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抗战》
发布时间:2015年08月27日  来源:

  抗日战争期间的抗战代表刊物——《抗战》三日刊,是由邹韬奋先生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创办的,该刊由抗战三日刊社发行,每三日发行一期,16开本,第1号为每份两张,零售1分;第2号起改为每份3张,零售2分。从第7号起,由于受上海租界当局的压制,曾被迫改名为《抵抗》,到第28号起,又恢复了《抗战》。该刊在上海沦陷后从第30期迁往汉口,及至次年7月3日。《抗战》三日刊共出版86期,随即它与《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后迁往重庆,到1941年2月被迫停刊。

  冯玉祥在致邹韬奋的信中称赞《抗战》“内容丰富切实,而眼光尤为正确远大,诚为今日抗战中之指针”。它由邹韬奋主编,胡愈之、郭沫若、金仲华、张仲实、胡绳、茅盾、艾思奇等人都是《抗战》三日刊撰稿人,其主要栏目有战局一览、时评、社评、前方与后方、战时常识、新诗、随笔、特载、战地通讯、信箱、短简等。《抗战》三日刊问世后,销量很快达到了30万份,影响极大,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成为当年上海办得最出色的刊物之一。

  《抗战》中所设置的栏目可谓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告国民之所需。为了能够贴合民众需求,适应抗战与救亡运动的需要,《抗战》设置了“战局一览”、“时评”、“社评”等栏目。在那个时期,越是抓住人们日常关切的具体问题进行宣传,就越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并能起到唤起群众、鼓舞群众、组织群众的巨大作用。“战局一览”的创办目的是让广大民众认清战争形势以全面配合抗战,它由金仲华先生撰稿,为民众报道近期各地区的战争形势(时常附有地图),因其重要性和急需性常位于每期首页,拿到《抗战》,读者首先阅读的通常是“战局一览”,此栏目因解决了民众最想了解的东西获得读者的一致好评。 “社评”、“时评”通常由韬奋先生亲自撰稿,每期一篇或几篇。这一篇篇针砭时弊的评论,语言简洁,文笔犀利,针对广大读者最关心和最焦虑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正可谓竖旗文坛,横扫千军,刺透反动派的肺肝,尽了大众喉舌的光荣职责。

  为更好地切合于当时读者所注意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与读者进行交流联系,《抗战》中设有“短简”和“信箱”专栏。“短简”专门为读者来信中关于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疑难问题及困惑进行解释和答复,“信箱” 则引用读者来信反映民众的呼声和生活状况,共同讨论民众关切的问题。1938年5月26日出版的《抗战三日刊》上登了两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是一个叫石斧的河南青年学生寄来的,信中说:“我是《抗战》三日刊的热心读者……得到了这些精神上的滋养,我慢慢地感觉到自己的身心于无形中健壮起来,对于国内国际的形势和各种重要的问题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于抗战前途有了胜利的信心……”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抗战》三日刊所设栏目是非常贴合当时的民众需求的。

  作为特定时期的特定刊物,《抗战》的内容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它一方面以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为目的,传达、解释政府的战争国策,剖析抗战时期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情势 ;另一方面反映民间的疾苦、民众抗战的状况,使政府能够经常听到人民的声音,在领导抗战上得到一些参考。它所有的文章都是紧紧围绕“抗战”这个主题,力求适合抗战紧急时期的需要,开展文化抗战工作。为发动各界团结抗日,该刊登载过朱德、彭德怀联名发表的抗日通电,介绍陕北根据地的通讯,还先后发表过邹韬奋的《政治准备的补救》、潘汉年的《全民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胡绳的《抗战时期的文化界》、叶剑英的《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线》和胡子婴的《怎样动员全中国的妇女》等文章。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抗战》三日刊第32号上曾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2月25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为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抗战》还发表过《孙中山与列宁》和《同情于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马克思》等优秀文章;《抗战》三日刊第37号《反映民意与抗战前途》中韬奋先生曾提出在现有的政治机构中应有反映民意的机关的重要论断;1938年1月13日,《抗战》三日刊从第59号到72号连载了舒湮的《边区实录》,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的情况作了系统报道;1938年6月期间,青年学生抗日气氛高涨,《抗战》三日刊收到多封读者来信,询问抗大及陕北公学招生情况,为鼓励青年参加抗日,邹韬奋先生在《抗战》三日刊的第八十六期,详细公布了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的招生简章。这些刊物内容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在抗战时期动荡不安局势下给广大民众正确的舆论引导,报道受众想知道的,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收效极大。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些报道,对抗战局势有了全面了解,对共产党有了正确认识,从而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抗战》顺应时代要求的刊物内容,为读者提供了当时大众读者最需求的“精神食粮”。

  邹韬奋先生是一个极其爱国的知识分子,看不得祖国受侵略,他所主编的《抗战》当然也融入了他坚定的抗战救国的爱国思想。以笔杆为武器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战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独特功能是不能忽视的,当时,中华民族外受侵略者压迫,内受国民党欺压,抗日形势非常严峻,国内极需一个文化武器给民众做舆论指导。为发动民众团结抗日,韬奋先生挺身而出,不畏种种阻挠创办了《抗战》,决心以《抗战》这个喉舌武器唤醒民众团结抗战,以笔杆子指引给民众正确的救国方向。关于出版《抗战》三日刊的目的和意义,邹韬奋先生在创刊号中曾郑重宣布:“在这民族抗战的紧急时期,本刊的任务,在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义和相互间的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时期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的参考。”1944年7月邹韬奋逝世后,周恩来在致其家属的慰问信中曾说:“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在《抗战》中邹韬奋先生注重抗日救国言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同时把握住文章文风的大众化和内容的精彩性,以政论、述评和战地通讯为主,围绕巩固全国团结、发动全民抗战、争取政治民主等问题作了大量报道。通过《抗战》中这些由他编撰的文章,邹韬奋先生的爱国思想影响了一代的青年,在抗日救国的舆论前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