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我还是一个7岁的小孩。我是冀中保定高阳县人，我的大堂兄牺牲在白洋淀，抗日战争期间鼎鼎大名的雁翎队他是组建者之一。大堂兄是个知识分子，会画画，会作诗，当时他是高阳县、新安县的党委书记兼游击大队的政委，雁翎这个名字还是他起的，后来他调任晋察冀第八分区冀中九地委做了民运部长。1942年9月回到白洋淀，在殷家甸芦苇荡里开过一次干部会议。后来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半夜里被敌人包围了，他带着警卫员抵抗到最后，用最后一颗子弹把自己打死了。他叫侯建民，当时改了名字叫侯卓夫，白洋淀的纪念馆里有他事迹的介绍。

　　1942年的大扫荡非常残酷，我的大伯父是一个老党员，我们隔壁就是司令部，我只知道警卫班练兵排队出操很好看，别的都不清楚。那个时候我的外祖父已经瘫痪了，别人抬着他在路上走，跟日本人遭遇，就被活活地开了膛。那时候不只我们一个家庭是这样。这些血淋淋的事情让我们怎么能忘记？这就是抗日。我的哥哥是学土木工程的，为了抗日步行过了黄河，最后在重庆考入了空军，到印度和美国受训，刚刚要毕业，日本就投降了，别人欢天喜地疯狂地庆祝胜利，他们却抱头痛哭，因为没有打到日本鬼子。

　　当时我很小，是个地下党员，我们在草丛里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鲁艺的作品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看过了，当时徐悲鸿说延安出了一个大画家，说的就是古元。我们这一代人继承着延安开辟的阳光灿烂的面向时代、面向人民的崭新艺术传统，是在中国美术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文化、新美术的感动之下，开始了各自的创作生涯。我们这一代人在艺术本质这个问题上，作为老兵从来没有动摇过，任何的蛊惑和胡说八道都影响不了我们的信念。我们坚信艺术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年代，都应该承担灵魂工程师的作用，承担作为文化大军的责任。

　　现在国家博物馆里有我的一件作品，就是《血肉长城》，中间部分是一个中国军人抱着日本鬼子跳崖，日本鬼子的头我画成了一个骷髅。去年我又画了一幅画，表现的是慰安妇，我做了照片和画的组合，周围都是历史照片，画跟照片是呼应的。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安倍晋三说没有慰安妇这回事，我是用画来回答日本人。这是历史，这样的历史他们居然敢否认！

　　最近我在策划启动一个项目，就是在哈尔滨建立一个东北抗日联军的全景画，这部作品跟一般的全景画不一样，观众可以坐着森林小火车从密林深处出来转，越转越宽，这里有指挥部，有休息所，有战地医院，还有少年营，最后是一个大战场，最后的最后是跟赵一曼告别。赵一曼是一座雕塑，大家可以集体合影。出来以后观众就会觉得，抗日联军太了不起、太伟大了！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前几天我的一个学生给我裱画，他提到他的儿子对他说，有抗日战争这回事吗？他自己觉得这个儿子脑子出问题了。我现在就有所警觉，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忘掉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作为美术家，责任就是要通过我们的画笔，让下一代真实地知道那段历史是怎么回事。

　　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要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反映伟大抗战，要反映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就亡国了。历史非常清楚，就是一些“80后”“90后”不相信，我觉得文艺工作者面临着怎样让我们的后代了解历史的重任。下一代人必须要真正地了解历史，了解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了解一代一代人为什么前仆后继地牺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情感上成为中国人。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