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13”，上海战争爆发，戏院歇业，剧团解散，电影厂关门，整个上海阴云密布，战火纷飞。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左翼戏剧联盟发动戏剧、电影界人员投入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组成了13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和后方，宣传抗战。电影界的“明星”、“联华”和“新华”影业公司的一部分演职员，在著名导演蔡楚生同志的倡议下，成立了上海影人剧团，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上海影人剧团由剧作家陈白尘、导演沈浮和孟君谋领导，成员有白杨、吴茵、杨路茜（路曦）、施超、谢天（添）、燕群、刘莉影等青年演员，也有王献斋、龚稼农、徐莘园、孙敏、汤杰、王征信、袁竹如等老明星，还有当时不见经传，40年代在上海成为电影红星的周曼华，总共30多人。
蔡楚生考虑到剧团的成员中有许多是所谓大明星，不可能像救亡演剧队那样过比较艰苦的生活，因此，找了上江影片公司经理，影片发行商夏云瑚与剧团合作，由他担任经理人，负责接送剧团入川，供给食宿，安排演出。待演出有盈余，再与剧团分成。夏云瑚是四川巴县人，他在重庆和成都经营有电影院、剧场，在四川有比较牢固的工作基础和社会关系，是一位爱国而走向进步的商人，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创建的昆仑影业公司，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个电影基地，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一批优秀的进步影片。
上海影人剧团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个进入四川宣传抗战的话剧团体，它从典型的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上海，进入典型的半封建社会的四川，历尽了艰辛，坚持抗日救亡宣传，坚持进步的艺术道路，在开拓大后方抗战戏剧运动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做了其它话剧团体入川的开路先锋，为中国话剧史谱写了光彩的篇章。
上海影人剧团入川后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是：经理夏云瑚，文书部主任恒励，会计部主任陈碧华，总务部主任孟君谋，剧务部主任沈浮，编导部主任陈白尘，编导有王献斋、徐莘园、施超、沈浮。
1937年9月23日影人剧团从上海出发，经南京、芜湖、武汉等地，沿途演出，宣传抗战。在进入四川之前，剧团几位领导入考虑到四川情况比较复杂，军阀官僚不好对付，预感到会给剧团带来一些新问题。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麻烦，在由武汉赴重庆的轮船上，全团制订和通过了“生活守则”。其中一条规定：“团员除集体行动外，个人不单独参加社交活动”。1937年10月底，上海影人剧团到达重庆，受到了当地文化、新闻界的热烈欢迎，并在国泰大戏院先后上演了《芦沟桥之战》、《沈阳之夜》、《流民三千万》和《汉奸》等抗日爱国话剧，演出近一月。在重庆演出期间，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李宏坤指名要单独“邀请白杨小姐赴宴”，遭到了剧团领导人和白杨的严词拒绝，后来这位市长改变了手法，“邀请”剧团的全体演职员“赴宴”，宴会之后，市长邀请全体女演员为参加宴会的军阀官僚们伴舞，当又遭到全体演职员的拒绝，局面相当尴尬，宴会结果不欢而散。
1937年11月30日上海影人剧团离渝赴蓉，开始了新的艰苦历程。12月2日剧团到达成都，在牛市口汽车站受到了文艺界、新闻界代表的热烈欢迎。第二天成都《新新新闻》报以“万水千山到益州，沪上影星耀锦城”为大标题，报导了剧团抵蓉的消息，并刊登了以白杨为首的29位演职员照片；一些电影院还上映白杨和王乃东主演的电影《神秘之花》，剧团经理夏云瑚又率领白杨、孙敏等男女演员赴各报社、文化艺术团体和各票房拜访，并借东林餐馆(华兴街)招待新闻界和戏剧界同仁。宣传影人剧团赴内地演出的抗日救亡使命。一时之间，上海影人剧团在成都的观众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轰动。
当剧团尚在重庆演出，准备赴成都之前，成都个别报刊以本报重庆消息登载了一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报导。如以“白杨母亲是日本人”为题的一篇专访，在当时民众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的气氛中，给剧团和白杨笼罩上一股阴影。在离渝之前，以演电影“王先生”而闻名的滑稽明星汤杰和谢云卿、曹藻等人，因个人私事退出了剧团，这本来是正常现象，而报纸却以“影人之秘密，剧团发生变化，开除团员五人”为题，大肆喧染，说“一般人士对该团前途，颇抱悲观”。
国民党成都市政当局对上海影人剧团来成都演出，宣传抗战，不是持欢迎态度，而是设置了重重关卡。1937年12月2日国民党成都市政府主任委员稽祖佑在上海影人剧团呈请租园演出的呈文上批示：“应与警局切商监视办法，并遴选监视人员，因时代不同，本市情形近来尤为复杂，须特别注意，万勿照平时手续，是为至要”。这个批示使上海影人剧团申请演出事宜颇费周折。12月10日稽祖佑在剧团呈缴简章、剧目等呈文上又作如下批示：“闻该团在下游某处曾受干涉，分子亦不驯正，须注意”。这样，影人剧团到达成都后，为演出事宜，奔走于市政府与警察局之间，又是呈文，又是报告；既送审剧本，又送审演职员名单；既要经理夏云瑚到市府详询，又要派人审查预演和制定监视取缔办法。前后拖延了10余天时间，使正式演出一再延期，剧团只好对外宣称：“布景尚未运到”。直至12月12日国民党成都市政当局和省会警察局派人审查了预演，认为：“《沈阳之夜》、《芦沟桥之战》均系暴露日本罪恶，发扬我民族抗战精神……尚无反动宣传，诲淫情事……。”这才准予公演。
