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应有“三度”，文学可以护航

——访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

　　欧阳黔森编剧作品：电视连续剧《雄关漫道》《绝地逢生》《风雨梵净山》《奢香夫人》等，电影《幸存日》《旷继勋蓬遂起义》《云下的日子》等　　

　　记者：最近奥斯卡刚刚颁奖，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为奴十二年》和《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斩获大奖。这两部电影您关注了吗？您觉得它们的成功何在？

　　欧阳黔森：我觉得它们的成功，首先因为都是由小说改编。其实在国内，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有的剧本、片子已经形成了一种流水线操作，质量不算太高。有的则是根据制片人、电视台或发行公司的要求，我想做成什么样你就得编成什么样，已经形成某种套路，制作出的作品很多似曾相识，缺少创新。那种作家个人对生活的体验或是积淀，尤其是优秀作家对生活独特的思考没有了，因此很难让观众有心灵波动。那种让人感到惊奇、诧异或者惊喜的东西少了，快餐式的内容多了。有的编剧一年能出一个三十集的本子，有的甚至只用半年。有人说“戏上有，世上有”，但实际上生活要成为艺术是需要提炼的，不是什么东西都可拿来就用，艺术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需要典型化处理，需要有普遍性。从精神层面讲，一个伟大的作家或者剧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首先要对人的精神层面有思考，有理解。现在很多人写一些表象的、表皮的作品，我觉得缺乏深度、缺乏广度、缺乏温度，缺乏“三度”。一个作品如果缺乏这三样，就没有灵魂了，不可能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所以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剧本提供一个很好的蓝本、原材料与内核。历史上有很多好的片子都是由文学尤其是小说改编的。因为文学作品已经提炼出一个很好的内核，只不过是用电视剧的方式、电影的方式，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出来，是有思想内涵的。

　　记者：所以说文学作品的改编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这几年国内的影视剧由文学改编的也挺多，比如关注度较高的《白鹿原》《万箭穿心》《让子弹飞》《风声》等，有非常成功的，也有争议较大的。而且人们好像形成这样一种观点：越是经典的文学作品越难改编成电影。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文学改编到底难在哪儿？

　　欧阳黔森：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确是有难度的。因为电影不能违背原著的精神、原本的意思、作者的意图，你要再创造。小说并不是剧本，一个是语言的艺术，一个是靠镜头的艺术来表现，是视听艺术。改编的难度就在于编剧是不是真正地理解了原作者的很多意图，以及原著巧妙的地方或者说精髓的部分是不是丢失了，这是考评电影改编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对原著丢失了多少或者保存了多少。全世界很多电影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是我觉得，凡是由名著改编的，从失败的比例来说，总比不是从这些名著改编的要低一些。

　　记者：因为名著总有可取的地方。

　　欧阳黔森：对。起码这些剧原作者的东西还会捡回来很多。还有名著改编电影成功的，有的作者说，跟原著已经不太一样了，其实这也不能怪编剧。有时候编剧只要保存作者最基本的、原本的这些意图，或者把原著创作中那种被触动的东西，把原著的内核抓住了，就已经成功了，至于是怎样表现，还是要充分相信改编者的意图。但是有时候读者看小说，发现小说很厉害，改编出来没有小说好，观众就觉得失败了。其实再换一个编剧来编，可能还没有这个好。

　　记者：对，期待的高低有时候会直接决定对一个作品的评价。

　　欧阳黔森：比如说有几部作品，像根据麦家作品改编的《暗算》《潜伏》《风声》，非常成功，超越了小说，作者自己都承认，说没想到能编成这样。所以说小说跟电影的表现方式确实太不一样。我还是赞同如果影视实在没有好的剧本时，从名著、文学上找到出路也是一种办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新创作的剧本就不好。

　　记者：您本人也从事影视创作，您觉得现在影视剧缺少好剧本是不是因为很多编剧在创作导向上就有问题？比如受制于制作方而过于强调市场、收视率、故事能不能吸引人，人物能不能抓人，而忽视了您刚才说的“三度”？

　　欧阳黔森：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制片人太多，有钱就可以当制片人，有钱就是老大，可以根据他的喜好指挥导演、演员、编剧，影视剧已经不是能由编剧和导演的艺术创作直接说了算了。这就导致有点像工厂的生产，不是一个行内的艺术家来总体把关，而是一个跟你行当很远的人来把关。作为文学艺术或影视艺术，总的来说要体现真善美，要挖掘人们对人内心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对人生的思考。当然并不是说那些轻松愉快的东西就不要，一笑了之的作品也需要，但如果这种作品在我们的市场上无所不在，而一说崇高的、一说中国式的爱国主义的作品就不行，那证明我们的艺术观、世界观是有问题的。从制作方和购片方来说，也是有问题的，导向有问题。现在播不播片子，各个卫视制片组就决定了，因为电视台是买方市场，就是他要什么他出钱，他是老大，你就得按他的来，但他不是搞艺术的。

　　记者：看来编剧在影视产销链条里处于特别弱势的地位，没有发言权。

　　欧阳黔森：在我看来，编剧要比导演重要，导演要比制片重要。但实际情况是导演拍的作品有可能被制片人搞得面目全非，剧本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有时作家塑造一个人物经过深思熟虑，比如有些情节在某些地方作家是有暗示、有关联的，一个人物是贯穿始终的。但不懂艺术的制片人一来，就说我要这个、去掉那个，结果全乱了。为什么现在有时候看影视剧观众会突然发现，这条主线怎么不在了？或者这个人是这样的人吗？知道内情的一看就知道是被改掉了。好莱坞的片子为什么好？人家各负其责。好莱坞编剧的价格很高，编剧的东西一旦定了，是不允许改变的。

　　记者：好莱坞有机制的保证吗？

　　欧阳黔森：对啊，而且你如果改了剧本，编剧就可以控告你。中国的编剧敢告制片人吗？天天只在那委屈地呼吁，真正让他告的时候，又不上去了。所以说中国编剧的地位是比较低的。这就导致我们的艺术创作，作家、编剧、导演常常不能真正发挥自己聪明才智与才华。这也是资源的浪费。

　　记者：现在影视剧产量这么大，很多播不出来，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做？郑晓龙导演曾经谈到，现在国内平均一天要拍六十集电视剧，产量惊人。

　　欧阳黔森：从我片面的理解来说，还是文化素质不高的原因。有很多煤矿老板、地产老板，有钱，以为这个行当很好玩。尤其是前几年这种老板比较多，现在也不断有新的涌进来，他们有钱但是又不懂艺术，所以就拍了大量的垃圾作品。（记者 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