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书香社会，机制保障不能缺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姚晓英谈全民阅读推广工作

　　记者：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谈到“倡导全民阅读”，并首次将“建设书香社会”写入报告中，国家对于推广阅读的重视可见一斑。据我所知，贵州安顺早在十年前就开展了推广阅读的工作，经过十年坚持，全民阅读已经成为安顺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其实现在影视、游戏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更容易占据人们的精神生活空间，阅读推广实际上非常难开展。作为这个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深入推动阅读的过程中，您都想了哪些高招？

　　姚晓英：这十年中我感受最深的是要相信老百姓对享受文化生活的渴望。具体到阅读这件事，我觉得是双方的需要，民众需要有人去引导读书，文艺工作者需要有人分享自己的作品，为将这两个需求组合在一起，我们就找了一个平台，设计了一套切实可操作的流程。

　　从2005年起，安顺开始在市民间开展阅读活动。2009年，活动被正式命名为“双阅读”，即家长与孩子共读一本书。这个活动最早是沙龙式的，好评如潮，我们的阅读团队也不断地增加。看着那些背着孩子来参加活动的家长，我觉得这就是你在人世间的一份功德。但随之也出现一个问题，有文化的家长带着孩子来读书，效果很好，但是家长没文化的怎么办？农村的留守儿童怎么办？想跟你谈《隋唐演义》，却不可能走到沙龙的农村老人怎么办？沙龙式阅读在北京很常见，但到了贵州，到了安顺，面临的问题马上变了。在北京谈阅读是一帮已经会读书的人，但是在贵州，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些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我们来自西部不发达省份，我们走过的村庄，养老都已全覆盖，国家对人的活下去兜住了底线，但老年的生命是有尊严的，在生存无忧之后，他们的精神生活怎么办？所以，2008年，我们提出倡导阅读不等于真正推广阅读，推广需要机制，流程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十年下来，我觉得我们的阅读是靠三“度”来点亮的。第一是老百姓爱文化的广度；第二是长期坚持写读后感的深度，因为我教过语文，我坚信长期的写作训练对深化阅读效果是最有利的一种载体；第三是所有文艺志愿者来陪伴你读书，告诉你读书的高度。这种模式在全国都没有，没有作家陪伴你读十年的书。在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中，有谈乡土文学的，有谈《红楼梦》的，有谈成长励志的，有谈鬼怪小说的，成员包括退休教授、老年作家、民俗文化工作者等等。这几年下来，整个城市阅读达到百万人次，光是读后感的图书就出版了7本。现在，我们陪伴阅读的核心志愿者大概有一百来人，但这远远不够，还在吸收一些中小学语文教师，尤其是农村的语文教师，乡镇退休的有文化干部加入我们的陪伴阅读活动。

　　记者：现在很多乡村都有农家书屋，但阅读使用率不容乐观。在有效使用农家书屋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姚晓英：即使实现了农家书屋全覆盖，但能保证书屋全打开、全阅读吗？现在农家书屋投放图书还比较粗放，太夸张了，这不是修水库，也不是修公路，受众的情况是不同的。其中也有做得好的，比如安顺市刘官乡的农家书屋，由于有一位退休的语文教师自愿去管理，就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阅读之门。农家书屋没有拨付工资，没有专人管理，但是那个语文老师愿意守望图书馆，孩子去读书就有了保证。刘官乡当地有傩雕、面具雕刻的传统，要做好这些，就必须知道李世民的脸谱上为什么要雕九条龙，给他守门的两个门神耳朵上的挂件是做什么的，要有一定的民俗知识。所以，在给这里的农家书屋配书时，除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投放下去的书之外，我们也会留意送过去一些本地出版的书，村民有可能发生兴趣的书。管理这个农家书屋的志愿者，是爱读书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起到的作用非常关键。这些人愿意跟随在我们的团队中，无数小细胞簇拥在这个项目上，就有了生命力。我很感谢团队里的志愿者，这个项目零经费启动，他们却跟着走了十年。