1937年12月14日上海影人剧团终于在智育电影院（现红旗剧场地址）正式公演了陈白尘编剧和执导的三幕话剧《芦沟桥之战》和陈白尘编剧、王献斋导演的独幕剧《沈阳之夜》。由于剧情宣传抗日救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加上众多明星的精彩表演，以及新颖的舞台布景、灯光、演出颇受成都文化、新闻界和广大观众的好评。12月18日上海影人剧团换演由陈凝秋（塞克）编剧，沈浮导演的三幕话剧《流民三千万》和施超导演的独幕剧《求婚》。在演出期间，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派人指名“请”白杨小姐吃饭。剧团负责人和白杨以：“剧团规定，个人不得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为理由，谢绝了邀请。严啸虎未达到目的，又再次派人来“请”，仍遭到谢绝。严啸虎恼羞成怒，派人找岔子，给剧团一点颜色看。当《流民三千万》演出到第四天，就发生了风波。《流》剧是描写东北沦陷后人民流离失所的惨景，最后是中国人民把日本帝国主义赶了出去，舞台天幕上并起了象征胜利的红太阳。剧刚结束，台下就出现了骚乱，一批人站了起来，大吼大叫，说：“这个剧团是汉奸组织，连日本人的太阳旗都在台子上”、“白杨是汉奸”等等，剧场一片混乱。剧团负责人赶到后台催促演员立即卸装，从后台侧门经过益州旅馆（原智育电影院侧面悦来场一家小旅馆，现市音乐舞剧院位置）出去。严啸虎还派兵包围了智育电影院，在大门上贴上了封条，并限令在三天内驱逐影人剧团出境，否则就要收监。一出抗日爱国藏剧，一个从事抗日救亡的剧团，竟致黑白颠倒，被诬为汉奸，真可谓千古奇冤。迫于警备司令的“权威”，第二天（12月22日）智育电影院只好在报刊上刊登启事：“修理座次，暂行停演”，回避了被查封的事实。
面对这种突加其来的高压手段，剧团决定先把12个女演职员分散躲藏起来，对于限期出境问题不予理睬。陈白尘当时正在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战协会成立大会，在会上提出了抗议，要求大会出面干涉这个不法行为；夏云瑚则利用他在成都的社会关系，四处奔走，争取社会支持；文艺界、新闻界对剧团的遭遇深表同情。迫于社会舆论，严啸虎只好装聋作哑。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并给严啸虎一个体面的下台机会，剧团接受了严啸虎提出的条件：上海影人剧团改名；演员改名；白杨不上场。1938年1月16日上海影人剧团更名为成都剧社，并在智育电影院公演了三幕话剧《醉生梦死》（爱尔兰奥克塞原著，章民、沈西岑、宋之的改编，沈浮、施超导演），演员仍用原名，参加演出的有施超、田琛、燕群、刘莉影、谢天、吴茵、杨露茜等，白杨没有上场。1月26日继续公演陈白尘编剧、沈浮导演的三幕话剧《汉奸》，白杨又登台参加了演出。以后成都剧社陆续上映了《日出》（曹禺编剧，沈浮、徐莘园导演），《黑地狱》(凌鹤编剧、沈浮导演)，《飞将军》（洪琛编剧、白杨导演）、《早餐之前》（尔尼欧原著、马彦祥翻译、白杨导演），《雷雨》（曹禺编剧、施超、谢天导演）。
在上海影人剧团被迫更名期间，剧团内部人事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剧社陷入困境之中。由于思想和艺术道路的追求不同，一批有名气的老明星，如王献斋、龚稼农、孙敏、王征信、袁竹如、马瘦红和周曼华等，被成都沙利文剧场用高薪聘去，退出了剧社，更令成都剧社为难的是，在剧社将要上演《雷雨》前一天，扮演繁漪一角的刘莉影突然被她丈夫田琛拉到沙利文剧场演繁漪去了，剧社只好动员病后初愈的燕群来顶替这一角色。另一批演员，如徐莘园、王仲康、王庭树等则被春熙大舞台聘走，参加了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出队，演出《雷雨》。成都剧社演员被挖走，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演职员团结一心，克服了各种困难，也正式上演了《雷雨》。于是在1938年3月上旬成都文艺舞台上，出现了三个剧团竞相上演《雷雨》的盛况，这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是少有的。仅管一些演员离去，成都剧社演出《雷雨》的阵容仍然相当整齐，名家荟萃，演出成绩最佳。由施超、谢天联合执导，由高步霄饰鲁贵、白杨饰四凤、梁笃生饰鲁大海、熊淳饰周冲、燕群饰繁漪、谢天饰周朴园、施超饰周萍、杨露茜饰鲁妈。这是上海影人剧团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八年抗战中，坚持进步，坚守抗日救亡阵地，以艺术为武器，活跃在成渝舞台上，为民族解放献贡出自己力量。如著名演员施超(曾主演《青年进行曲》、《夜半歌声》等优秀电影)就在这种政治环境十分恶劣，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积劳成疾，贫病交加，带病演出，在参加《大宋英烈传》扮演高衙内一角时，在舞台上吐血，于1944年10月病逝于成都。
1938年4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到达成都，成都剧社与其合并，剧社的陈白尘、沈浮、白杨、施超、谢天、吴茵、路曦、燕群、高步霄，梁笃生、严皇和学员熊淳、孟加、宇青等，参加了合并后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至此，原上海影人剧团就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