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书画鉴定家及书画家徐邦达于2月23日8点38分逝世，享年101岁。  

　　徐邦达的与世长辞是书画鉴定界的损失，也是文博界的一大损失，社会各界知悉消息后深感惋惜。本报特约请三位在工作和生活中与徐邦达有过深交的故友、学生，以讲述徐邦达令人敬仰的一生。 

1978年10月，徐邦达与学生们在青岛博物馆鉴定书画。自左至右：杨臣彬、肖燕翼、徐邦达、杨新

　　念往事，忆故友

　　谢辰生

　　我和徐邦达是几十年的朋友了。

　　我们最早相识在上海。那还是解放前，我随郑振铎先生工作，要将张绗收藏的书画整理出版，因为他的很多藏品都流散到国外去了，我们想通过出书留下来点东西。徐邦达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我们就算认识了，但没什么交往，仅仅见过几次面。

　　解放后，国家成立文物部门，我和徐邦达就都到北京来了，在文物处当业务秘书，那时我们天天在一块儿，就熟了。当时的办公地点在团城，成立了一个收购小组，征集社会文物，每天有很多人来送东西，书画这部分都是经张绗和徐邦达过目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负责起草法律文件，但我和他们经常在一起。那时挺有意思的，有东西送来，我也跟着看，在他们的你一言我一语中，增长了很多知识。在我印象中，徐邦达身体很瘦弱，但精力充沛。记得北海旁边有一个小铺，饭菜真好，我们就经常去那里吃饭，打打牙祭，聊聊天，我没多少钱，都是徐邦达他们掏钱。有一天徐邦达特别高兴，收了一件黄庭坚的作品，名字我记不清了，但大家都说“不得了了”，于是就又吃了一顿。

　　经过一段时期，征集、捐献积累了很多好东西，每登记入册一批，就送到故宫一批。于是，1953年决定在故宫搞绘画馆，1955年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故宫开办的第一个专题展馆，在筹备、建立、陈列过程中，郑振铎、张绗和徐邦达是主力，做了很多工作，可谓功不可没。这期间，为充实业务单位，徐邦达和一些同志被调到故宫工作，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了，但我经常到故宫去，和他见面的机会也还很多。应该说，通过这些工作，在实践中见的东西多了，徐邦达的书画鉴定功力就又丰富了，他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

　　1981年，国家文物局决定由我出面组织成立全国书画鉴定小组，这个小组集中了徐邦达、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傅熙年6位专家，我给他们做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我们计划每年上下半年各3个月，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和部分私人藏家那里鉴定书画作品，设定了3个任务：鉴定、传承、出版。这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很了不起的工程，一下就搞了8年，发现了不少好东西，更摸清了全国书画的家底。在这8年中，每年至少有半年我和徐邦达是在一块儿的，这段时间，大家在一起交流，虽然很劳累，但工作得非常愉快。通过鉴定、记录、拍照等工作，最终落实了目录、图目、精品录3本书，由于出版工作是在20年后才全部完成，其间因许多事情我和徐邦达还是会经常见面。

　　　　听闻徐邦达去世的消息我很难受，我们曾经在一起做了这么些事情。当年的七人小组，现在只剩下我和傅熙年了，他这一走，老一代人几乎已经没有了。但愿，念往事，忆故友。（本报记者云菲采访整理） 

　　半世纪，师生情

　　杨臣彬

　　在我的记忆里，我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与徐邦达先生接触的。1952年我到故宫，1956年向徐先生学书画前，我协助朱家溍先生从事宫廷原状陈列工作，跟朱老干了些年后，觉得自己的兴趣不在宫廷史上，征得朱老的同意，我到了书画组。徐先生是组里唯一的“老”专家，当时他40多岁，我才20多岁。我在先生身边，算是初学的小学生。先生为人非常和蔼可亲，对年轻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上我自己对书画鉴定有着强烈的学习愿望，所以每次请教时都能有很大收获，在工作中我还主动为先生的研究工作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整理记录、寻找资料，先生也毫无保留地指导我，提醒我要在文史、书画史这些基础知识上下功夫。那时我和先生在一个办公室，座位只隔着一道板壁，掉过头来我随时可以向他请教。可以说，我在书画研究和鉴定上一入门就得益于先生的教诲。

