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刊的刊期、出版地点、执编人屡有变动：在汉口出版期间为三日刊、周刊，适夷、蓬子、锡金、罗荪等执编。武汉沦陷前夕出版的《武汉特刊》，由冯乃超、罗荪、叶以群、戈宝权编辑。1938年10月8日，《抗战文艺》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始为周刊，后改半月刊、月刊，由老舍、蓬子执编，罗荪曾一度参与编辑。1946年5月4日出至第10卷第6期终刊。共计出版72期。《武汉特刊》共出4期。另有《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文艺节纪念特刊》各一册。《抗战文艺》是贯穿抗战时期始终的唯一的全国性大型文艺刊物。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和来自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严峻压力下，它紧密依靠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吸引并团结爱国的拥护抗战的作家，为战时文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在宣传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抗战文艺》采取创作与评论并重的编辑方针。在汉口出版期间和迁重庆初期（前4卷），文艺创作多表现全国军民抗日爱国的蓬勃景象，形式以通讯、特写、速写、印象记等各种报告文学作品数量最多，辅以小说、朗诵诗、杂文以及各种通俗作品，形成热烈奋发、迅速反映现实的创作特色。其代表性作品有以群的《台儿庄一勇士》、郁达夫的《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等前线通讯，鲁彦的《炮火下的孩子》、端木蕻良的《螺蛳谷》等短篇小说。文艺评论重于“通俗文艺”的倡导，发表过老舍的《通俗文艺散谈》、姚雪垠的《通俗文艺短论》、马彦祥的《旧剧抗战》以及《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的座谈会纪要等。从3卷1期起增设《每周论坛》（后改为《论坛》）栏，利用短论形式，提出或讨论文艺运动中的现实问题，如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批驳（第3卷第2期），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强调（第3卷第5、6期合刊）等。《抗战文艺》在重庆出版的大部分时间（第5卷以后）里，由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形势恶化，刊物不能正常出版，经常延误脱期。这时创作上报告文学和通俗作品骤减，而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显著增多，讽刺与暴露现实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导倾向。黄药眠的小说《陈国瑞先生的一群》、沙汀的短篇《在其香居茶馆里》以及阳翰笙的历史剧《天国春秋》等，直接或间接地讽刺暴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窳败。艾芜的短篇《秋收》和吴组缃的长篇《鸭嘴涝》则描写抗战中军民生活的新气象或内地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文艺评论上多次刊载呼吁“保障作家生活”的短论，同时增强了对作家创作经验的总结和对创作问题的研讨。

　　《抗战文艺》一贯重视文艺消息的报导和各地包括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沦陷区文艺动态的交流。每期都有“文艺简报”，经常发布文协总会的文件和“会务报告”，介绍文艺工作团、战地访问团以及群众性文艺工作情况和经验。为及时反映文艺界的重大活动，还陆续编刊了大量专辑或专栏，如鲁迅逝世二周年、四周年“纪念特辑”，“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年纪念特辑”，“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文选辑”，“茅盾先生五十岁及创作二十五年纪念特辑”（编好未印），以及“保卫大武汉专号”、“回民生活文艺特辑”、“纪念高尔基”专辑、“怀悼罗曼·罗兰”专栏等。在周作人附逆前后，发表过多篇先是争取、后是斥责的文章。刊物除了随时报导各国民主作家支持中国抗战的活动，还陆续刊登日本的鹿地亘、绿川英子、美国的史沫特莱等人声援中国人民、中国作家正义斗争的专文，反映了国际文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广泛团结。这些报导和文章，不仅为战争中分散于各地的、不通音讯却又相互关切的作家随时提供消息，也为抗战文化史、文艺史的研究保存了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

　　《抗战文艺》的经常撰稿人有郭沫若、茅盾、老舍、郁达夫、姚雪垠、适夷、以群、艾青、任钧、罗荪、宋之的、胡风、吴伯箫、吴组缃、雪峰、沙汀、欧阳山、草明、蓬子、王平陵等。

    抗战胜利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抗战文艺》也随之停刊，另行编辑《中国作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