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不仅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明代文学大家，他的诗文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有独特的魅力。《四库提要》说他的诗文“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亦自足传世也”。即便对王阳明很反感的清代学者李光地也承认“他才高，信笔写来，便有唐人风韵”，“阳明诗，某少时略皆成诵”。
王阳明时代的南赣，包括南安府和赣州府。南安辖有南康、上犹、大庾、崇义四县，治所在大庾（今大余）。赣州辖有赣县、兴国、信丰、龙南、安远、雩都（今于都）、会昌、宁都、瑞金、石城十县，治所在赣州。王阳明在南赣期间设立新县，疏通盐法，行十家牌法，举乡约，立社学，修书院，对南赣社会产生了全面性的影响。其间，他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政治公文，也留下许多可探寻其心灵幽微与生命情怀的诗文，比如《思归轩赋》《平茶寮碑》《赣州诗三十六首》等，这些诗文是观察王阳明精神世界的重要媒介。
在王阳明的精神世界里，“致良知”绝不仅仅是为了“吾心光明”，其理论最终还要落实在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儒家理想上来。因此，王阳明在南赣时期的诗文创作，首先是表达了一种志士情怀，它的背后是对国事的忧患、对百姓的关爱。如《祈雨二首》其二：“见说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雾长阴阴。我来偏遇一春旱，谁解挽回三日霖？”王阳明认为只有教化才能治本，只有通过“内治”的方式才能实现“治”的目的，同时他也不愿因为自己的功业而封侯，只希望朝廷能够薄敛赋税以绝民变。
王阳明在南赣期间，针对南赣实情而提出了造福百姓的各项政策，在《疏通盐法疏》《攻致盗贼二策疏》等上疏中提出的建设性主张对南赣社会起了重要的恢复作用。在《平茶寮碑》中，王阳明没有宣扬自己“杀敌”的辉煌战绩，而是以“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举事也”来告示与训诫后人。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明朝官僚世界中无疑是“不合时宜”的，正是这种“不合时宜”使他受到官场的排挤，也正是这种“不合时宜”呈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对道义的担当。而碑上的诗句“处处山田尽人畲，可怜黎庶半无家。兴师正为民痍甚，陟险宁辞鸟道斜。胜势真如瓴水建，先声不碍岭云遮。穷巢容有遭驱胁，尚恐兵锋或滥加”，则把王阳明那种对道义的担当表现得淋漓尽致。
整体上看来，志士情怀在王阳明身上是占主流地位的，他有着远大的政治志向和人生抱负，有着儒家那种“内圣外王”的强烈追求。但是，王阳明在实际的仕途生涯和政治生活中却经常感受到来自黑暗官场的约束和压迫，有时甚至是残酷的迫害。在这种正义难伸、大道不行的政治环境中，对官场的厌倦和不满，乃至退隐以求自保便成了应有之义。因此王阳明在南赣诗文创作中还传达出他的隐逸情怀。这种情怀在他的一些自然山水诗中得到生动呈现，并首先表现为一种山水之趣。
在王阳明的一生中，自然山水对他有着重要意义，他自称“性僻而野，尝思鹿豕木石之群……而飘然每有烟霞林壑之想”（《对菊联句序》），“野性从来山水癖，直躬更觉世途难”（《归越诗》）。王阳明弟子栾惠等在《悼阳明先生文》中，就称其师“风月为朋，山水成癖，点瑟回琴，歌咏其侧”。在王阳明的一生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境况多么恶劣，他都不会忘记对身边自然山水的描摹，在南赣期间同样如此：“山城经月驻旌戈，亦复幽寻到薜萝。南国已忻回甲马，东田初喜出农蓑。溪云晓度千峰雨，江涨新生两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极，绝怜苍翠晚来多。”（《回军上杭》）“辕门春尽犹多事，竹院空闲未得过。特放小舟乘急浪，始闻幽碧出层萝。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欢腾且纵歌。莫谓可塘终据险，地形原不胜人和。”（《喜雨三首》之一）在这些自然山水诗作中，所描摹的大多不是名山大川与风景名胜，而是普通的山光水色与平常的田野耕作，在它们身上王阳明感受到了美妙与乐趣，他在山水自然中完全放松了自己，使自己能在自然世界中聆听到心灵最直接的呼唤。
与诗歌作品中归隐情怀的文学书写一致的是王阳明的实际行动，他多次直接上疏奏请乞休养病，放归山林，如正德十年上《自劾乞休疏》《乞养病疏》，正德十一年上《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正德十三年上《乞休致疏》《辞免升荫乞以原职致仕疏》，正德十四年上《乞放归田里疏》，嘉靖元年二次疏辞封爵，嘉靖六年上《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这些奏疏大多发生在王阳明南赣期间，为什么王阳明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朝廷提交“归隐申请”？政治环境的险恶是一个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内在价值观念的变化，随着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成熟，他把超越境界当作了一己生命的根本价值取向之一，从而赋予了自我生命更丰富更多向度的内涵。而王阳明对隐逸思想的全面阐释在《思归轩赋》中得到集中体现。王阳明写作《思归轩赋》，是在他平定宸濠之变后，遭遇嫉功陷害的严峻考验之时。因此，《思归轩赋》可以真实地反映当时王阳明“思归”的心态及其对归隐的认识。全赋借门人之口及王阳明自己的回应，全面论述了归隐的几种形态和目的：一种是退而自保自适，即所谓“退身以全节”，“敛德以亨道”，“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一种是归隐以授徒讲学，即赋中所谓孔子的“在陈之怀”；一种是通过归隐讲学等方式求道以救世，即孔子说的“隐居以求其志”。王阳明在文中表示，退身自保、自得其乐，正是他长期追求的自我人生之乐。文章呈现王阳明思归的迫切之情，对思归田园做了辩护和论证，并记载和表达了他淡处田园、讲学林泉、身心静定的孔颜之乐。
王阳明在追求超越世俗的价值取向时，并没有放弃作为一位儒者的社会担当，因此，他一方面以隐居讲学、传道授业的方式来担负自己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他又以旷达的胸襟、不顾得失的心态，为救世济民而义无反顾。比如其诗作《啾啾吟》：“智者不惑仁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信步行来皆坦道，判天之下非人谋。智者因咽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千金之珠弹鸟雀，掘土何须用髑髅。东家老翁畏虎患，虎夜入室衔其首。西家儿童不畏虎，执芊驱虎如驱牛。人生达命自洒落，避谗忧毁徒啾啾。”诗歌以叙事的方式讲述一个颇具意味的故事：东家老翁防虎患，东防西防还是被老虎吞噬；西家儿童不畏虎，反而执竿驱虎如驱牛。由此来告诉世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大可不必为外界的褒贬毁誉而欢愉或烦恼，只要怀达观之心面对人生，只要听从良知的召唤去为人处世，就可以无往而不适。
王阳明南赣时期的文学创作，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都可以说是他心学思想的艺术呈现，反映了他南赣期间的心路历程与精神世界。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面对苦难与忧患的勇气和力量，也可以感受到他脱尽世俗之气的超越洒脱与光明俊伟，蕴含着巨大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气象。
（作者：李萃茂，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