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五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一十四周年纪念日，时值两会召开，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采访到了周总理的侄女、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女士，听她为我们讲述周总理的点滴往事以及她与内蒙古草原近半个世纪的情缘。

　　谈起丈夫拉苏荣，周秉建一脸骄傲。拉苏荣一生致力于蒙古族长调声乐艺术的演唱、传承、研究。“文革”时期，他把一些革命歌词填入有长调特色的曲调中，巧妙地使这一民间艺术在浩劫中得以完璧。图为周秉建和拉苏荣在内蒙古草原上。

　　她曾到内蒙古插队多年，在草原文化熏陶下，完全和蒙古族牧民一样率真淳朴。当年，已经插队两年的她应征入伍，却为一偿伯父心愿毅然脱下军装，重返内蒙古草原当牧民。若干年后，在草原上建立了美满的家庭。她的丈夫拉苏荣是一个长期从事蒙古族长调声乐演唱、传承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型艺术家，近年来更不断奔波在广袤的内蒙古草原之上。她在工作之余，每逢休假，就会坐着火车去内蒙古，看望丈夫的同时又帮助做些事情，却乐呵呵的，不觉辛劳。她快人快语，笑声爽朗，总会在不经意中哼起蒙古族长调。她说退休后还要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大城市的生活太紧张，空气污染也厉害。这样一个活泼风趣的女性，谁能想到她是共和国总理家的孩子呢。

　　一个人能够同时做到既平凡又伟大是非常不容易的

　　周秉建是周总理最年幼的侄女，总理一生无子女，但对胞弟家的六个兄弟姊妹视为己出，尤为关爱“小六”。总理的精力全部投注于工作，有时间就会和老部下、老朋友、老同学促膝畅谈，留给自家孩子的言语只是点到即止。1964年夏天，总理要为首都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和部分中专、高中毕业生作报告。在校就读的姐姐也想去听，但得到的答复是：你不是这一届的毕业生，到明年毕业时就可以去听了。周家的规矩是“家庭内的关系也要公私分明”，所以周秉建的姐姐自然无法参加了。在小六的回忆中，兄弟姊妹6人的性情都很安顺、懂事，从小就没有人使性子、撒娇或耍赖，更不会做央求伯父满足自己企愿的事情。周家的孩子很文静、宽厚，每次去中南海西花厅都轻手轻脚，生怕打扰“老爷子”工作。就连逢年过节一家团聚，也都是大人们谈他们的话题，孩子们在一旁玩自己的，和伯父照相时，他们也会主动把与伯父亲近的机会让给工作人员的孩子们。周家的孩子心态很平和、大气，这和他们从小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总理不允许自己的侄子侄女搞特殊化，总是鼓励、支持孩子们做普通的人，做平凡的事。

　　“一个人能够同时做到既平凡又伟大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伯父做到了。”在周秉建眼里，伯父的心里永远在想着工作，想着老百姓，想着党和国家。即便是对自己的家庭而言，遇到了问题，他也照样要把事情放到国家利益中去考虑。姐姐从美院附中毕业时，曾经在报考工艺美院的意向上犹豫不决，很想听听伯父的意见，就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伯父并没有直接表态，而是谈到我国的出口商品因包装粗糙、市场价格上不去，影响国家汇率的问题。伯父说，“需要在包装上下功夫”。伯父的一席话，就让姐姐坚定了报考工艺美院染织系的决心。周秉建的一个哥哥复员后分配到印刷厂当工人，上班后不久去见伯父。在说起婚恋问题时，伯父说，国家正在大力提倡晚婚晚育，你带个头，过30岁再结婚，大家都这样做，就是每个世纪出生三代人了，这对我们国家和民族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周秉建的哥哥为了兑现对伯父的承诺，恋爱8年才结婚。周家的子女都是晚婚晚育的实践者。

　　“他不是周家的总理，而是国家的总理。解放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去农村，在田间地头搞调研，看到一个有困难的农民，对他说，你生活有困难，你的女儿我来帮助你养。这样的话一般的人是说不出来的。我们也是在有关回忆文章里看到的。”周总理也从不向侄儿侄女谈自己的革命生涯，每逢孩子们问起，他总会认真地说，我们是那个时代的幸存者，要替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战友们服务人民。

　　许多知青过早地体味艰苦，却仍要不断回望

　　若问一生中谁对周秉建影响最大，除了伯父，就是草原上那些牧民。那是1968年秋天，15岁的周秉建初中毕业来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这里深草没过羊群，空气里都是牧区特有的味道，文静内向的姑娘正有几分向往自由的叛逆，一下子被广阔的内蒙古草原吸引了。牧民不论插队来的年轻人是谁家的孩子，一律悉心疼爱。周秉建在那里习惯了吃羊肉，学会了骑马，面色晒得黑红，养成了一副热情开朗的草原心性。

