我拿起画笔，都会同时开始回想，这幅画和哪一位音乐家的哪一部作品有相通的感觉。旋律、音色的感染力能够很好地触动、启发我的认识与表达。”如果说《起家》是用钢琴烘托出的青春朝气，那么《狼牙山五壮士》则是用“定音鼓的捶打”带起整个乐队的极大悲鸣。无论是远处山形的走势、人物坚实的形体语言还是浓厚、沉郁的色彩，都给观者以纪念碑雕塑般的震撼。他说：“面对生与死的抉择，英雄们毅然走向悲剧性的一跃。他们临危不惧，气壮山河。这种极端的生命体验，要用贝多芬的第三（英雄）和第五（命运）交响曲才足以表达。”

　　对他而言，音乐不再只是单纯的兴趣爱好，它早已成为创作的一种延伸与象征。在《我希望……》一文中，詹先生曾如此写道：“我希望我的作品像音乐，以动人心弦的旋律，震荡人们的感情，那里有狂涛的激越，也有温柔的宁静。它是热望、是冥想、是心声……我要用我颤抖的笔，把热情滚滚的节奏，和潺潺流动的音韵，永远地凝固在画面中。”

《飞雪》（油画） 詹建俊

《秋色正浓》（油画） 詹建俊

　　快意挥洒的生命色彩

　　有人批评时下的青年画家们，在优渥炫目的生活中，只推崇那种对艺术家本体状态的关注，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表达出的愁绪却几无差别。对于自我的关注与抒发，詹先生并不排斥，他只说自己更愿意在广阔的天地间，涉猎更多的领域，体察更多彩的人生。

　　“我生在沈阳，从小长在北京，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没见过什么世面……”说起在中央美术学院彩墨系做研究生时，第一次到西北，他连点滴的细节都不曾忘却。“那还是1954年的时候呐，可不像现在，我们出了兰州火车站，四下一望，简直像古代。连个人影儿都没有，再仔细找了半天，终于发现有几辆马车。”年轻人看什么都是新鲜的，第一次见识到大漠敦煌的戈壁滩，领略到石窟的壮美；第一次见到黄河，船夫自己坐在羊皮筏子上一路顺流而下，唱起当地的民歌“花儿”，筏子走远了，那高亢婉转的歌声却好像还很近。当时所领略到的一切自然、人文景观都令他心生向往，也正是如此丰富的生活赋予他源源不断的创作养分，“直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觉得太有意思、太来劲了！这样的感受，恐怕光是‘宅’在家里，靠沉溺在自己的梦境和幻觉中，是没法想象出的。”

　　连“批评”都带着通透与豁达，他那份独有的宽容内敛中总带着一丝“严肃”的幽默，“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一切都很简单。物质在那个时候相当贫乏，但精神世界却无比丰富，因此大家都特别快乐。”葛维墨先生曾在《美院往事》里回忆他们那批学生即将毕业前，在全校引起巨大反响的“大马戏团”表演：“演出从3个小丑开始，扮演小丑的是大个子詹建俊和一胖一瘦的两个矮个子李宏仁和蔡亮。他们在脸上涂满了油彩，梳着高高竖起的小辫，手牵手咧着血红的大嘴，哭着上场，插科打诨闹着要去参加晚会。”此番热闹的景象今时今日即便只能透过文字，也令人忍俊不禁。

　　无论是刚刚毕业时创作的《起家》《狼牙山五壮士》，还是后来的作品，纵情快慰地创作，从不模仿他人，也拒绝重复自己，詹先生总能以丰富、鲜明的绘画语言，赋予生活中的美以更多的光彩与诗意。他这样描述自己理想的绘画境界：“它应当像一首诗，蕴含着生活所给予的灵感和思想。它赞颂人间至美的一切，并使潜藏于平凡中的伟大，隐没在暗淡中的光明，都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来，以它美好的精神力量启迪人们的心灵。”

　　《高原的歌》创作于1979年，灵感来自先后两次去四川阿坝地区体验生活，虽然在那里的时间并不长，却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广袤的草原上，有大片大片的花朵，人们骑在马上，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歌，宛若天籁之音。那种恣意的欢乐，豪爽自在的幸福，连同高原清新的空气，分外强烈的阳光，使他深深感动。以往关于藏族聚居区、藏族同胞生活的绘画，主题大都是苦涩、凝重的，而在他的作品中，却敢于用大片的红色来涂抹。晚霞中骑坐在牦牛身上的藏族姑娘横过草原，落日的余晖映衬着她逆光的身影，喜悦祥和。雪域高原不再凄冷，而是充满了浓浓的暖意。如果说《高原的歌》是紧扣时代，给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以精神上的慰藉；那么《回望》中的长城，则是他反思“文革”的全新载体。范迪安在《从象征写实到抒情表现——对詹建俊油画的再认识》一文中曾评价这幅作品：“烽燧似点，有古代画论常谓‘高峰坠石’之重，城垣逶迤，如同古代画论所称‘潺潺一线’之灵。”辽阔的视野中，万里关山尽收眼底，在层层叠叠的红褐色峰峦之上，灰白色的城垣凸显出一种历经世事的沧桑与壮阔，仿若拨动一根琴弦，声音低沉，却发出悠久不息的回响。这份许多人感受过却描述不清或未能捕捉到的长城之魂，被他在画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

　　最大的幸福是画画

　　“第一次去先生的画室，是在2003年，非典过后不久。在校尉胡同老美院陈列室的后面，楼的高度很低，他站起来一举手就能摸到楼顶，整个画室由两个小间打通而成……靠西边摆了茶几和沙发、还有两把椅子。小茶几上放着CD机，北面中间的断墙边放了个小柜子，上面放了很多张CD、画册和书。我说画室太小，先生却笑着说，‘这间也是去年才有，以前都是几人合用一间’。”詹先生的学生白展望回忆说，“先生在75岁的时候，终于住上了宽敞的房子，现在的房子结构合理，画室也宽大明亮，过去家里躺着的画册，终于能站在书架上了。”

　　哪怕在窄小阴暗的房间里，依然能画出绚丽明亮的作品，无论身处当年的陋室中还是如今舒适的环境下，詹先生宠辱不惊，因他看重的并非外在的一切，始终只有绘画。

　　“我只有一点自满之处，那就是这辈子我选择了绘画，并且成为一名美术工作者，这是我最大的满足。受到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爱上了画画，这种爱一直到今天都不曾改变。别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个职业很闷，我却乐在其中。从事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又是社会所需要的，还不会受年龄的限制。82岁得了终身成就奖，这只是艺术追求的开始。因为我知道自己永远站在起点上，这个起点始终触动我，让我倾尽所有去为之努力。画了一辈子，还像画第一张一样。”詹先生说着，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或许那饱含着太多人生体悟的皱纹无法抹去，但这笑容却和年幼他随母亲回东北老家，第一次拿起画笔用一张画代替书信给留在北京的父亲报平安时，毫无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