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另一个突出功绩就是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脱离群众的状况，让文艺冲出了过去狭小的圈子，走上了广阔的天地。《讲话》以后，延安文艺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艺下乡”热潮，掀起了文艺大众化的运动，文艺工作者纷纷要求下乡、下厂、下部队，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到农村、工厂、部队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已成为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行动口号。1943年冬，鲁迅艺术学院等5个专业文艺团体，分别到陕甘宁边区，5个分区为军民慰劳演出，如诗人萧三、艾青和剧作家塞克到南泥湾，作家刘白羽、丁玲、陈学昭到农村和部队，柳青、高原到陇东体验生活、进行创作。画家也背起画板到工厂、农村，以工农大众为素描对象。 

　　“文艺下乡”运动使专业文艺工作者与民间文艺工作者结合在了一起。专业文艺工作者不仅是宣传队，而且也是播种机。在他们所到之处，许多村镇都成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文艺工作者用各种形式动员群众、鼓动群众、宣传群众，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快板、新说书、民间谚语、歌谣、自乐班以及年画、剪纸等活动都活跃起来，并涌现了许多民间新型的艺术人才，如庆阳专区的社火头刘志仁、富县的民歌手汪有庭、延安的说书艺人韩起祥等。专业文艺工作者下乡后，从民间艺术中吸收了丰富的养料，充实了自己，另一方面，他们又满腔热情地帮助民间艺人加工整理作品，使民间艺术大放异彩。可以说过去还没有一种文艺如此这样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文艺下乡”不仅普及活跃了边区的文化生活，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民族精神的昂扬和人民大众的自身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