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在今天，正面讲述红色故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正面讲述往往是受到嘲笑的，但《智取威虎山》有一种勇气，它敢于正面讲述这个故事。”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福民在谈到电影《智取威虎山》的观感时说。

　　一段时间以来，红色经典的改编受到恶搞、戏谑文化影响，为了吸引观众，把红色经典写成“桃色经典”，把抗战剧改成抗战“神剧”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于《智取威虎山》这样一个拥有几十年接受历史和众多拥趸的文艺文本，许多观众走进电影院时，不免带有一种“看它还能怎么讲”的成见，却意外地发现，电影一板一眼，认认真真讲述了一个解放军剿匪的故事。

　　“这个电影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地方是，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和少剑波在山顶汇合，背后是一轮红太阳。”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慧瑜注意到，电影很正面地呈现了一场胜利和一轮红太阳，“用红太阳来隐喻光明的未来，这其实是上世纪70年代电影里经常使用的方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方式由于时代痕迹过于明显，已经很少在影视创作中使用了，但它出现在电影《智取威虎山》中，并不令人感到违和，因为影片已把这种光明的未来同个人命运紧密结合了起来。电影中还加入了栓子和母亲的形象，剿匪的目的是为了让栓子和母亲相见，正是有了这场胜利，后来栓子的孙子才能去美国留学，张慧瑜认为，“电影正面地讲述了牺牲与奉献，讲述了杨子荣这一代‘爷爷们’付出的价值所在”。出国留学，这个和当代现实紧密联系的情节，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切实感受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这不是一种解构和颠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革命的正面价值，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栓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吗，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张慧瑜说。

　　由于创作氛围、接受环境等原因，创作者颂扬革命历史，有时会被视为“老土”“异类”，普通人在网上谈爱国，有时会被奚落。在这一背景下，红色故事正面讲述有一定困难。专家认为，这种难于表述还在于时代语境的变化。中国传媒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师李玥阳表示，像“人民”“阶级”，这些政治化的概念，在今天很难在故事里直接表述出来，“我们一直纠结在新的语境中找不到讲述自己的方式，徐克解决了问题，年轻人一看到马青莲跟她的儿子拥抱，就会理解，这就是人民，革命就是满足人民的需要，电影好像让我们在新的语境里找到了更合适的自我表述的方式”。

　　不少评论者认为，电影《智取威虎山》把一个红色故事很好地转化为一件大众文化产品，它既具有商业性、消费性，又实现了红色故事的价值、精神、理想的当代化传达。陈福民表示，电影《智取威虎山》的呈现方式，使正面讲述红色故事成为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未来我们讲述历史的一种可能性的预言”。

　　自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红色经典的价值在大众文化场域中不断被再发现，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有关红色经典改编的探索。从2004年电视剧《林海雪原》播出，遭到观众诟病“把杨子荣演成了土匪，居然给战友饭里下泻药，还搞对象”，到2006年《激情燃烧的岁月》通过讲述革命者在后革命时代的家庭生活，把红色时光阐释为一个充满理想和信仰，不追求物质利益的时代，再到《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一改特型演员饰演革命伟人的传统，起用大众喜爱的偶像明星饰演毛泽东、周恩来等角色，《亮剑》《潜伏》等作品渗透了与企业竞争、职场打拼等相似的精神内核，试图与现代生活实现对接，我们可以清晰触摸到红色经典改编方式不断多样化、与观众欣赏需求相协调的脉动。

　　不可否认，电影《智取威虎山》具有好莱坞色彩，也具有导演徐克擅长营造的侠义风格，这是否会有损于红色经典在接受者心中的印象？对此，张慧瑜认为，杨子荣的故事本身就是传奇化的、民间化的，杨子荣式的英雄也具有侠义精神；电影为接通时尚脉搏，特意做了好莱坞式的设计，“好莱坞式的英雄都是这样，平时过的是个人的家庭生活，突然有一天灾祸降临，他要挺身而出，要付出，要牺牲，在这个意义上，徐克确实是用一种有个人主义色彩的现代生活逻辑来重新阐释了红色经典，但这种阐释还是很正面的”。不少评论者也表示，这种尝试对于红色经典的改编是有益的。“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怎么把革命历史的内容纳入到大众文艺的形式里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云雷表示，在市场环境中，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人们接纳价值观念、进行审美体验的主要来源，怎么把革命历史记忆代入到大众文化产品生产中去，是创作者应该继续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