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茶馆》剧照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濮存昕很忙。3月8日他刚刚结束了《茶馆》在新加坡的演出工作，3月10日就匆匆赶回了政协会场。为了赴狮城演出，濮存昕不得不向政协会务组请了7天假，会程过半后才姗姗来迟的他，反而更加有表达的欲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濮存昕坦言：“当了多年的北京人艺副院长，最令自己感到紧迫的工作是，北京人艺必须得本本分分地做艺术，不能因为票房收入高了，就去搞什么商业化，而忘了传承与创新。”

　　现今的青年戏剧人面对的是一个暗潮涌动的文化市场新格局，商业诉求在戏剧发展中是一个很重的变量。如何将现实的压力转化为艺术的动力？“时下北京人艺很多戏都是一票难求，但越是在这样看似繁荣的市场环境下，我们这些从业者越要冷静地思考。别让市场的‘狼’逼死艺术的‘鹿’。”濮存昕望着爆满的首都剧场，时常会回想起自己的老前辈于是之。

　　“在于老那代艺术家创作力最为旺盛的年代，中国话剧却最缺少观众。他们的戏演得那么好，但常常没有‘座儿（观众）’在下面欣赏。”濮存昕说，“现如今的演员随便这么一演，台下就全是‘座儿’。我们首先要珍惜，然后就得扪心自问，自己的戏对得起这些花钱买票的观众么？”此次在新加坡的演出拉开了《茶馆》亚洲巡演的序幕，也为《茶馆》走向世界吹响了前奏。《茶馆》在新加坡演出时的座无虚席令濮存昕感到欣慰，但他更加在意的是国内观众如何看待《茶馆》、如何看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于是之生前曾对濮存昕说，一出戏好不好，“座儿”说了算，艺术家必须得“伺候”好观众。“所以，我们应当成为自己作品的第一个观众，只有把自己作为观众的那种直觉带到创作中去，才能顺畅地跟观众对话。”濮存昕说，“焦菊隐先生一直强调‘欣赏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这就是创作的最高境界。艺术家要跟观众一起表演、一起绘画、一起歌唱，要想方设法将观众带进自己的作品中来。”

　　在濮存昕看来，观众才是艺术家最需要交心的“知己”，能在舞台上跟观众交心是一种天大的本事。然而，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令很多失去事业编制的年轻演员主动放弃戏剧这个清贫的行当，转而投向了影视剧等更加赚钱的领域。北京人艺虽然没有转企改制的风险，但濮存昕依然关注着许多兄弟院团的境况。“文化体制改革不是卖掉所有权就能解决的问题。”濮存昕说，“改制只是手段，繁荣文艺创作才是目的。但现实情况是，一些艺术门类因为难以适应市场体制而变得更加萧条。”

　　近些年戏剧的繁荣固然离不开市场的刺激，但过度贴近市场也会造成对戏剧美学的伤害。濮存昕觉得，改制是为了戏剧艺术的建设，其前提是尊重艺术和艺术家。“据我了解，中国戏剧家协会是会员数最多的全国性文艺家协会，这说明，很多人都在吃戏剧这碗饭。不是说要让年轻戏剧演员成为大红大紫、日进斗金的大明星，但至少不能让他们没饭吃，更不能以改革之名‘卖孩子’。我们这代演员不能辱没了从老一辈那儿学来的本事，得让下一代把本事接过手。”

　　“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放市场的狼进来，让艺术的鹿跑起来’。但狼放得多了不行，鹿能奔跑的空间圈得小了更不行。”但让濮存昕无奈的是，在2013年之前，哪怕是再大牌的北京人艺演员，演一场戏的酬劳也只有1000元，张和平走马上任北京人艺院长后，略微提高了主角演出薪金，但也只是从1000元增加到了1500元，很多演员辛辛苦苦演一年话剧，还抵不上拍一集电视剧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