　　我觉得，先生在书画研究鉴定这个专业上的贡献有以下几点：

　　先生一生勤奋，著作等身。先生是我们这个领域享用不尽的财富，他笔耕不辍，主要著作和成就都体现在《徐邦达集》这16部书里。它是古今书画鉴定这个学科集大成的一个成果。先生的家学和自身的素养可以说就是为书画而生的，尤其是他具备非凡的记忆力。上世纪80年代中期，神武门外有一对年轻人送来了一件吴镇的《松石图》，当时先生不在京，我去看了之后觉得很好就办了手续留下了。先生出差回来看到这幅画高兴极了，说：“哎呀，我等你多久，终于把你等来了！”原来，先生十几年前在上海一位藏家那里见到过，他经常说“好东西我都记得”。他的脑子就像是一部记录书画的活辞典、一架拍摄书画的录影机，在我的眼里，先生就是为中国书画而生的，无论是在书画鉴定方面，亦或在自己的创作上，都像古人说的那样：“眼界尽古人神髓。”

　　先生在研究中，实事求是，治学严谨。先生不仅有着高深的学养，还注重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对于每件东西，他都要把题跋、印章和古人的各家评论、著录整理完，并做出自己的评价，然后再下结论。在对待前人的结论方面，他既不会一味盲从，也不会妄加怀疑，而是根据自己扎实、严谨的研究去确认前人的成果，或是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乾隆三希堂中的《中秋帖》，从宋以来的历代鉴定家都认为是王献之的真迹，但先生觉得上面的字的用笔、结体等都很像米芾，和王献之稍有差距，而且对于这件作品的用纸也是苦于怀疑但没有根据，他就请来古纸专家潘吉星，潘先生鉴定后认为这是竹纤维所做的“竹纸”。而这种纸北宋才有，东晋人怎么能拿北宋才出现的纸来写字？终于先生肯定这是米芾的手笔。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又比如传为孙过庭的《景福殿赋》，也是件流传有序的名作，一直没有人对作者和时代提出怀疑，但先生发现，文中的“构”字写法有避讳，而这是南宋高宗赵构的讳，所以，这件东西由以往的唐代孙过庭改定为南宋人。总之，他搞鉴定工作，都是本着科学和求实的态度，发表意见都是根据确凿、论证严密、言之有物，从不人云亦云。

　　先生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前人从未涉猎的学术领域和问题，成就超越古今，是继董其昌之后中国书画鉴定史上最杰出的鉴定家之一。先生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故宫提供大量实物的条件，他对宋徽宗、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金农、吴昌硕等历代大家的真伪、代笔的对比研究达到了前人从未企及的高度和深度。先生不仅厘清了“代笔”的概念，区分了代笔与作伪的不同，而且根据自己搜集、整理、排比的大量史料和作品，明确了以往对于这些大家的作品很多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说法。特别是区分了画家本人亲笔的面貌和众多门下弟子、子侄的代笔、作伪面貌的本质区别，将千年以来中国书画鉴定“凭感觉”的文人游戏式的鉴定活动纳入了学术的轨道，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在这方面先生具有开山之功。

　　先生开创并建立了科学书画鉴定学术体系，奠定了当代书画鉴定的理论基础。通过研读先生的著作你会发现，凡是历代开派大家和独具影响的书画巨匠，都被囊括在先生研究的范围内，他一向主张通过对书画家个案的深入研究，以书画家个人的笔墨风格为核心，结合材质、装裱、书法的文字与绘画的形象、款印、题跋以及著录等因素，对书画作品进行综合的研判，继而从根本上解决真伪之争、时代含混的问题，从而确立某家、某派或某代的标准风格。这种费时、费力的基础研究，是许多“学院派”不屑于去做的，但却是书画鉴定和书画研究的基石。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先生对那些“学院派”的教授们说：“我是给你们做后勤的。”可是假如你仔细读了先生的著作就会明白，这个“后勤”不是随便什么人想做就能做得的。先生说的“后勤”，就是用他毕生的心神精力，把历代书画家的真伪、风格分析确认妥当，让多少从事绘画史家、绘画理论研究的学者免去了真伪混淆、精芜不辨之诮！先生的学术成果和理论体系表明了自北宋直至近代，千百年来局限于文人、艺术家、鉴藏家之间小团体私密活动的艺术欣赏活动和随性的记述著录，成为了一项研究方法全面有效、研究领域宽广深入、研究成果系统完善的学问。从这一点而言，先生不仅是集大成者，也是超越古人和今人的一座丰碑。

