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畔（局部）（油画） 1984年 侯一民 邓湗

　　侯一民，蒙古族，1930年出生，河北高阳人。早年师从齐白石弟子陈玄庵学习中国画，1946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改习西画。侯一民是新中国第一代美术家、美术教育家，是新壁画运动的开拓者之一，在油画、壁画、中国画、陶艺、雕塑及考古鉴定领域都颇有造诣。2008年，获中国文联颁发的“造型艺术成就奖”；2013年1月，荣获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共同颁发的“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

　　在“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侯一民作为获奖艺术家代表讲话，上台第一句话就是：“我这人不会讲话，就写了张纸念一下。”其豁达开朗顿时感染了全场。颁完奖，在闲聊时说起这事，他笑眯眯地说：“我讲话从来不带稿，这次让我做获奖代表发言，把我吓的，就赶紧写了个。”

　　提到获奖，侯一民更是幽默，“中国有成就的人很多，比我能力强的有的是，比我画得好的也有的是，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就拣了我们几个老的。‘终身成就’离‘终’还有一段距离，八十几岁对于一个画画的人还是正当年。按齐白石来说，80岁以前算早期作品，80岁以后算中期作品，90岁前后算晚期作品，而且成熟期也是90岁前后，所以我们还早呐。我们才80后，到90后、00后还远着呐，慢慢来吧，还是先做点事吧。”

　　艺术要为人民 

　　“当年我们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把手里的这支笔当做一支枪用了。对此我一点没有后悔，我很光荣。”所以在颁奖典礼上侯一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也是我们就学、成长和创作的60多年，我们有幸亲历了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这使我们个人的事业、生命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侯一民在卢沟桥事变后，随父母从农村来到北平，1942年就读当时的北平四存中学时，遇上了启蒙老师陈玄庵，在这里他学到的不仅是诗词、篆刻、国画，更有思想上的爱国主义启蒙。用侯一民的话说：“我在艺术上的‘开口奶’就是我们中国的、民族的东西。”

　　1946年，陈玄庵因针砭时弊被开除，当时上高一的侯一民愤而报考了北平艺专，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国画科。后又因国画科的学长要求新生都加入国民党，侯一民就转到了西画科。这期间侯一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秘密组织“进步艺术青年联盟”，1948年10月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还是预备党员时就接任了艺专党支部书记。侯一民曾回忆说：“艺专地下党员到解放时也就瞿希贤、冯法祀等7人，都是单线联系。我当时跑得比较多的是周令钊、冯法祀和叶浅予老师家，我们迎接解放的传单就是在叶浅予和瞿希贤家刻的。”这段经历造就了侯一民1957年创作的《青年地下工作者》。

　　解放后，侯一民和“鲁艺”学生一块到沈阳机械厂等单位下厂下乡，后又到北京西郊参加土改。1950年，侯一民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用速写见证了战争。在随后的时光里，他没有停止对生活的深入，尤其热衷于到煤矿采风，更是和很多矿工结成了好友。

　　这些经历，让他找到了一生的艺术信条，“人不能够关在家里自我研究，还是要把自己的眼界和生活面打开，尽可能寻找自己真正寄情和投入的东西。除非你把自己封闭起来，只要你敞开心怀，你就会关注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

　　“最老的传统，也是最新的观念，就是艺术要为人民！”侯一民说。

　　作品流传最广 

　　从1962年开始，中国人几乎每天都欣赏着侯一民的作品，堪称世界上流传量最广、被最多人看到并接触过，这就是中国的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币。虽然没有署名，甚至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幕后的艺术家是侯一民，但这两套人民币却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创作之一。

　　1955年，中国决定自行设计、绘制、印刷第三套人民币，稍后侯一民被选入设计小组，并承担了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两元、五元、十元七个币种全部票面的风景与人物绘制任务。为了贯彻当时全面体现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侯一民深入到建设一线进行了大量的写生，最终绘就了这一系列从1962年到2000年，在中国流通、发行达38年的人民币。特别是其中带有炼钢工人图案的五元券，曾被评为“世界纸币精品”，成为钞票史上的一幅经典之作。

　　到了1978年，侯一民再次接受邀请，参加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为了突出“民族大团结”的主题，侯一民在3年内踏遍了大西南，考察写生各个少数民族的生活，1982年与其夫人邓澍共同完成了第四套人民币的主景设计。后又在五十元券的设计中，特意加上了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形象；一百元券里，独具匠心地绘制了四位领袖的头像。

　　画画是种瘾 

　　侯一民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提起这些创作，侯一民说：“这么多年有喜有乐、有苦有甜，我们都经过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积累、一种享受。我们这代人的享受不是吃点好的，而是有一种感动能够表达出来、完成一个作品，这才是我们最高的享受。这个享受的过程可能非常苦、非常艰难，但是其乐无穷。”

　　“我这一生很多时候是不让你画、不许你画、不能画，但是几十年过去，我坚持下来了。你不让我画，我偷着画；白天不让我画，我半夜里画，画画有瘾。艺术家的这种瘾头是最重要的，这种瘾其实就是一种责任，一种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担当，一种对现实的关注。你不让他画他难受，该画的画了，画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没人要我就放到床底下堆着。”这个“没人要”不是说当下火热的艺术市场，因为他从不卖画，侯一民坦言“卖画很累，有饭吃就行了”。

　　结果堆到现在，堆成了一个他自己的艺术馆，“我一生的画，除了文化大革命毁掉的以外，基本上都存在一起，而且有些画，包括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画，又重画了一遍，主要是将来有这么一个地方给学生看，因为我那里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教育基地。虽然说可能有些保守，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20世纪有这么一批人是这样工作的，有一些人走的是这样的文艺路线，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我们国家的命运、难忘的过去……”

　　耄耋之年的侯一民仍然是个闲不住的人，刚刚完成的北京地铁六号线就是在他的主持下设计和制作的，中间还穿插着参加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评选等一系列事情。对于近期的个人创作，侯一民透露说：“这两年画了不少画，作品暂时保密，都是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这批画刚刚完成，最近在写点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