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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想象空间

时间:2020年07月31日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充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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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洛的维纳斯

  【谈艺录】

  无远弗届的现实空间再广阔,也是有限的存在,而艺术的想象空间却是无限的。人说,描绘现实是有中生有,艺术想象是无中生有,当然,“无”之花,也需要植根于“有”之土。

  中国传统绘画中有一种“留白”技法。为了给观赏者提供足够的想象空间,艺术家把“虚实相生”“计白当黑”“以无胜有”灌注到艺术作品里去,从而在一种简约得几至于“无”的状态中,呈现出境界高远、意象空灵的“有”的意蕴。当代西方有所谓“在场”与“不在场”的哲学阐述,凭借想象力的支撑,让不在场的东西通过在场的东西显现于直观之中,二者相依互动,从而充分调动、激发受众的想象力,使有限文本具备意义生成的无限可能性。

  且以雕像《米洛的维纳斯》为例。在卢浮宫看到了维纳斯的断臂,一些艺术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便筹划着为她复原双臂,并给出了多种整修方案。可是,双臂原来的姿态是怎样的?谁也没有见过。这样,就只能靠凭空想象,从而做出种种设计、种种猜想:一种是,原来的维纳斯左手拿着苹果,搭在台座上,右手挽住下滑的腰布;一种设想是,维纳斯两手托着胜利的花环;有一种推测,维纳斯右手擎着鸽子,左手拿着苹果,像是要把它放在台座上,让鸽子啄食;有的设想更加离奇,认为维纳斯正要进入内室沐浴,由于不愿以裸体现身,右手紧紧抓住正在滑落的腰布,左手握着一把头发;还有一种猜测,维纳斯的情人、战神马尔斯凯旋,两人并肩站着,维纳斯右手握着情人的右腕,左手轻轻地搁在他的肩上……

  当然,最后的结局是:由于争议不休,哪一种方案也未获采纳,人们公认现有的断臂状态最美。

  应该说,那个美丽的断臂女神雕像,正是由于它的不完整性,或者说不确定性、模糊性,才留存下悬念、疑团,使得人们可以无限度地驰骋想象。

  说到艺术想象,我想到了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她从墙上斑点这一独特的视角,瞬息间,阅遍了人间万象,像中国文论古籍《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小说中的叙述者“我”,第一次看到墙上的斑点,是在冬天,炉子里正燃烧着火红的炭块,于是,“我”由红红的火焰产生城头飘扬着红旗的幻觉,产生无数红色骑士跃马黑色山岩的联想。“我”还想到,斑点是一个钉子留下的痕迹,由此臆想前任房客挂肖像画的情景,他的艺术趣味保守,认为艺术品背后必然包含有某种思想,由此推及生命的神秘、人类的无知和人生的偶然性。

  斑点,也可能是夏天残留下的一片玫瑰花瓣,由此联想到一座老房子地基上一株玫瑰所开的花,那多半是查理一世在位时栽种的,于是勾连出与查理一世有关的历史。又想到希腊人和莎士比亚,想到维多利亚时代。这斑点,也可能是阳光下的圆形突出物,于是联系到一座古冢,想到了考古学者。斑点是不是一块木板的裂纹呢?由是想到树木的生命,它虽然被雷电击倒,却化为另一种生命分散到世界各处,有的在卧室里,有的在船上,有的在人行道上,有的变成房间里的护墙板。

  最后认定,这斑点是个蜗牛。叙述者的意识还原到现实,与蜗牛的意象合而为一。

  说到想象,还有一个显例: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微型小说《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全文只有七行字:

  招聘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提前一星期预付给女打字员的薪水……(支出金额)

  购买送给女打字员的花束……(支出金额)

  同她共进的一顿晚餐……(支出金额)

  给夫人买衣服……(一大笔开支)

  给岳母买大衣……(一大笔开支)

  招聘中年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账单像巨大的冰山所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故事的详情有待读者借助想象加以填补,进而组成完整的丈夫、妻子、年轻女打字员、岳母、即将招聘的中年女打字员等人物构成的意义世界。其间有着广阔无边的想象空间,留待读者去构建、设想、填充。

  一种构想是,丈夫招聘到了年轻的女打字员,并向她献媚,预支薪水,送花,同她共进晚餐……结果被妻子发现了,于是妻子又打又闹,丈夫迫不得已,给妻子买了衣服以缓和关系,还给岳母买了一件大衣,以便讨得妻子的欢心,最后达成和解,另招聘一个中年女打字员。可以推想,年轻女打字员已经被辞退了,一场风波归于平息。以广告费始,以广告费终。一笔和一大笔有区别,是付出的不同代价。

  作品是作家与读者辅车相依、相生相发的统一体。正是通过阅读活动,读者的视域与作家的视域,当下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与融合;而就艺术的想象空间来说,尤其需要读者的参与和配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英国作家王尔德说:“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马克·吐温的小说《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文本,

  同样,戏剧与电影也不例外。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主要写女主人公娜拉摆脱玩偶地位的自我觉醒过程——从全身心地关爱丈夫、无保留地信赖丈夫,到认识并坚持了自己生命的选择,最后决心与丈夫决裂,离家出走。自从1879年首演,便掀起层层波浪,随着“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整个欧洲,包括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知识界都震动了。而广大读者与社会学家所共同关注与探讨的,是娜拉走后的命运怎样。应该说,易卜生当日创作此剧,并未着意于提供答案,只是要启迪人们思考,引起心灵的震撼。鲁迅先生在谈到《玩偶之家》时也曾说,娜拉“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

  这就有赖于读者的想象了。核心的问题是妇女的解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鲁迅先生也曾指出:“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娜拉只有首先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才能争取独立的人格。然而,在素来把妇女当作玩偶的社会里,娜拉的独立解放只能沦于空想。鲁迅先生也提到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的未来之路究竟怎么走下去,给后世的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

  事有凑巧,整整过了一百年,在美国,罗伯特·本顿导演、改编的社会伦理片《克莱默夫妇》于1979年在美国上映,同样在欧美各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获得了当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等五项大奖。影片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一个相当普遍的家庭婚姻问题。个人的理想、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家庭冲突和夫妇离异的悲剧,同样涉及妇女解放问题。一开始就是矛盾激化,克莱默夫人离家出走,断然离婚;尔后是女方对儿子的思念,爸爸带着小儿子生活,遇到种种困难,夫妻为争夺爱子越吵越凶,情感联结点在争夺中越来越鲜明;最后,通过在法庭上互相揭露,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了解;结尾则是乔安娜回来,放弃了领走儿子的要求,在丈夫的注视下拭去眼泪走进电梯。

  欲知后事如何,下回没有分解,只能由观众去猜想。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为观众的揣测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有些人认为,影片已经暗示了感情和爱子把夫妻二人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将会破镜重圆。但马上就遭到另一些人的反驳,由于现实中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好了就等于电影从头再演一遍——妻子要获得精神平衡就必须外出工作,而外出工作又会带来新的不平衡,走来走去都是自我否定,和好如初也就是矛盾如初。

  显然,聪明的编导不想给出(实际上也难以找出)一个固定的答案,与其作出某种选择,从而封闭了其他一切选择的通路,倒莫如把这个难以破解的苦涩问题交给观众,在品啜、玩味、思考中,去叩问生命,体验人性,解读人生。

(编辑: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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