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文化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确实不相匹配。我们的文化应当继续发展和繁荣，不过我们中国太习惯大，一提到大发展就容易造势。如果把大发展大繁荣解释为高度的发展和高度的繁荣，也很好，但在这个高度下应该有布局、建构作为支撑。
我们现在的文化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确实不相匹配。我们的文化应当继续发展和繁荣，不过我们中国太习惯大，一提到大发展就容易造势。如果把大发展大繁荣解释为高度的发展和高度的繁荣，也很好，但在这个高度下应该有布局、建构作为支撑。
在俄罗斯，无论是在大街上或是红场周围，在那些科学家、艺术家雕像面前，每一天都会有人往那里放一束鲜花，不是游客放的，而是老百姓放的。实际上很多国家有这种文化建构的传统，就像在俄罗斯，人们知道什么是他们为之骄傲的东西，而这为之骄傲的东西是一种在全民心中形成的全民精神。在我们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中，应当有国家的文化建构作为支撑。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文化建构必须要重视顶层设计，也就是说要考虑在文化的金字塔塔尖上，我们应该放些什么。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化，有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经典和清晰的历史文化形象。但是我们缺少非常鲜明的当代文化的经典和形象。再延伸下去，就是我们没有当代国家文化形象。我们的文化是平面化的，现在即便是平面化的文化也是放在市场里的。所以我一直坚持反对文化的产业化，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三化”害了我们，一是文化产业化，一是医疗产业化，一是教育产业化。教育本来是培养人的，年轻一代首先要通过教育才能进入社会，这个地方怎么能产业化呢？医疗机构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是发扬人道主义的地方。暂且不说文化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样比较崇高的词，起码文化是影响人的，关系到人类的心灵导向，是可以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文化怎么能够单纯以金钱为目的？当然文化有经济效益，这点毫无疑问，任何好的艺术家，比如画家，画得好，作品当然卖钱卖得高，但是一个好的画家，绝对不是为了一平尺能卖多少钱去画画。
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不是说我们的“三化”害了我们的“四化”，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觉悟（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国家仍然拿不出来文化的战略，那么文化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应该摆在社会的什么位置？我们的文化目的是什么？曾经的解释是，我们的文化目的就是娱乐，还有一段时间更可怕，说文化就是为了盈利赚钱。我不反对文化进入市场，因为文化肯定要通过市场跟广大群众接触，但那不是文化的终极目的。就像我曾经跟王健林在全国政协记者会上的争论一样，当时一个记者问我，什么是国家的价值观？那时候中央还没有提出24字来，所以我对健林说，国家的价值观由国家说，不应该由我说，但是我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写在一个国家的价值观里，第一个字就是钱。一个民族为了钱是没有希望的。这种夸富和拜金，在官场里就是腐败的根源，到了社会上，就是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而且钱造成的问题，是用钱解决不了的，必须用文明解决，文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文明。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国家需要思考的，当然知识界也要思考，文化的目的、性质是什么，我们国家的文化到底应该怎样建构。我认为应该是一个立体的建构，对于其中的不同层次，要有不同层次的办法政策，这都是国家需要建构的东西。
我们应该培育文化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我们要彰显国家当代文化的形象，要培育当代文化经典。其实这不难，在我心里有非常多的大艺术家，但是他们并没有被放在国家文化的峰顶上。我特别希望国家在文化上有一个思考。实际上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说目前的反腐败，纠正社会、官场的风气，我对这些都非常赞成。这一年来，确实也非常有成效。中央也非常清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首先是官员应该要树立的。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就是让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如果那样，我们的社会就健康了，良性了。当然如果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是应该从每个人做起，也应该从教育做起。
这一年来，我思考了很多，但是，我想终归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做文化，除了个人的创作之外，还做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工作。我们在做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这个工作量很大，上个月刚发布了第一期成果。我们把中华民族的史诗、故事、歌谣、神话、谚语通过整理最后进入数据库。现在是八亿八千七百万字，还要有三亿到四亿的字纳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学数据库。我们中国文学史开端的《诗经》就是一个文学选集，当时是三百篇，我们现在是一百一十六万篇，全部都经过了文字整理，而且经过分类进入数据库。同时我们还做传统古村落的普查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其实是整个文化工作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国家缺少整体的文化建构，所以文化遗产也不知放在什么位置上。如此不清楚就容易混乱。国家是到了思考文化建构的关口了。
（冯骥才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中国艺术报记者丁薇根据3月4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文艺界小组讨论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