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法》自1982年杭州电影会议开始起草，至今成为跨世纪的漫长工程，我们几代电影界的政协委员接力棒式的提案，只有答复，没有成案，只见点头，不见成果。

　　尽管中国电影发展迅速，产量猛增，却依然存在有数量少质量低，千篇一律抄袭模仿，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现象，自主原创作品匮乏，剽窃盗版屡禁不止，根本要害是至今没有立法保护。

　　国内电影市场已经国际化，没有《电影法》保护的国产电影，如何同美国电影竞争？美国电影的竞争力和创造力是用法律武装到整个系统，电影生产在法律保护下自由创作的智力成果。纵观我国电影，多少年来一直在行政规定下管理，由政府主导，甚至一部影片的命运是由某位领导喜恶而决定的，有的影片已经通过审查委员会审查，然而，一旦涉及某个专业部门的内容或者某个别领导的看法，便遭横加干涉，甚至被追毙撤销发行权利，“人治”现象无法根绝。另一方面，明知一些影片有暴力色情赌博吸毒恐怖的内容，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应该采用电影分级制度加以规范禁止或者限制，然而迟迟不见法律亮出红绿灯信号。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势下，党对文艺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

　　电影立法就是规范权力，将管理电影产业的权力装入法治的笼子里，这是整个电影产业发展的需求，也是法治时代的要求。

　　几年前看过《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涉及了电影行政审查、电影发行放映、电影企业保障、电影对外交流方面的规定。现在，要依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决定，重新审视和科学民主立法：

　　一、《电影法》要遵从《宪法》原则制定法规，即不能和《宪法》相抵触，还要将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落实在电影法律之中。比如，《宪法》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在电影制作中采用已故作者的作品，就要尊重子女的继承权，确认原创继承者的授权才能拍摄使用，以保障电影版权的合法性。

　　二、电影产业是版权经济，立法的核心是保护创作和制作的电影版权，电影版权产生于剧本的版权，剧本又分成原创剧本和改编他人原创作品的剧本，依据《伯尔尼公约》精神，电影立法要充分保护原创者的权益，改编者要经过原创者授权。将保护剧本著作权纳入《电影法》的保护内容，保证剧本使用的许可授权，未经作者授权许可，使用剧本立项都是违法的。依法保护剧本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未经作者授权同意，对恶意歪曲剧本和篡改主题情节而引发诉讼的，发现抄袭剽窃他人作品的，法律应该规定停止发放行政许可，切实从源头上保障电影版权的合法性。

　　三、《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著作权属于人权。确实要保障投资者的权益，影片的著作权属于投资制片者，剧本、音乐的著作权属于作者单独所有。当前，某些导演将一部影片署名为自己的作品，这是公然侵权违法行为；甚至有领导干部未参与创作，也以策划、监制、顾问、统筹、创意等名目挂在字幕上。

　　四、对于不利于未成年人观看的电影内容，依法做出分级限制和出台指导观看的意见标志，切实依法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五、当今世界，创意产业激烈竞争的核心是版权利益，促进我国电影自主版权繁荣发展的前提，首先是依法保障剧本版权的繁荣发展。当前电影产业原创疲软，竞争乏力，要鼓励创作者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搞好原创，政府要给予鼓励和资助，立法培育源生版权。

　　六、《电影法》应将各级政府对影片的行政审查权力纳入法律的监督限定中，严禁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要廉洁高效依法行政，对利用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者，要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

　　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政府要简政放权，尽快出台《电影法》，激发创意经济的源头活水，源头保护不好，一切渠道都会干涸，这是电影产业铁打的规律，也是《伯尔尼公约》的精神。世界电影产业证明，没有原创，竞争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