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我作为华北大学美术系的教师，由江丰带领进入北平。和我一起到北平的还有莫朴、卫天霖、林岗、伍必端、邓澍等人。我们首先联系到了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的徐悲鸿，在他的帮助下，一些同志开始进入到国立艺专里面任教，但这时我的组织关系还在华北大学。我记得文代会开幕前夕，华北大学通知我去参加会议，我就作为美术界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文代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记得当时毛主席还曾经来到会上作了讲话。会议主要是以毛主席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宗旨，确定了文艺的大方向问题。当时从解放区来的同志都知道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指引下已经进行了近十年的艺术探索；而国统区的一些艺术工作者并没有认识得那么深刻，所以那次会议就有转变思想的作用，将“为艺术而艺术”转变为“为生活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江丰和蔡若虹等人都在会议上发了言，他们的一些谈话对与会者都很有启发，同时在艺术教育上也确立了这种观念，这对日后国家一些重要美术院校的教学都有着很大的作用。在会上，我见到了平津地区的代表，如王临乙、徐悲鸿、齐白石、董希文。从延安到北京参加会议的还有王朝闻、王式廓、胡一川、罗工柳等人，可以说这是一次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美术创作队伍的大会师。

　　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的同时，美术界还在北平国立艺专举办了“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展出上世纪４０年代主要来自解放区的各个艺术门类的作品604件，其中木刻作品150幅。我有十几幅木刻作品都参加了展览，还记得当时自己参展的作品有《豆选》、《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狼牙山五壮士》等。在展览结束的时候，江丰同志决定将这批作品捐赠给国家，现在这些作品都收藏在中国美术馆。

　　历史在前进，画家的审美观念要更新，要紧跟上时代及其文化发展的步伐。1979年，被划为右派21年之后，我终于得到了平反，对当年举行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小平同志的讲话印象深刻。从那时起文艺界开始改正“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左倾思想造成的错误，文艺界的创作空气开始有了很大自由；而我也由此开阔了创作的视野，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了一些表现时代新特点的抽象作品。

　　回顾自己的美术创作，文代会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上世纪40年代起，我就在延安讲话精神下确定了为生活而艺术的信念，艺术应该反映时代、反映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这是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确立下来的文艺创作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现在看来还没有过时。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艺术家有义务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画下心中所想和所思，认真考虑什么东西值得去表现、什么内容创作出来才是有意义的。无论是上世纪40年代诸如《豆选》的一系列反映解放区土地改革和民主选举的木刻精品，还是近几年来画成的具有构成意味的抽象油画作品，我始终认为，艺术作品不仅有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艺术价值，这就取决于艺术工作者是否能在创作上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的特点，是否能为生活创作艺术作品。

　　（彦涵为第一至六次文代会代表）

　　（本网记者张亚萌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