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作品是对我们当前社会有意义的，是应该发展的？这些是很多人都不清楚的问题，所以现在冯骥才委员提的这个问题，指出了现在非常麻烦的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文艺界思考。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我们缺少西方19世纪工业化和现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基础上起步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短暂的十几年，那时初步建了一点点现代文化。我们除了美术以外，交响乐、芭蕾舞都是那时候刚刚建起来的。那时候京剧改革是很好的，京剧是我们的传统，国画在教育上也有很好的调整，但是时间很短。那时候产生了一批非常好的作品，有一批好的绘画，也有一些电影，虽然作品非常少，但是有了非常初步的现代文化。“文革”之后我们这30年的重点是发展经济，我们也的确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经济总量到了全球第二位，但是也出现了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除了历史问题以外就是“快”造成的。我们经济总量提高了，但是价值观上钱却成了第一位。

　　回望历史，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文化必须要继承传统，不继承传统的创新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创新，但文化跟别的不一样，即便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也必须要继承，要不断积累才有新的发现，文化更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艰巨的转型期，这个转型需要改革。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最高的是美国，其比重是30%，亚洲最高的是日本，其比重是11%至12%，印度占到6%左右，我们只占2%，这就说明在文化产业上我们是相当落后的。所以中央主张发展文化产业可以对经济的整体发展起到作用。

　　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不太好，我们相当多的人把钱看成第一位。因为文化产业跟其他产业不一样，它是双重的东西。它既有经济上的价值，还有人的精神方面的价值。但是这怎么取得平衡是非常复杂的。比如怎么能让作品既有票房，又对人起到促进精神健康的作用就是非常复杂的。百花齐放往往又有鲜花、又有毒草，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出来的全是鲜花。但在竞争中要让鲜花占压倒优势，这就要依靠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不是靠人为的控制。你控制了毒草，鲜花的发展也受了影响。经济问题可能好解决，但文化艺术就比较复杂。

　　首先是我们的创作队伍的问题。现在我们的队伍怎么样？水平高不高？上世纪五十年代人艺很棒，虽然话剧是西方来的，但是我们自己形成了一个新的表演体系。那个年代，所有人艺的剧目我全看了，有很多创新的东西。比如有非常写实的《关汉卿》，《胆剑篇》则有新的处理。而我们现在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有点乱。美术界就不好，因为美术是很激进的一个行业，跟表演不一样，它是以个体来创作。那么，我们的发展由继承西方19世纪的写实绘画传统，也就是他们的现代绘画开始。现代主义我们没有搞，一下就跑到后现代了，即观念东西为主的绘画，这就非常麻烦。我们还处于工业化时期，最需要的是现代主义绘画。现代主义是研究艺术形式的，跟所有设计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的设计跟不上。现代主义是研究形式美的，就是造型的美和色彩的美。而我们的人没有接受现代主义，直接接受后现代了，很奇怪。

　　原因在于，后现代绘画是一个观念上的东西，很容易做。它跟原来的绘画标准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创新是它唯一的标准。绘画的基本功，什么技巧全不要了，无所谓，什么形式都可以，很容易做。中国的元素西方没有，那么把中国元素一用就是第一了。所以我们现在在美术上的标准是混乱的，争论都没法争论。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作品是对我们当前社会有意义的，是应该发展的？这些是很多人都不清楚的问题，所以现在冯骥才委员提的这个问题，指出了现在非常麻烦的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文艺界思考。我们应该思考怎么提高我们作品的质量，我们的作品怎么为当前社会服务。因为当前我们是经济发展非常多元的社会，人们在经济上差距很大，观念和欣赏习惯差距也很大。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全世界只有中国有。我们怎么面对？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我希望大家都来深入思考这些问题。

　　本报记者丁薇根据3月4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文艺界小组讨论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