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先生带着从中国新兴木刻到今天的版画所有的历史，就这么走了，他既是美术的一面大旗，又是旗下的普通一兵，“豁然万里余，独为百川雄” ，他的历史则留给了我们，成为国家文明进程中最具形象的篇章。

　　自上世纪30年代新兴木刻运动兴起，中国版画一改工艺复制的悠久传统，开始自己艺术个性的生命历程，从作品的形式到内涵，都与中国传统版画截然不同，像一个垂垂老者又猛然青春年少，如鲁迅先生在自己的诗剧《过客》中所隐喻的“在荒原上沿着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行走着” ，版画的逆反不过是历史嬗变的一个局部，艺术的升华才是文明进程的节点，而完成这样的变革，贯穿始终的还是人，黑格尔曾就美学实践的意义说过“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 ，版画人的觉悟超越了物的版画而成就了人的版画，创造与表现的追求超越了工具与手段的宿命，而直驱文化与精神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跋涉中，太多版画人与作品如峰峦如长河，述说着成长的艰难，积累起指路的方向，这其中先后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现当代版画大家如擎天巨柱，撑起版画的五岳三山，为中国现当代版画开拓了新的空间，王琦先生便是与古元、李桦、力群、彦涵并称的五岳，他们前承新兴木刻的激情，后携当代版画的旗旌，以自身丰厚的创作实践和饱满的精神力量，丈量着国家与民族发展的维度，让版画这一古老的文明载体，不断更新着审美的质与量，不断承担着时代的鼓与呼，这其中王琦先生以自己生命的韧性，承受了更多的劳苦与责任，担负了更久的重托和使命！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凸显在版画乃至中国美术发展历程的多个关键节点上。

跃马杀敌（版画）  王琦 

　　新兴木刻运动在上海沦陷、国势危急之际，兵分两路，一路远赴西北的延安，成就了边区版画，探索着版画与民众相依的路径；一路便是在王琦先生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在大后方的重庆继续着版画与时代互动的努力，中国现代版画与民众、与时代的关系，正是通过这样相依互动，达到水乳交融，而形成脚踏实地的、扎根人民的画种基因，这是让版画的后继者哪怕再边缘、再弱势也从不绝望的基因，是中国版画青山不老绿水长流的基因。山不择土所以成其高，河不择水所以成其流，在大众与小众的方向上，在手段和目的的判断上，以王琦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版画大家从来没含糊过，哪怕是在学院的高墙深宅内，在形格势禁的教学框架中，他们也如同大树一般努力向全国伸展着自己的枝杈，向各地抛撒出自己的绿荫，所以形成以中央美院的版画系为轴心而辐射和影响全国各地版画的生动感人的版图，以至先生们带出来的学生宋源文、广军、谭权书等更多艺术家也责无旁贷地担起这份使命，完成了中国版画从现代到当代的过渡和转型。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王琦先生们早早就嘱托了的，掸掸灰尘，擦拭干净，还是宝贝！

　　新中国成立伊始，万象更新，又是王琦先生率先用新的创作、新的面貌，引领中国版画步入新的时代。以他为代表的版画家们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国运引领着文运，国兴带动了艺荣， 《长白山的早晨》 《北方农家》 《古墙老藤》 《玉带桥》 《蒲公英》 《春潮》 《初踏黄金路》 《北京雪景》 《群英会上的赵桂兰》 《农民服务所》 《劳模荣归》 《西湖》等一大批版画佳作的问世，让新中国的表情充满朝阳之气，更让新中国的版画散发出迷人的芬芳，新兴木刻的偾张，大后方版画的时艰，边区版画的朴实，在这一充满理想的时期，都汇聚成版画最美好的祝福，让人们看到希望，更寄情于远方。王琦先生不仅率先垂范，刀耕笔述，更通过主编的《美术研究》 《世界美术》 《版画》 《美术》等刊物将自己对版画发展的见解、对版画艺术的经验和版画普及与提高的期待传播至全国，北大荒晁楣、张桢琪的套色版画，四川李少言、牛文、李焕民、徐匡的黑白木刻，江苏吴俊发、黄丕漠、张树云的水印版画，浙江两张两赵的版画和云南李忠翔、史一色彩浓郁的套版等，正是在这种影响下逐步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版画群体现象，在活跃了地方文化艺术的同时，也让国人领略到版画独特的审美意趣与价值，这一时期全国版画的发展与王琦先生个人突出的作用不言而喻，他既是大旗，引领着方向，又是士兵，冲锋在先。

　　“文革”的浩劫甫定，百疾待医，还是王琦先生挺身而出，不仅是版画，而是整个国家的美术都成为他的奉献与责任，从上世纪最后10年开始，王琦先生在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的岗位上，坚持艺术的百花齐放，鼓励年青一代的画家们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养分，在人民中寻找表现的意义，中国当代版画也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在王琦先生事无巨细、百计千方的操持下，成功地拓展了表现的疆域，极大丰润了想象的空间，版画的展览持之以恒，版画的创作异彩纷呈，版画的新人层出不穷，魏谦、周胜华、魏启聪、王喆音、聂昌硕、沈尧伊、徐冰、吴长江等一大批青年才俊的横空出世，为中国的版画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中国美术写下精彩的一页。

