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行国民阅读率的调查，从调查情况看，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大体维持在50%左右，每年国民中大概有一半人是不读书的，这种状况令人忧虑。 

　　阅读不走心，完全走感官

　　记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倡导全民阅读”，这是全民阅读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对于推动全民阅读的重视。对于当下国民的阅读现状，您怎么看？

　　詹福瑞：阅读问题我关注了许多年，在连续两届的人大会上提的建议都是推进全民阅读，建议设立阅读促进法。现在全民阅读已经引起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高度重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提到全民阅读，过去有关文件中也提出过要建立书香社会，要形成浓厚的读书氛围。但是，当下的阅读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行国民阅读率的调查。从调查情况看，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大体维持在50%左右，每年国民中大概有一半人是不读书的，这种状况令人忧虑。另一个问题是，在50%的读书人当中，他们的读书状况怎样？这更应该值得关注。

　　记者：其中不少是为了升职目的而进行的技能性学习，或者纯娱乐的快餐阅读。

　　詹福瑞：我们近些年来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最早由西方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按照阿多诺、霍克海默等学者所说，大众文化消费是为了麻痹工人阶级的意志，使他们安于现状。后来葛兰西等学者提出大众文化实际上是资产者和无产阶级在文化消费上互相斗争、妥协的结果。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大众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是商品性，它把文化变成了商品，同时把商品变成文化。就我国实际情况看，大众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是由大众传媒给老百姓提供的文化产品，包括的范围很广，有报刊等传统媒体，也有现在很火的电视、电影、网络，还有卡拉OK等所有以现代消费为主的文化产品。

　　记者：在您看来，这些大众文化具有哪些特点？对阅读有何影响？

　　詹福瑞：现在看，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向民众普及文化的功用，因为过去文化是少数人专有的。另一方面，由于以大众传媒为载体，而现在的大众传媒又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掌控着，比如期刊要看发行量、电视要求收视率、网络要有点击率，因此这些大众传媒不是看精英有何需求，而是看老百姓需要什么。所以大众文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贴近民众、贴近百姓生活，同时为了追求利益，必然制作老百姓喜欢看、容易看的作品。所以整个大众文化有一种快乐主义或享乐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现在已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大众阅读。大众阅读实际不是百姓阅读，也不是全民阅读。大众阅读有特定含义，是指大众传媒提供给读者阅读的文化产品，具有两方面特点：第一，投合百姓喜好；第二，以消费为主，在阅读心理上追求享乐与快感。现在人们阅读以短小、及时、便捷为主，这种阅读主要是信息性的。在国家图书馆，这一阅读倾向也很明显，很多人来国家图书馆是为了上网，排队等着刷微博、看新闻、网络聊天。我们每年30万种出版物中，基本上有这样几种类型：第一，职业类，比如职场培训等；第二，生活类，健康、烹饪、鉴宝等；第三，文学类，黑幕、穿越、玄幻小说盛行，包括以性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吸引读者关注。在网上，搜狐、新浪、凤凰等网站栏目设计基本也是如此，就是为了吸引老百姓的关注。其中最让人感到忧虑的是，我们的阅读已经开始不走心了，完全走感官。阅读不走心，对精神产生的影响就越来越小，阅读就是一笑了之，转瞬而过，不能在心灵上产生积淀的效应。真正能走心、对心灵产生作用的，还是那些传统积淀下来的人类优秀的精神产品，也就是经典。我这两年在写一本书，叫《论经典》，重温了不少经典作品。我认为经典最主要的特点是：第一，关注人，揭示人性，反映人生；第二，经典要解决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第三，经典都带有批判性，不管社会多么好，但经典带有理想色彩，永远不满足于现实。这样一些精神产品能使我们走心，触动人心，让阅读者获益。现在精神产品，提供这方面的内容太少了。

　　记者：对于现在许多小学生、初中生捧读大部头的郭敬明小说集，您如何看？

　　詹福瑞：郭敬明、韩寒这些作家的作品我没过多关注，但留意到了别人对他们的评论。他们的创作是新世纪以来的新现象。因为很多作家不给青少年写书了，这个市场、阵地谁来占？我不完全把这两位作家放入大众阅读领域，他们的作品青年人喜欢看，处于大众和纯文学之间。不过现在我接触了一些孩子，发现他们看得最多的是魔幻，内容写得很杂乱，而且有的趣味很低。

　　记者：感觉现在学生的阅读习惯与以往几代人已有所不同，有的孩子拿到一本几十万字的书就流水式阅读，故事看完，书就可以扔了。

　　詹福瑞：现在孩子的阅读主要是看情节，不把目光停留在段落上，大概知道结局，一天书就翻完了，接着再看另一本。这种阅读最主要的是满足了青少年的猎奇心，但究竟会留下什么很难说。而且现在孩子给我的普遍感觉是，变得越来越急躁、浮躁。我觉得这与看魔幻作品是有关系的。

