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烽火，激起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保卫祖国的热情。为了唤起民众，团结群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陈叔亮（陈朗）、余克稷、章功叙等发起组织了怒吼剧社。怒吼剧社纯属业余戏剧团体，由不同职业的进步青年组成，活动经费由剧社成员自行筹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群策群力，为抗日救亡宣传而奔走呼号。在党和救国会领导下，剧社演出收入全部捐献为抗日经费。

　　怒吼剧社主要负责人中，陈叔亮当时已是中共党员，1936年经白文治（原名梁华昌，是梁少侯的同胞弟）介绍在北平入党。

　　怒吼剧社1937年9月首次上演三幕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连演四场，场场满座，盛况空前，被誉为重庆市第一次有水平的演出。第一炮打响了，轰动了重庆，随着吸引了很多有志青年前来报名参加。

　　人多了，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各个不同的职业。当时，普通话还不够普遍，说四川方言的人较多，于是组成“街村演剧队”，发展四川方言剧，配合进步歌咏、漫画、讲演、家庭访问等多种形式。平时排练节目，每逢星期日和节假日就背着服装、道具和化装用品到重庆街头和附近乡镇巡回演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对唤起民众，团结群众，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抗日必胜的信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街村演剧队活跃在重庆街头和南岸铜元局、海棠溪、黄桷垭等地。上游到李家沱，下游到唐家沱，还经常到李子坝、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以及嘉陵江上游、合川等地演出。经常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重逢》《沦亡以后》《死亡线上》《壮丁》《三江好》《黎明》等几十个节目。 

　　在救国会的领导下，组织了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大部分剧社社员都参加了读书会。演出之外，剧社还参加各种活动，如参加重庆街头的“义卖”活动，在上清寺广播电台演出广播剧；1938年11月，在苍坪街参加《新华日报》创刊一周年纪念会并演出节目；还经常到江北相国寺伤兵医院慰问受伤战士。配合党各个时期的任务，组织参加各种集会，如郭沫若回川时在模范市场的公开讲演；欢迎戏剧老前辈熊佛西、万籁天等；在公园路欢迎老舍和美国朋友；在生活书店请沈钧儒、邓颖超、曹孟君、沈兹九座谈等等。

　　1938年10月戏剧协会成立，余克稷当选为理事，兼总务工作，许多社员都分担了任务。随后举办了抗战中的第一届戏剧节，怒吼剧社参加了第一届戏剧节的化装火炬游行，《全民总动员》的演出和“五分公演”。

　　《全民总动员》的演出也是当时重庆话剧界的总动员，当时在重庆的著名演员如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魏鹤龄等全部都参加了，连曹禺都登台演出。怒吼剧社全体成员参加了演出并包干了前、后台工作。

　　“五分公演”每张票只卖五分钱，由街村演剧队负责全部节目。

　　1938年4月，川军第六十七军（军长许尧卿）开赴武汉抗日前线。救国会组织了“六七战地工作团”随军出发，怒吼剧社不少成员参加了工作团，重庆地下党派黄宇齐去领导。工作团5月从重庆出发，沿途向部队和各地群众宣传演出。抵达武汉后，转战在鄂东平原团风、浠水、罗田一带，在罗田与张发奎部队会合。后不慎被日寇包围，于是突围出去，退回武汉。8月从武汉撤退后，一部分人辗转去延安和大别山，一部分人陆续回川。回川的成员历尽艰辛，是搭乘伤兵船才辗转回到四川的。

　　第一次公演即1937年9月，演出的三幕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该剧系集体创作，连续四场，场场客满，全部收入捐献。这是怒吼剧社奠定基础的第一次演出，为以后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第二次公演，是在1938年2月（春节前夕），演出三幕抗战话剧《黑地狱》。第三次公演，是在1938年4月，演出四幕话剧《血海怒潮》，由林静根据《祖国》改编。1938年5月，参加联合演出，上海影人剧团担任两个独幕剧，怒吼剧社演出一个独幕剧。第四次公演，是在1939年4月，演出《民族万岁》。于5月1日结束演出后，“五•三”、“五•四”两日，重庆均遭到日机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以后，人员星散，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大型活动比较困难，于是1940年和1941年，剧社就搞小型的歌咏活动。

　　1942年9月，怒吼剧社举办了第五次公演，演出外国剧《安魂曲》。这是外国剧，插曲较多，在当时还是少见的。1943年4月举办第六次公演，演出古装神话剧《牛郎织女》，由吴祖光编剧，张骏祥导演，这个剧目在重庆和成都两地演出达两个月之久。

　　1943年下半年，群众团体要重新登记，国民党顽固派有意识地不准怒吼剧社登记，因而较长时期停止活动，一直到1947年下半年才办妥重新登记手续。1947年12月和1948年1月，举办了第七次和第八次公演。第八次公演演出剧目《飘》，正在演出时，重庆市社会局勒令停止一切活动，于1948年2月初停演。

　　一直到1949年12月重庆解放以后，剧社才恢复组织，因考虑“怒吼”二字已不适用，遂改名为“新中华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