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朱寨

　　3月，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正从人民大会堂散会返回北京国际饭店，手机响了，师弟德祥告知：“朱老走了……”

　　我顿时懵了！难道真有心灵感应，前天晚餐后，我匆匆欲去，挚友丹增问我何往？我说：“国际饭店离恩师朱寨先生家不远，他近来癌症转移，我要去拜望老人家。”行至建国门外，天色已晚，我又踌躇起来，想起春节去探视时师母的告诫：“他想你来，又怕你来。想你来，好聊聊文艺界的事；怕你来，是担心你见他皮包骨头，人已脱形，会很难过。我也怕你来，是因为你们师生见面，他就兴奋，有聊不完的话题。但他胃癌术后已转移，食道只能每日进点流汁，谈吐困难，说时激动，你走后会病痛加剧。”天色既晚，是去，还是改日白天再去？我选择了后者，退回饭店。殊不知，这一善意的选择，却铸就了我终生的遗憾……

　　我想起了与恩师朱老的最后一次谈话，那是在今年春节前夕。我去朱老家，他吃力地从床上坐起来，一开口便问我：“我从电视上见最近天天讲‘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不是早就在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这‘三贴近’吗？怎么贴近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走基层’呀？”他语速甚慢，但一位从当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里培养出来的人民文艺老兵那颗赤诚滚烫的心，却强烈地感染了我。我扶他下床坐在沙发上，他又问：“小仲，你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吧？”我告诉他：“曾经是，但本届不是了。”他接着说：“张炜那部作品，你读了吗？”我说，读过，约450万字，是作者对人生感悟的笔记。他说：“对了，那就应当评为‘鲁迅文学奖’，因为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可获‘鲁迅文学奖’；而‘茅盾文学奖’是专评长篇小说的，那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呀！”恩师的一家之言，自然可以讨论。但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永不停歇的思维念念不忘的，仍是毕生为之奋斗的人民文艺事业。这，足以令吾辈肃然起敬，铭记终生。

　　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有幸拜在朱老门下求学的。“四人帮”覆灭后，迎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陈荒煤先生主持完在昆明召开的全国文学研究规划会后到川考察，发现了我这个刚进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青年后生，同意调我进京深造学习，参加由朱老主编的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撰写工作。我兴冲冲赴京，见到了久仰的恩师。我知道，新时期之初，正是朱老的一篇评论，首肯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和“谢惠敏形象”，石破天惊，推出了这位后来驰骋文坛的新人。时任文学所当代室主任的张炯老师告诉我，朱老青年时代就奔赴延安，就学于鲁艺，是我们党培养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新中国诞生后，他先后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过，是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也是新时期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领军人物。不久，我随朱老住进了由文学所为科研人员租用的陶然亭公园的小庭院里，每人一小间，那时租金尚低，每日9元。朱老笑着对我说：“待遇不低呀，要对得起人民，在这里做学问要甘于寂寞，享受孤独，独立思考，潜心治学。每天力争能写1500字，才可抵消公家给交的房租啊！（当时的稿酬标准是每千字6元）”他总是严于律己，每日黎明即起，伏案攻读，挑灯夜战，实乃常事。我住他隔壁，一日三餐，都在公园的职工食堂。早餐照例是2分钱一碗的玉米粥、6分钱一张的油饼和1分钱的咸菜；午餐总是馒头4两、炒菜一份、汤一碗；晚餐往往是馒头2两、煎蛋一个和一份熬白菜了。他幽默道：“住在公园里，营养不足可以环境补、睡眠不足可以空气补呀！”那时经济条件差，科研条件确实不够好，但朱老总是乐观地以当年的延安精神教育我。他总是尽量关照我。每逢周末他回家，周日晚或周一归来，常捎上一暖瓶的师母熬得很香很浓的鸡汤，叫我去分享，改善生活，笑道：“写东西费脑子，需要补充营养。脂肪蛋白这东西，可以促进思维。”间或，他还带我登上22路公共汽车，去“砂锅居”之类的名餐馆去营养营养，当然都是他解囊招待。

　　生活上似慈父，学术上是严师。一入师门，朱老便首先把老所长何其芳给研究生开过的一张书目单给我，要我照此一部部认真研读，打好基础。他要我做的第一桩学问，是从图书馆里借来了一整套自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创刊的《文艺报》，逐张查阅，梳理清楚自第一次文代会到第四次文代会30年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历史脉络。朱老要求我，挤出半年时间，每晨从公园食堂里带上两个糖三角，骑自行车到图书馆查阅并抄录这段历史凡省级以上的出版社和报刊发表的产生过全国影响的重要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文艺理论批评的作品篇目和书目，编好《新中国文艺大事及重要作品年表》。谨遵师嘱，半年有余，我早去晚归，从图书馆开门到关门，整天泡在里面，总算完成了任务。书稿呈朱老审示，他字斟句酌，逐页修改，校正其中的错漏，令我受益匪浅，奠定了我的学术功底。该书正式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主要是因为注入了朱老的不少心血。

