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国家对改革的认识更深刻、策略更完备、决心更大、效果更明显，这个国家就将在未来全球经济新发展中抢占先机

　　2007年初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短期内席卷了全球。七年已过，我们总的估量是：危机远未逝去，只是进入新阶段。

　　得此论断的根据，是酿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未消失。其中，过度消费、过度福利和过度负债为主要表现的发展方式扭曲，服务业过度发展、产业空心化的结构扭曲，金融体系过度杠杆化以及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乃至政府赤字率和债务率长期居高不下等，尚未有显著改善。而各国在反危机中采取的超常规政策，虽阻止了危机恶化，却为复苏增添了障碍，如巨量货币供应导致的“洪水泛滥”，政府债台高筑的“财政悬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都成为阻碍恢复的新因素。

　　危机以来，一度曾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增速拉开且互不关联的“双速脱钩”现象。不过，2013年也冰冷地提醒世人，这只是危机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新兴经济体最初几年的迅速增长，得益于发达经济体宽松政策导致的大量资本外流。但由于国内经济结构未得有效调整，一旦热钱退出，就会出现资本回流导致股市狂泻、汇率急贬、增速下滑等情况。大部分新兴经济体仍未根本摆脱储蓄与外汇双缺口的“钱纳里符咒”。

　　发达经济体自顾不暇，新兴经济体深陷传统困境，使得当今世界出现了治理真空，这也是危机仍在继续的明证之一。几年来，我们见证了二战后的全球治理体系“一顶顶皇冠落地”。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世界能源署等传统机构，既不能有效应对传统挑战，更无法适时应变。另一方面，危机中产生的新的治理机制，如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虽然一度风光无限，但在局面稍缓之后，被各种狭隘利益挤压，发展势头难再。

　　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也不例外。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便已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适度降低速度是中国经济的主动选择也是正确选择，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些新的挑战。

　　其一，尽管7.5%左右的增长速度令世人艳羡，但如何将增长速度控制在合理区间，同时促进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与定力。

　　其二，当城镇化战略在城乡一体化大框架下重新设置、全国房地产登记系统将于6月启动时，城市发展显出清晰层次差别，房地产市场将出现新局面，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其三，产能过剩严重存在，未来如何选择投资领域、投资方式和投资主体，将很关键。

　　其四，相比发达国家的宽货币、低利率、紧信用的组合，中国金融业目前呈现的宽货币、高利率、贷款难、贷款贵的组合，加之金融机构自我服务倾向明显，考验着金融业能否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正能量。

　　其五，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上看不存在大问题，但局部有隐患。尤其是，增长速度下滑、城镇化战略转型、房地产市场调整，都可能压缩地方政府的还债空间，使部分债务趋于恶化。

　　预防和改变上述隐忧的治本之策，就是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战略性调整，对高度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革。应当说，改革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采取的战略。哪个国家对改革的认识更深刻、策略更完备、决心更大、效果更明显，这个国家就将在未来全球经济新发展中抢占先机。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新的经济大潮中，中国再次成了最勇敢的弄潮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