牧归（版画）  王琦 

　　王琦先生的版画创作，就是他一生未变的至爱，无论是在青涩的少年，觉醒的青年，还是忙碌的中年，抑或退而未休的晚年都与他如影相伴，他在早期如《难民站上》 《难民一群》 《警报解除之后》等作品中，以刀带笔，立场鲜明，对处于困顿中的普通人寄予无限的同情，用形象的力量质问社会的暴戾恣睢，他在《警报解除之后》 《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等作品中，召唤更多的热血青年共赴时艰，他的《售余粮》《贮木场》 《晚归》 《雪原峡谷》等作品则体现了他对大自然和人的生命力的赞美，画面色彩亮丽，气氛昂扬饱满，艺术史诗般的叙述风格成为他这一阶段创作的主调。在后来的《人民万岁》等系列组画中，王琦先生更是以欢快的刀触触及国家的新兴气象，以亿万民众的理想想自己创作的目的。王琦先生的版画，无论是黑白木刻，还是多版套色，都非常注重情绪情感的表达，刀法的组织总是围绕着主题渐次实施，疏密大小的刀触，或短或长的刀程，入木出木的刀意，或深或浅的刀味，自然朴实地表达了画面特定的内涵，不炫技也不啰嗦，就那么与彼时此刻的心象相呼应，意到刀到，情切刀切，所以人们在他的版画中既感觉到表达的快意，又体味到用心之深，完全不会因版画技术的深厚而或忘主题意韵的深刻。从画家与观者之间主客观的存在距离而言，王琦先生在自己的作品中所禀持的一贯立场就是平视，平等相视，对生活对他人既不俯视，居高临下自以为是，也不仰视，盲目崇拜自愧自贬，他永远是淬勉自强，谦谨自重，外在环境如何连氛累霭，都不曾改变自己掩日韬霞的追索，因此，许多人在他作品中看到的亲切，实际就是他真切的自我，好的美术作品既不会故弄玄虚，也不会客套做作，对所有观者都不设防，对所有人都刻木剖心，王琦先生是做到了的，同时王琦先生也在用笔勘讹刊谬，补缺读新，先后发表、出版《艺术形式的探索》 《创作自由与自由化》 《现代派艺术与我们》 《艺术形式的演变初探》 《我的创作生涯与体会》 《艺术创作的主观与客观》 《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继承》 《发扬〈讲话〉的革命精神》 《创社会主义之新、创人民所喜之新》 《西洋美术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影响》 《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美术的理论基石》等大量文字，这些重要美术理论又异质同构的佐证着他的艺术主张，并且因为实践的感悟，他的文字更加迥拔诸家，类超群注，成为中国美术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最重要的文献，为美术批评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王琦先生一手拿刀，一手捉笔，作品与文章记录着他从不停歇的匆匆步履，艺术和思想是他精神飞翔的双翼，他创作语言的风格，表现意境的塑造和主题选判的方向，既是他艺术造诣的体现，也是他文化情怀的抒展，更是他精神力量的凝聚。他既是中国美术的一面大旗，又是旗下普通的一兵，作为艺术大家，他从不傲岸自许，对青年对学生如同家人一样，许多人在青春的回忆中忘不了在王琦先生狭窄逼仄的家里，他亲自下厨做饭，让饥肠辘辘的他们找到家的温暖。作为中国美术的当家人，他更是没有一点架子和官气， 30多年前在西安美院举办全国三版展时，为让中国美协主办支持，我逞匹夫之勇摸到北总布胡同王琦先生的家里，之前既没联系也未见过先生，但王琦先生一点也没吃惊我的唐突，似乎我本该唐突而不必多虑，马上把我按坐在布沙发上，认真听着我慌不择言的陈达，并迅速做出反应，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让我放心，中国美协会全力支持这一展览，这一切和我在路上想象的场景都不一样，想象中的尴尬，想象中倨傲与矜持，想象中的推诿和含糊……都没发生！发生的是一脸亲切的笑意平视着你，耐心地听完并一口答应，眼前的领导和权威只像了脾气极好的老师，事隔多年，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中国美术全集》时又见到王琦先生，我代表全体在场的主编副主编献上祝贺生日的花束，王琦还是那笑意盈盈的亲切，只是不记得我的唐突了，是啊，多少唐突都不在王琦先生的记忆里了，他只记着美好与光明，他以为这才是时代的主旋律，才是值得记住的。

　　晚年的王琦先生并没停止前行的步履和思考，不但留下大量文字的著述，更借助文字给我们留下珍贵的思想，在他的思想中可以见到他一生的精神所在，为我们的美术大业，为国家的文明进程殚精竭虑，极尽所能，他已在现实中留下密密匝匝的汗渍，更会在历史上留下扎扎实实的足迹！

　　王琦先生以望百之年辞生而去，为我们留下无尽的期许，他像山岳一般标注着人生的高度，我们只有真切地努力才对得起山岳的价值，他像一棵大树为我们撑起理想的空间，我们也只有认真地承继才对得起大树的意义！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