　　先生对后学晚辈无私提携，作为入室弟子我体会最为深刻。虽然我很早就跟随先生一起工作，也在专业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当时政治条件不太利于学习研究，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先生也跟我们一样，吃了不少苦。但那时，先生也总是叮嘱我不要把专业丢了。不能研究，那我就利用工作之余，刻苦练习书法、绘画。先生自己就是大书画家，他十几岁就开始创作，在各种绘画题材上都有相当深厚的功力。而我小时候上过私塾，也喜欢写写画画，有点底子，先生就时常从旁指点我。他说，要真正学好书画鉴定，除了专业知识外，还要经常写写画画，这样才能解决鉴定中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书画家的笔墨特点。直到“文革”结束，我终于能够安心大胆、没有顾虑地开展专业研究了。先生向院里提出要配助手，才正式收我为徒，当时我高兴得难以言表。从此，我就跟着先生到全国各地的文博单位考察、鉴定书画，北到哈尔滨，南到昆明。随时看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先生总是笑眯眯地把这件作品鉴定的要点讲解清楚，从不藏私。有时候，还唯恐我们忘了，会突然提问前几天看的某一件作品。就这样每天白天看书画，先生言传身教，晚上我除了照顾先生的生活起居外，还把白天先生看东西时提出的意见和知识重点进行汇总，整理笔记。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看了近4万件书画作品，行程几万公里，收集了大量资料。那8年多时间，我们朝夕相处，是我学习收获最大的时期。我在书画的鉴定和研究上能做一些成绩，都是受益于先生。

　　　　回想起来，我与先生半世纪的师生情，他的教诲是我终生的财富，享用不尽。如今，先生殁了，我这两天都夜不能寐，一合上眼，先生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在当今这种浮躁功利的环境下，作为学生，也许我的能力有限，但我会秉持先生的教导和自己的“实事求是”的为人、做事的准则，把先生的治学精神传承下去。（本报记者云菲采访整理） 

　　仙风道骨 狂歌当哭——悼念徐邦达先生

　　赵旭

老榕图  徐邦达 

　　徐邦达先生仙逝，噩耗传来，我非常难过！此时，一个沉重的字眼充满了我的脑海——损失。徐先生的谢世，无论是对文化界，还是书画鉴定界，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徐老无愧为当今“书画鉴定界第一人”，文博界痛失权威，鉴定界痛失巨擘，令人痛惜扼腕。作为先生的晚辈后学，我感到痛彻肺腑的悲伤。

　　我自幼崇拜先生学识渊博，敬仰先生高尚品格。我18岁懂事时就有缘与先生结识，当时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从我步入书画收藏之时，不断聆听先生的教诲，耳提面命，深深感受到他内心的清纯与虚静。没有张扬，没有怪语，只有从容和悠然。既深沉，又高远。

　　徐先生终其一生从事古代书画鉴定、研究，20岁时师从赵叔孺学习古书画鉴定知识，其后，又入当时海上著名书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书画与鉴赏能力日进，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鉴赏古书画闻名于江南。徐先生撰写的《古书画鉴定概况》《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等著作一直是我学习书画鉴定的教材，受益匪浅。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时，滕芳阿姨就对我说过：“徐先生有对于书画鉴定的执著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一定能活过100岁的。你要向他学习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精神。”这些话语至今仍回荡在我的耳畔。岁月如梭，20年过去了，先生已是102岁了。

　　去年我们保利拍卖公司为徐先生举办了“百年光华——徐邦达珍藏作品及艺术回顾展”，向世人展示了他的百年鉴定和创作生涯以及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由于徐先生疗养身体的缘故而未能到现场，滕芳阿姨代表徐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展出期间，徐先生一生的收藏与他本人创作的书画作品，吸引着众多的观众前来参观。

　　而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平静，那么从容。不，徐先生还活着，他像一座巍巍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本文作者为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