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设计，带来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它既不是单纯的生活改善，也不仅仅是拯救产业的良药，更不是“艺术”的一种样式——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像培养美术人才那样培养设计师，使我们的设计教育比欧美发达国家落后了很多年。

　　自蔡元培提出“美育救国”以来，中国的知识界有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运动、陈之佛的“尚美图案馆”，而后又有庞薰琹、雷圭元等创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是一个中国最初的生活艺术“启蒙”运动的前赴后继的过程，它比起其他的人文启蒙思潮来毫不逊色，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在中国一百年曲折行进的政治与民主、经济与文化的道路上，对生活艺术化的启蒙运动潜移默化，从未中断过。

　　在我看来，生活启蒙，才是真正在中国这块传统深厚的土地上影响深远的“启蒙”，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作品中的那些形象久久不能忘怀：老通宝、闰土、阿Q、祥林嫂等。

　　令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迅速通过家用电器、时装、星级酒店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生活步履之后，设计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以及生物科技等的快速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进程。作为当代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之间重要的“中介物”，它不仅在日常物质生活之中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同时也由于大众文化消费的影响，极大地决定了社会的发展面貌。设计正与当代社会思潮结合，实现着从传统、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换，它已然超越了哲学界讨论的单纯的工具理性，而跃向一种以生活为主导、复杂的文化形态，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的趋势。

　　而关于我们的设计传统，它一方面继承了东方独有的美学精神，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地强调民族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势必会走向一种极端。在当下科技日新月异、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大背景下，如何回归中国人系统的生活方式，寻找缺失已久的民族根性？这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设计的回溯本源，可以归结为“什么是中国设计”的问题。例如中国美术学院近几年都有提出“东方设计学”、本土设计学的相关问题。我个人认为，“设计”不是主要的，“东方”和“学”才是主要的。东方设计学和美学、哲学一样，我们所有的劳动、知识体系都在“学”里。当中国人独特的、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解释角度和观看角度具备以后，“学”才是存在的，因为“学”是独立的指示体系。“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它会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和制约，这里面有历史的传统，也有价值观。我们要建立东方设计学的知识体系，首先涉及价值观。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民族价值和非民族的价值来观看我们的东方设计学？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回到了设计问题。这两年很多设计师都标榜要做“中国设计”“本土设计”，这里的“中国”多数情况下只是他们概念里的中国，真正的中国风格一定不是用手工的东西加一点传统元素这般“单纯”。这其实只是一般意义上艺术化的设计，是贵族化、精英化、偏向奢侈发展的设计，所服务的对象亦不是我们普通人，而是生产那些对于有闲阶层可有可无、可以拿来玩赏的用品。

　　因此，我们今天要提东方设计学是危险的，但是东方设计的特点，在世界设计中一定是存在的。今天我们形成“学”和体系为时过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为东方设计作出努力和追求，因为全球化无论发展到何时，地域之分仍不会消失。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