　　后来，范际燕教授、蔡葵研究员也先后加入到撰稿组中来。朱老带领我们，以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还原历史真相，科学评价“小资产阶级可不可以当作品的主角”、“对肖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创作倾向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胡风反党集团批判”等一系列文艺思潮史上的重要公案。记得为了弄清关于电影《武训传》那场批判运动的来龙去脉，朱老亲自带我几次前往第二传染病院探访正在那里生病住院的那场批判运动始末的亲历人、他在鲁艺时的学长钟惦棐先生。他说，钟老当年在中宣部与江青一起主管电影，对那场批判运动的历史真相最有发言权。他带我乘公共汽车到了医院，只见病重的钟老正坐在病床角落上望着一摊失禁的小便发愣。朱老对这位饱学多识而又历经坎坷的学长充满了敬意和同情。那次，只听得钟老慢吞吞地说了一句：“老朱，你有这样的助手，我羡慕啊！”便无功而返。待钟老病况稍愈，我遵嘱去了多次，钟老深情而严谨地回忆了当年他目睹的毛泽东同志两度观看赵丹主演、孙瑜导演的电影《武训传》的情景和他与江青、袁水拍组成的三人小组赴山东武训老家调查武训历史的全过程。我回来向朱老详细汇报后，他沉思良久，认为这口述历史极其珍贵，并精辟分析说：“毛泽东第一次看《武训传》拍案叫绝，称赞‘阿丹的演技绝了’，主要是审美思维使然；而第二次再观《武训传》，陷入沉思，一支烟接着一支抽，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最后打电话告诉周总理，认定《武训传》宣扬行乞兴学，不触动旧制度，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这主要是政治思维得出的结论。因为毛主席当时正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注重和擅长从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上分析问题、探寻真理，是朱老治文艺思潮史的一大特征和一大优势。惟其如此，朱老总是告诫我要摒弃长期以来影响制约我们的那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思维方式，而代之以执其两端、把握好度、兼容整合的全面辩证的思维方式。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朱老的言传身教，令我受用终生。

　　除治文学思潮史外，朱老还致力于当下优秀作品的评介。他与陈荒煤、冯牧、钟惦棐一起，是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艺现实主义复苏的领军人物。他主张文艺批评务必秉笔直书，说真话，抒真情，求真理，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对我打了一个寓意极深的俏皮的比方：“你选择了文艺批评这一职业，就要心甘情愿地为作家艺术家‘洗脚’，且明白一旦洗干净了，不抱怨可能会一脚把你踢开了；一旦没有洗干净，当心吐你一脸的唾沫！”谌容的《人到中年》一发表，朱老读后激动不已，连夜命笔评介，精辟地对“陆文婷形象”作出美学的历史的分析，确立了谌容及其创作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朱老的散文，精雕细琢，字字珠玑，如《中国现代文化名人散记》中关于李广田、何其芳、钱锺书、钟惦棐等的美文。

　　从师朱老，五载有余，完成了由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撰稿任务，提升了自身的人文素养。在朱老、钟老这些前辈大家身边，我总感受到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震撼着我的灵魂的学术思维和人格操守，这引领着我的精神航程、提升着我的智商情商。1984年的一天，我没有想到，朱老深情地对我说：“有件事同你商量：钟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之一的《电影美学》，亟需助手，他早就瞄上了你，我虽舍不得放人，但一为学长情深，二为钟老确实健康状况不佳，三为你能进一步直接在钟老这样的高人指教下学术精进，我决定放你去继续从师于钟老。”言谈中，流露着为学术、为学长、也为后生计的真挚情感，我当谨遵师命。

　　我住进钟老在振兴巷6号的家后，仍经常去拜望朱老。每去一次，都有新的收获。尤其是思维方式科学化方面的营养，至为珍贵。有一次，朱老问我：“你以为文艺思维究意是什么思维？”我照例答：“主要是形象思维。”朱老不以为然，道：“这是过去的传统看法。完全把文艺思维归结为形象思维，完全排斥抽象思维，恐欠妥。因为经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传世的经典之作，都是有思想、有精神、有灵魂的将高级的抽象思维融入丰富精湛的形象思维并创造出美的意象的结果。所以，我要写一篇《文艺思维是意象思维》。意，即有抽象思维；象，即形象思维。”1987年钟老仙逝后，我奉调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工作，主持电视剧“飞天奖”评选。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搬上荧屏后，我请朱老来研讨会指导，他的一番关于文学思维与视听思维异同论和转换论的分析，令与会者大开眼界。

　　恩师仙逝，教诲永存。生命不息，思维不止。朱老长女小兰告诉我，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要编写一部高质量的当代文学教材……这就是我的意见。”愿永不停歇的恩师思维，山高水长。

　　（2012年3月11日隆福医院告别恩师归来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