　　经典阅读带来的是心灵震撼

　　记者：从您个人阅读的经历来讲，如何从青少年起就培养阅读兴趣？

　　詹福瑞：我们读书时处在精神产品饥荒时期，能拿到一本书很困难，但是那时候给我们留下的恰恰都是经典。我记得中学时读过中国的四大名著，还有当时流行的红色小说，比如《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红岩》，还有一些外国小说。在中学时也把托尔斯泰的作品都读了。这些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先把一本经典读进去，这样就会喜欢里面的内容。现在他们常常是一本书都读不下去，所以就不容易进入。培养阅读，应该从读第一本经典开始，尤其对于青少年，这一点很重要。经典其实就是文化遗产，和我们有年代的距离，所以，一开始不容易进入，但只有进入了、熟悉了才能引起关注。我不相信现在的青年人读不进去《红楼梦》，只要有情感、有少年的生活、有男女间的初恋，一定会读进去。读了之后就知道经典能带来多大的震撼。不仅是走眼，不仅是感官愉悦，而是心灵震撼与对人生认识获得全新视野。所以希望老师能够在中学提倡学生先读一本经典。

　　记者：现在有些老师和家长恨不得把所有好书都开列给孩子，但有些经典其实并不一定适合孩子读。

　　詹福瑞：是的。比如《追忆似水年华》《百年孤独》，让现在的中学生读起来很困难，还被列入十大不愿意读的书，这也有一定道理。包括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著作更适合有一定阅历的成年人阅读。但有些是适合孩子们读的。记得大约六年级时我读托尔斯泰的《幼年·少年·青年》，当时真被感动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巴黎圣母院》等也都很适合学生阅读。

　　记者：对于现在的读者，选择变得很重要。您刚才也提到，我国现在每年30万的图书出版，这么大量的出版是否是虚火？现在我们说产业结构升级，出版结构是否也有必要产业升级，从对量的追求转向对质的把握？

　　詹福瑞：中国是人口大国，我认为一年30万出版也不是太多。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传媒机构、出版社有责任意识，不仅仅把目光盯在钱上、盯在某个奖项上，要以自己的判断出几本将来可以传世的作品。很多现代文学经典，比如巴金、冰心等经典作家作品，都是通过现代文学刊物推出来的。这就需要伯乐，编辑要有这个眼光。现在的出版社与编辑有没有发现经典、推出经典的胆量与远见？我觉得应该提倡。

　　记者：现在编辑面对的情况跟以前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书稿多，选稿、看稿的工作量比以前大，但似乎很少能像以前的编辑那样慢慢改稿，与作者的沟通好像也在减少。

　　詹福瑞：我知道现在编辑有两个指标：一是一年看多少字，二是一年挣多少钱。这对编辑压力很大。过去钱钟书先生出版《管锥编》，周振甫先生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包括很多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是编辑和作家两个人磨出来的，很多无形劳动由编辑提供。现在编辑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也没有这样一种资格和作者对话。

　　图书馆不但要帮读者找书，还要推荐好书

　　记者：现在国家图书馆每年都在进行国图文津奖评奖，对于引导阅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您作为设立这个奖项的策划人与评委，在参与评奖过程中有何感想？

　　詹福瑞：推出这个奖的主要目的是觉得每年出版读物太多，希望给出版社和读者之间搭一个平台。一方面在大量出版物里通过读者、专家选出一部分比较优秀的图书推荐给读者，另一方面是通过图书奖反馈给出版社哪些书是受读者欢迎的，是双向的机制。现在看起来，这个评奖做得很不容易，由于经费问题，去年差点流产，但后来有了赞助，才继续做下去了。我相信这是一个好项目。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有一个图书奖，面向全世界，获得这个奖很不容易。我们也希望打造这样一个奖。这些年文津图书奖坚持下来，没有任何功利，不受任何影响。很多作者、出版社都是评上以后才知道，是我们通知他们的。所以评选很纯粹，也受到了读者、作者、出版社各方面关注和肯定。很多专家，比如梁晓声先生，别的事可以不做，但每年必定抽出时间参加这个活动。

　　记者：当下社会很多读者的确很需要阅读的引导。

　　詹福瑞：我们希望起到一种引导作用。与这个奖相配合的还有文津读书沙龙，也是想引导阅读。过去我们曾尝试做月度、季度图书榜，有大量统计数据做支撑，比如这个月哪本书借阅率最高，通过这些能够掌握读者阅读需要、阅读心理，这些信息很重要。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基本上停了，如果有机会还希望做下去。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不但要帮读者找他需要的书，还要帮读者推荐好书。图书馆的一个责任是，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在这里没有障碍地公平获取他所需要的文化资源，获得文献与信息。无论是乞丐还是国家主席，在这里应该是平等的。“公平获取”是国际图联也是我们图书馆界追求的一种职业道德。但是，图书馆也有推荐好书的责任，并非没有任何倾向性。国际图联也讲，在海量信息中要筛选掉那些垃圾信息。图书馆要有自己的判断，可以通过图书排行、每周新书推荐、沙龙讲座等形式向读者推荐优秀作品。（记者 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