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天，代表委员天天履职（会内会外看门道）
3月3日、3月5日，全国政协会议、全国人大会议相继开幕。肩负神圣职责，5000余名代表委员将度过忙碌的会期：审议讨论，表决批准，提议案提案，交建议意见，等等。事实上，无论开会、闭会，代表委员履职一直在路上。
绷紧
“责任弦”
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强制婚检被改为自愿婚检，河北承德县婚检率从2002年的95%降至2004年的0.2%，2005年出现“零婚检”现象，当年出生人口缺陷率达到7‰，大大高于往年。近年来，该县婚检率虽有所提高，但还远远低于城市婚检率80%的平均水平。
今年的人代会上，承德县朝梁子村党支部书记杨秀华代表带来了以上这组数据。
婚检，一个如今社会公众并不太关注的话题，为什么偏偏会进入杨秀华的视野？她的答案是：日常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可能看起来不大，但它的背后或许隐藏着大的社会问题，比如婚检率低引发的出生人口缺陷率高。
“作为人大代表，就应该始终绷紧这根‘责任弦’，多观察社会，多发现问题，多思考问题，进而提出一些有见地的议案建议。”杨秀华说。
宋丰强委员是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河南省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我一个农村苦孩子，能成长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感觉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
在农村长大的他，始终关心“三农”问题，提案总是又多又好。“农民九盼”“农民新九盼”“农民九喜”……这些年，宋丰强深入农村一线调研总结，每年两会时都会把农民的心里话带到会上来。大家亲切地称其为“农民委员”。
责任，是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口中的高频词。在他们看来，代表、委员不是荣誉，而是要为之全力付出的神圣职责，是13亿人民的嘱托，令他们不敢懈怠。
履职
进行时
据统计，在2013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们共提出建议7569件。内容主要集中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大气污染防治力度，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农业现代化发展等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何晔晖介绍，这些建议里，有6044件是代表们通过专题调研、视察和座谈、走访，并经过认真研究、慎重考虑后提出的。
当365天代表、委员，还是10天代表、委员？答案当然是前者。开会时忙，闭会时也忙。
宋丰强委员说，过去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农村一线调研。一年深入调研、走访的结果，换来了他今年提交的一份提案：加快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功夫在会外，功夫在平时，功夫在基层。只有加强调查研究，才能提出真知灼见，才能对得起‘委员’这两个字。”
青海西宁市回族中学副校长拜秀花代表有着37年的基层工作经历。“去年我提了一个转型后的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住房问题，后来很快就解决了，我很激动。今年，我提前做了很多调研，也搜集了不少民生建议，我要抓住难得的机会，为青海的百姓呼吁。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自豪。”
履职成效如何？以人大为例。据何晔晖介绍，截至2013年底，全国人大代表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7569件建议和401件议案已全部办结，其中169件议案提出的51个立法项目已经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当中。
形式
更丰富
重庆市肿瘤医院院长周琦代表说，作为医疗卫生战线的一员，她也有义务为行业的发展建言献策。去年，她就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这一话题开展了专题调研。“通过走访重庆市诸多边远区县、乡镇，我发现，乡镇卫生院的基础设施、设备都已经有保障了，但是‘留不住人’让人发愁。”对此，周琦建议尝试建立相对独立的县级以下职称评定体系，通过职称及待遇的补偿，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作为代表，她还有很多的思考和期待，今年两会过后，“我将第一时间开始新一轮调研履职”。
据介绍，除了自主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会议闭会期间，积极开展代表联络工作，为代表履职提供各类平台。特别是在2013年，代表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取得重大突破，从过去的大约40至50人，增加到66人，六个常委会审议小组每个组达到11人左右。常委会参加执法检查的人数也有较大提高，2013年有300名代表参加常委会的执法检查，所有的执法检查小组中至少有2名以上的基层代表。
2013年12月，浙江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王鸣代表被邀请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废除劳教制度、调整生育政策、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改，虽然会期只有几天，但会议的内容都极为重要。”回想那次经历，王鸣说，“也许你的一句话，就会影响到一部法律的修改、一个决定的作出，而这些影响又往往是深远的。坐在会场里，愈发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
谈起政协委员履职，全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卞晋平如数家珍：平时政协委员可以随时提出提案、可以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这两方面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当大，而且全国政协有专门机构及时办理。全国政协每年都会组织一些视察、调研活动，包括京外委员每年也要组织他们在本省区就地视察或跨省区视察。有些政协委员通过政协渠道被政府有关部门聘为特约检察员、监督员、督导员等。另外，政协委员还有义务向政协组织提供“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等等。
除了实地调研，随着新媒体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不少代表、委员开始运用新媒体搜集社情民意。有人担心，会不会因此而轻视了实地调研呢？卞晋平认为，在实地调研和运用新媒体了解情况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相反，两种手段运用得好，完全可以收到一种互为补充、相互借鉴、相辅相成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