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

　　书画鉴定和围绕着它的学术争论，曾经是一个当代收藏鉴定史上最重要的话题。在过去，各家收藏背后都有鉴定家作为掌眼人在活跃着。但因为彼时玩收藏的都是高官富商资本家，圏子很小。即使有自由交易买卖，如大城市天津、上海、长春和北京，大致不会有出圈离谱太多的事情发生。至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内，文物交易在民间被禁止，收藏鉴定都是国家博物馆和文物商店的事，当然也还是有一个固定的圈子。但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初文物市场开放解禁，大量民间人士湧入，收藏鉴定遂成为庶民百姓关心之事;而随着书画交易的从专业圈进入社会，各种各样的真伪争议，也构成了一道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线。

　　越是走向大众化庶民化，就越会激发出对权威的膜拜和渴望。在其背后，是需求市场迅速扩大和权威专家作为稀缺资源的珍贵。像徐邦达先生作为著录学派代表、谢稚柳先生作为风格技法学派的代表，启功先生作为文史考证学派的代表，在当时可以说是鼎足而三，叱咤风云，标志着一个鉴定时代的皇皇业绩。

　　但即使是这三位领袖级的人物，因为都是龙头老大，有时闹起纠纷来，也还是令人难以措置其间。尤其是谢稚柳先生与徐邦达先生两位大师，几乎是“怼”了几十年的“冤家”伙伴。

　　《雪竹图》

　　鉴定家个人观点之间的学术之争

　　《雪竹图》是近代上海著名藏家钱镜塘最重要的藏品。后捐赠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头牌专家谢稚柳先生认为：这应该是五代南唐画坛中号为“黄筌富贵徐熙野逸”的大画家徐熙的力作，并于1973年发表了《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对它进行全面论述，并从技法角度认为：世传徐熙“落墨花”因为没有史料尤其是实物为证据，一直不明其详。但正因为《雪竹图》的出现，足以印证徐熙“落墨”的技法特征，解开了一个久探不决的风格技法谜团。虽然《雪竹图》并无明确落款，但如此水准的精彩与独特，非徐熙“落墨”之法不足以当之。两宋至元明以后，绝对无此眼界亦无此炉火纯青的技法表达。

　　十年以后，故宫博物院的徐邦达先生在《艺与美》1983年第2期发表文章《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认为《雪竹图》应该是南宋以后物，甚至还可以断到元明，明确不同意谢先生鉴定结论。发表之初，并未引起多少波澜。但四年之后，谢稚柳先生赴香港，看到了这本杂志，遂又于1986年撰文《再论徐熙落墨花——答徐邦达先生〈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对徐邦达先生进行了反驳。并就具体的文献解读如“落墨”名词的理解，乃至当时画面多用绢本所能达到的尺寸幅面来推定时代标志等等。从技法风格分析角度论，谢稚柳因为是画家，明显具有实践上的敏感，且他对唐宋画风鉴定更擅长;而徐邦达多专攻明清，论《雪竹图》为南宋后物似乎也与我们通常的印象脱节。但问题是《雪竹图》本身无款，硬指实它是徐熙，也缺少过硬证据。故而只能作为一个悬案留置后世。双方的论辩明显带有学术立场和学究气味，博物馆对博物馆，上博对故宫，两大博物馆的头牌，旗鼓相当。

　　这是谢稚柳与徐邦达的第一次对垒。此后两人还论战过多次。

　　《仿石溪山水图》

　　市场引起的商业利益之争

　　1995年，书画文物交易市场刚刚解禁放开，人们还在小心翼翼地试水;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举办秋季拍卖会，绍兴一家纺织品公司以110万元拍下了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当然引起了广泛关注。坊间议论纷纷，也有指它不真的意见。买家开始并不放心，遂通过关系，找到与张大千有几十年交往的谢稚柳先生鉴定。谢老明确鉴定意见并有亲笔鉴定书“为真迹无疑”。但买家还是不放心，又辗转托人请北京故宫的权威徐邦达先生鉴定。徐先生却表示，这件画是摹本，张大千题识是从别处移接过来，故而不真。为此也出具了鉴定书。

　　买家心里更犹豫了，提出退货。拍卖公司当然不愿意。于是买家先后向杭州市、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连续提起上诉。法院方一看，两家都是鉴定泰斗，一言既出，谁也不会认输。案子一拖再拖，持续几年，迄无定论。1998年，坚持真迹说的谢稚柳先生去世;法院又组织委托北京国家文物局11位专家组成鉴定组，最终确认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是伪作。遂以此为定论，判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败诉，裁定须赔偿金额为127.5万元。这被鉴定收藏界认定为文物拍卖的第一场官司，所谓“华夏第一拍卖案”，具有指标意义。

　　但浙江方面和上海方面一直以来并不服气。记得2014年12月，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和《杭州日报·艺术典藏》共同策划主持的第一届“收藏·鉴定·市场·拍卖”学术研讨会在杭州滨江召开。在研讨会的圆桌会议阶段，我又重提此事。在场的故宫专家们和一般了解此事件的业内人士认为，法庭既已有判决，自然无须再议。但独独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举手要求发言：认为这个案例不典型，判决不公。理由是，第一，从组成专家组的时间来说，明显对谢稚柳先生不公。因为他已谢世，无法据理力争、甚至发言抗辩的机会也没有了。第二，专家组是由北京的专家11人组成，而没有上海或南方的专家，有偏听偏信之嫌。第三，组织方是国家文物局，与故宫博物院同一系统，公私交集太多，不符合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利益相关方的“回避”原则。且11人中徐邦达先生的故宫职场同事与门生子弟不少，所以这是一个失败的判例，在今天学术讨论时不足为证。我听了觉得似乎有道理，如果程序公正有瑕疵，至少在理论上无法反驳这种质疑的。

　　古书画鉴定是一个神奇的所在

　　谢稚柳先生与徐邦达先生皆是西泠印社中人，又都是名流大家一代风采，著作等身，但一遇到意见分歧，各执一词，有时很难协调圆融，这是民国以来知识分子的性格，是优点也是缺点。曾听人说，在1983年国家文物局成立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在全国各大博物馆巡回鉴定历时8年，其间谢、徐二老时起意见纷争。谢老是鉴定组组长，又是名画家，说话口气自然不同，一言九鼎，不耐烦争辩；徐老则身处故宫，眼界极宽，胸中案例极多，且于历代书画著录烂熟于心，经常会提出一些理由证据让人猝不及防，无法回驳，令对手憋得难受。谢老是艺术家脾气大，有时言辞稍不如意会发飙，又以辈分较高，别人难捋虎须;徐老则不以言辞锋利称，一遇冲突，生闷气，有几次气急了，声明再不参加鉴定小组巡回鉴定活动，结果是启功出面协调，婉言相劝。我有一次问启老，当年谢老和徐先生意见不合，其他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几位大都沉默;您也是组长，总是当“和事佬”，可有此事?启老笑而不答，稍迟又叹了一口气，说“都是过来人，老顽童了，脾气还是不改”。

　　古书画鉴定是一个神奇的所在。没有落款，再有充分理由证明，都无法坐实《雪竹图》是五代徐熙的真迹。这即是证伪不证真的道理。又只要两个著名鉴定家意见不一，谁也无法打败对方，各持一见，互不相让，也只能存疑而无法定论。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究竟是真是伪?即使法院判伪，但在鉴定界仍然不是定论。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回忆此一公案，其实对画真画伪反而不太在意;但对谢、徐、启三位大师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反而切切在心，这样三位顶级人物，真要“扛”起来，竟然也是如此可爱、像小孩子怄气吵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