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在全国抗战形势严峻、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来临之时，汉口一群热爱文艺的孩子组成了“七七少年剧团”。他们演出剧目，散发传单，慰劳伤员，抢救难童，宣传抗日救亡的身影活跃在武汉三镇。武汉失守，他们踏上流亡之路，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重庆，终在北碚寻得定所。其间，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不变的是他们对于自身使命的坚持与绝不懈怠。
1937年底南京失守后，武汉一度成为全中国抗战的中心。1938年4月，在中共领导下，以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在武汉成立。此后，各战区文艺抗敌救亡团体和人士不断云集，武汉本地各群众救亡团体和组织也蓬勃兴起，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武汉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来自上海沦陷区的“孩子剧团”和来自苏北的“新安旅行团”当时在武汉极为活跃。“孩子剧团”由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陶行知等直接抚育培养下的具有文艺天赋的儿童组成，“新安旅行团”则是由党引导、按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培育出的进步少年儿童剧团。这两个由少年儿童组成的文艺宣传剧团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艺术才能充分结合，淋漓发挥，在抗日宣传、鼓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成为武汉少年儿童救亡活动的中坚和核心。在他们的直接影响和帮助下，富于革命传统的武汉少年儿童也纷纷组织起来为难民服务，先后成立了一些歌咏、演戏的文艺宣传队。1938年春，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日宣传周启动，汉口洪益巷私立培心、培英小学文艺队及一些难民的孩子，自愿报名组成了进步的救亡演出团体——“七七少年剧团”（简称“七七剧团”）。“七七剧团”在三厅备案后，由三厅第六处处长田汉，戏剧专家和导演史东山、辛汉文等直接指导。在“救国、革命、创造”的精神鼓舞下，他们高唱着“我们是少年的演剧队员，我们要用戏剧从事宣传。舞台是我们的堡垒，街头是我们的营盘。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演员观众一致抗战。打败日本强盗！收复大好河山！”，在武汉三镇街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孩子们积极排练节目，为群众、难民、战士宣传演出，为前方战士、难童募捐演出；他们激情演唱《中国不会亡》、《儿童先锋歌》等歌曲，用真情表演《放下你的鞭子》和《捉汉奸》、《小放牛》等剧目；他们还参与为抗战献金的活动，为难民、伤病战士做各种服务工作及参加三厅组织的到战区慰劳演出等等。“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和“七七剧团”在老艺术家的指导下，进步很快，他们之间又相互支持和帮助，一起搞宣传、联欢，并肩战斗，共同在抗战的烽火中锻炼成长，外界对他们有“兄弟团体”之称。他们付出比成人更大的努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保卫大武汉”尽力呐喊和助战，取得了显著成绩，赢得社会上广泛好评。
“保卫大武汉”战局失利后，“七七剧团”欲北上延安的道路被切断。在武汉沦陷前夕的紧急时刻，按党的指引，他们于1938年10月下旬离开武汉，踏上流亡之路。剧团成员步行、乘船，经沙市、宜昌等地，冒着日机的轰炸艰难跋涉。途中，许多难友、伙伴遇难，大家心怀悲痛。一路再艰苦，剧团仍不忘坚持抗日宣传和做安定民心的工作。
在宜昌，孩子们饱受饥饿和风餐露宿的煎熬，既要躲轰炸又要寻路逃亡，后幸得民生公司免费让其搭“民风”轮去重庆，其间还得到民生公司职工为他们的募捐，解了燃眉之急。剧团熬经几个月艰辛，终于在12月下旬到达了重庆。
在重庆的日子里，“七七剧团”居无定所，衣食无着，偶有三厅或个别贤达人士设法支付点滴给养，主要还是靠自己微薄的演出收入和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生活虽艰苦，但斗志不减，他们积极参与战斗，排演了《扬子江暴风雨》、《荣誉大队》等剧目，到多处为伤残军人义务演出和做些生活服务，还到伤兵医院去协助工作。他们也没忘记民生公司的关照和救助，专程去民生修船厂为职工演出，以示感激。
孩子们的这些表现，民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七七剧团”在重庆赢得一片赞誉。可是，由于他们的进步曲调触动了当权者的神经，引起反动势力不满，便千方百计刁难他们，对其排斥、限制、歧视和迫害，剧团的生存遭到严重威胁。又逢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机对重庆大轰炸，真是灾难重重，岌岌可危，“七七剧团”不得不考虑撤离重庆。在此走投无路之时，经陶行知引荐，剧团一行20多人于5月5日徒步奔向当时被誉为民主和希望之地——北碚。
北碚热情地欢迎“七七剧团”的到来，安排他们住在公园的清凉亭和民众教育馆内。历经战乱中的几个月颠沛流离，终于有了个落脚地，这使孩子们感动涕零，感觉找到了家。北碚《嘉陵江日报》还为“七七剧团”的到来发表欢迎词，而后对该团的活动又作过多次报道。北碚三峡实验区区长卢子英对“七七剧团”的工作和生活均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孩子们在这份同胞情谊的温暖和信任中，决心更加发奋为抗日出力。他们积极地排演街头活报剧作抗日宣传，又协助陶行知的“晓庄研究所”做些抄写、送信等工作，曾冒着轰炸危险参加为难民服务、抢救难童等工作。他们还专门配合北碚当局抗日志愿兵运动做街头宣传。首批志愿兵出征时，卢子英陪陶行知一起率领“七七剧团”到草街子古圣寺作慰问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兵的士气。在北碚，孩子们听了“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有关抗战的演讲后，战斗的勇气和信心受到鼓舞，他们以出色的表现点缀了北碚抗日的熊焰。
然而，反动势力仍不断骚扰剧团，特务还向卢子英打招呼说:“这群孩子有共产党嫌疑，不能让其活动！”卢子英回答:“我不知道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只知道他们是抗日的，怎能禁止他们活动？”卢子英将情况告诉陶行知，嘱咐大家要提高警惕。反动派多次来逼胁，大家团结一致，设法抵御，总使其不能达到目的。
就在剧团积极排练节目，联系各单位、团体主办抗战两周年纪念扩大宣传活动的前夕，重庆卫戍司令刘峙突然出面，以查“七七剧团”是未经政府登记的非法团体为名，勒令即日起停止活动。严酷的7月初，“七七剧团”不得不结束活动而被迫解散。其成员只得各奔东西:个别年幼的去投亲靠友上中小学，其他的有的赴延安、有的到育才学校或到国立剧专等处学习或工作。于抗日救亡洪流中诞生的“七七剧团”，在反共的逆流中不幸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