　　记者：推广阅读活动会不会开书单？您选择书单有什么原则？

　　姚晓英：网络时代到来之后，图书的选择确实非常难。我们阅读书单的确定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大量爱书人对书的第一手信息的把握，这往往来自专业团队的推荐。第二是网络上、媒体上的推荐。比如《新京报》推荐的好书。第三是孩子、读者需要的书。今年两会，我到北京后发布的第一条朋友圈图片是一个怀抱着《西游记》的孩子，他叫杨佳佳。《西游记》这样的书，城市孩子很常见，但是农村孩子杨佳佳要得到就很难。我知道了他的阅读需求，就要派人送给他。

　　记者：在城市开展阅读推广已经不易，再把这样的工作辐射到农村，更是难上加难了。

　　姚晓英：我是推广阅读的志愿者，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记者采访时我曾说过，我很想要撤退，真做不下去，但我不知道怎么撤退，我不敢看那些家长和孩子，不知道该跟他们怎样交代。

　　记者：阅读推广开始做很难，做起来以后又面临另外一种困难。

　　姚晓英：现在我们辅导、审阅读后感的团队，又幸福，又辛酸、辛苦。这些人都是志愿者，都有本职工作，但又不能不做。所以说，仅仅倡导阅读，实现不了书香社会的建设，倡导不是机制保证。推动阅读，需要建示范区，要把东西部的阅读、城市和乡村的阅读进行分类管理。安顺积累了十年全民阅读的经验，应该做成阅读示范区。同时，国家需要给予机制保证。比如拿出一定的经费，请高校学生参与阅读推广，学生和孩子都能获得进步。但现在能撬动这样的资源吗？撬不动。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文化体育传媒支出3090.8亿元。政府应加快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步伐，而且要明确购买服务的路径。文化空间的培育是需要经营的。现在不差钱，差的是运作起来的机制。现在政府部门有管理权限，有硬件资本，但是缺少软件资源。我们需要通过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有机融合资本，把纸上的温暖，变成现实中的操作路径。

　　记者：作为作家，能够为推动全民阅读做哪些工作？

　　姚晓英：作家第一是写好书。就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缺书，而是缺少把书怎么利用起来的机制。我做阅读推广，是副业当中的副业，耽误了太多时间。但是假如我们身边都是一片文化的沙漠，作为文化人，这个生态对你有害无益。我们现在做阅读普及，就是重建文化生态，而不是说要给自己带来什么，我们是要自我救赎。难道在荒芜当中作家能很好地生存吗？我有时很书生意气。我当过政府官员，但那些好像对我没有太大影响，我觉得像陶行知、费孝通、梁漱溟，不说他们多伟大，但他们在那个时代，荣辱与共地与时代在一起，与乡土在一起。现在很多人迷恋权力，迷恋财富，精神空虚，甚至向毒品寻求慰藉，其实，心灵的富足会让你对物质的渴望得到抑制。

　　记者：阅读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姚晓英：阅读是我心灵的火炬，是我的生活方式。有一天不读书，我会感到饥饿，我们家，床头放的是书，厕所是有书的，阳台是有书的。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有一本书可以翻翻，才是舒服的。我现在的认知，一定是阅读带来的，书籍是永远开着门的大学，每天都可以走进去上课学习。阅读可以让心灵不孤单。目前有些对留守儿童的报道，我不太认可。我们要保证孩子有正常的成长的温暖，但是假如面临留守问题，要不要一定去渲染这份悲情？我们需要从外界注入心灵的力量，而不是去渲染他的痛苦和悲伤。如果我面临这样的儿童，我会说，假如你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假如你的船也被海浪卷到孤岛，你是要哭泣、抱怨呢，还是像鲁滨逊一样站起来，先把自己住的窝棚搭起来，去海边把鱼抓上来，然后想到明天会有船过来，结交朋友，重新构建生活？如果这样，你的生命依然精彩。同样，一个留守的小孩帮婆婆喂鸡，难道不应该吗？我认为我们要对孩子讲，你真厉害，你都能看管这一大群鸡了，要让他知道活着对别人有用就是自己的价值。这些，就是阅读带给人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