　　牧区民风淳朴。那时，周秉建所在的大队离公社有90里路，出行不比现在，一天之内根本无法到达，途中遇见牧民搭的蒙古包，行人可以自由踏入，烧茶煮饭，住宿一夜后，带上门便又启程，从不需上锁。公社里的主要劳动是放牧羊群、牛群、马群、驼群。周秉建当了几年牧羊姑娘，早已成了“熟练工”，若是晴天，可以把羊赶上山坡任其吃草，然后去牧民家喝奶茶、干点活儿、聊聊天；若是遇到暴风雨或风雪天，就必须紧紧跟着羊群，一不留神，失去的就是全部“家当”。草原太过广阔，牧民以声音表示路的远近，向他们问路，他们就骑在马上扬鞭一指，若是远道，就拖长长的音，若在近处，就短促地呼喝一声。周秉建和插队时结交的老乡至今还常有往来，她不久前回到公社，见那时种下的树已郁郁成林，心中感慨万千。并非每个插队的青年都能幸运地走出草原、走过那个年代，一些同龄人在草原上遇到火灾，却没有扑火的常识和经验，他们迎着山火奋力扑救，有人因窒息而死。许多知青过早地体味艰苦，却仍要不断回望，因为“他们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他们”。

　　周秉建说，“文革”结束后有不少人写“伤痕文学”，《孽债》的故事在牧区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蒙古族的文化和牧民的伦理观念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尤其是对孩子，他们爱孩子，为了孩子，从不在意血缘。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草原上水草丰美，牧民争先恐后地替国家领养了三千名孤儿，那些孩子在牧区长大，如今已纯然是蒙古族人。她在下乡时还遇到一件事，有个蒙古族姑娘和当地部队的战士有了孩子，就在姨妈家生产。牧民认为生育是天赐给女孩子的福气，做母亲是女人一生最大的幸福，姨妈当即认了孙子，而姑娘也在多年后嫁了人，并未在人生中留下任何阴影。蒙古族民俗文化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死亡就是逝者自己带走了生者的晦气，同时把福气留给了生者。所以当年周秉建与拉苏荣在登记结婚途中，偶见怀缅死者的花圈时，他们认为这是在预示着两个人一定会白头偕老。

　　谈起丈夫拉苏荣，周秉建一脸骄傲。拉苏荣一生致力于蒙古族长调声乐艺术的演唱、传承、研究。“文革”时期，他把一些革命歌词填入有长调特色的曲调中，巧妙地使这一民间艺术在浩劫中得以完璧。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蒙古族长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拉苏荣为此作了大量工作，他提供了自己为长调老师撰写的三部文学作品以及自己的音乐作品，却未被认定为非遗传承人，他毫无怨言。用老百姓的话说，拉苏荣老师已经是人民群众公认的传承人了，没有那张纸并不影响他特有的、无人替代的声誉和作用。周秉建说退休后她要回到内蒙古，协助丈夫一起做好蒙古族长调的传承工作。

　　呼唤草原自然生态回归

　　周秉建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草原上的每一株小草，每一顶帐篷。她说，今天的内蒙古牧区采取圈地养殖，在以前的游牧方式下，羊可以四处走动，把草籽带到远方，对牧草的杂交大有裨益，如今划地为限，草种失去了传播渠道，并不利于牧草的生息繁衍。以前的牛、羊只吃草，而干牛粪、干羊粪也是草，可以直接作为燃料，没有污染。周秉建感到，农业、林业、牧业、渔业都依据其自身特点进行现代化改造，才是最适宜的。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牧区、开发牧区，也给牧区物种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牧民早就知道蘑菇好吃，但为了保护草原，他们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而去采挖。有的人只想赚钱，根本就不为草原着想，把蘑菇连根都挖走了，结果再也长不出蘑菇。还有人在内蒙古挖掘发菜运往南方，只因“发菜”与“发财”同音，销售时可以赢得个好彩头，却完全不顾及破坏草场生态的后果。

　　按照蒙古族习俗，一向只有上马酒，是为战斗者壮军威，或是为远途跋涉者壮气力，从来就没有下马酒这种礼仪。以指尖蘸酒轻弹三下，意为敬天敬地敬祖先，一般是长辈和男性才可使用的礼仪。这些民族传统风俗，已为当今的一些旅游业所歪曲，沦为浅薄的表演。周秉建想到，腾格尔演唱的《天堂》，从开始的优美抒情到结束的声嘶力竭，不正是向草原生态现状的一种呐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