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争取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的更大繁荣——在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罗 扬
同志们！在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英勇进军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心情十分激动。回顾过去，我们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展望未来，我们满怀着美好的希望和前进的信心。
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五八年召开的，到现在已有二十一年了；如果从一九四九年中国曲艺工作者首次成立自己的联合组织——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算起，已经有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艰苦而复杂的斗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曲艺事业的发展也经历了光辉而曲折的道路。解放后的十七年，在党的雨露阳光下，曲艺艺术之花竞相开放，在人民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放出异彩；林彪、“四人帮”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曲艺艺术遭到严重的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重新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引向正确的轨道，曲艺事业也才得以恢复和发展。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有着深刻的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方针，正指引着全国人民在新长征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使我们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向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发出了庄严的号召，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力量。今天，我们召开这次大会，就是要遵循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提高认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同心同德地促进社会主义曲艺的更大繁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希望把这次代表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解放思想的大会，向着四个现代化胜利进军的誓师大会。
现在，我们就三十年来曲艺工作的发展情况和今后的任务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和意见，供同志们参考。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一
曲艺是我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我们党历来重视曲艺艺术的改革和发展。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和红军中，就利用快板、说书、大鼓等曲艺形式编演新书新词，鼓舞教育战士和群众，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也曾提倡用唱本说书的形式来表现新的内容，为人民的革命斗争服务。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辉思想，为文艺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还接见了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同志，听他说书，并热情地给予鼓励，体现了我们党对曲艺事业和曲艺工作者的关怀和期望。在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文艺方向的指引下，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我们的部队里，革命的新曲艺大大活跃起来。团结、教育民间艺人和改造民间艺术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许多曲艺艺人积极地编演新书新词，为革命战争贡献力量。如晋察冀的王尊三同志，冀鲁豫的沈冠英同志，以及胶东等地区的一些民间艺人，都经常深入敌后说新书、唱新词，鼓舞群众，瓦解敌人；苏北的葛怀瑾同志和冀中的王魁五同志，在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时光荣牺牲，表现了崇高的革命精神。他们不愧是新曲艺运动的先驱者，不愧是曲艺工作者的光辉榜样。当时，各根据地和解放区都出现了不少深受群众欢迎的曲艺作品，如陕北说书《刘巧团圆》、鼓词《晋察冀小姑娘》等，都在运用曲艺形式表现革命的新内容方面取得了成功。在革命战争年代，曲艺工作就已逐步形成了自己光荣的革命传统。
一九四九年七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首次大会师。毛泽东同志亲临大会，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给予文艺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对包括曲艺在内的整个文艺工作，做了明确的具体的指示。从此，我国的广大曲艺工作者，终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走到一起来了。新中国的建立，给曲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九五一年，周恩来总理签发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对曲艺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曲艺工作。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同志作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重要题词；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开辟了最宽广、最富有创造性的道路。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的关怀和指引下，在各级党政文化部门的具体领导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曲艺工作取得了显著的鼓舞人心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我们的曲艺队伍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成长，不断发展、壮大。
我们的曲艺队伍是由原在解放区的和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两部分曲艺工作者会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斗在解放区的曲艺工作者比较早地受到党的教育和革命的锻炼，以曲艺为武器，为争取人民的解放而斗争。但是，生活在国统区的广大曲艺艺人，当时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社会地位极为低下。旧社会的统治者对旧于曲艺的态度是又利用，又侮辱；他们迷恋旧内容的艺术，但是瞧不起民间艺人，总是百般侮辱民间艺人。广大曲艺艺人散处在城镇、乡村，没有组织，一盘散沙，收入微薄，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解放以后，曲艺艺人才重见天日，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受到了应有的尊重；曲艺才被列入人民的文学艺术之林，得到改革和发展的机会。新旧对比，是何等分明啊！所以，广大曲艺艺人翻身感最强，对新社会无比热爱，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真挚的感情。他们坚决拥护和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方针和政策，迅速组织起来，学政治、学文化，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和艺术水平，为人民服务。从偏僻的农村，到边远的哨所，从繁忙的建设工地，到沸腾的工厂、矿山，哪里有艰苦的劳动和斗争，他们就深入到哪里，和那里的群众相结合，经受锻炼，改造思想，运用自己的文艺武器，鼓舞群众的斗志，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被群众誉为文艺的“尖兵”和“轻骑队”。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许多曲艺工作者先后奔赴朝鲜战场，爬冰卧雪于枪林弹雨之中，与志愿军战士同甘共苦，热情地为战士们演出，为战士们服务，并慰问朝鲜人民军的战友们。著名相声艺术家常宝堃同志和著名弦师程树棠同志，在朝鲜国土三八线附近的沙里院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成为光荣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解放后不少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相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年青年曲艺工作者中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就更多了，他们成为我们这支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各级人大、政协的组织中，也都有曲艺界的代表或委员，参加商讨国家大事。我们已经逐步形成了一支无产阶级的曲艺队伍。
随着群众业余曲艺活动的发展，在各条战线上还涌现出大批的业余曲艺作者、曲艺演员和音乐伴奏人员，他们的创作和演出，大大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并为专业曲艺队伍提供了优秀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新曲艺创作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是曲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广大曲艺工作者为我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成就所鼓舞，纷纷编演新书新词，一些诗人、作家也运用曲艺形式进行创作，编演新曲艺蔚然成风。各个地区、各个曲种都先后出现了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好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表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并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战斗风格，在艺术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三只鸡》、《三换春联》，唱词《考神婆》、《飞夺泸定桥》、《董存瑞》、《三勇士推破船》、《叶大嫂摇船渡江》、《渔夫恨》、《黄继光》、《邱少云》、《江竹筠》、《丁佑君》、《光荣的航行》，相声《一贯道》、《婚姻与迷信》、《夜行记》、《买猴儿》、《飞油壶》、《开会迷》、《昨天》、《社会主义好》、《英雄小八路》、《追车》，评书和说唱《周支队大闹平川》、《登记》、《灵泉洞》、《第三件棉袄》、《石不烂赶车》、《烈火金钢》，数来宝和快板书《战士之家》、《长征》、《金门宴》、《学雷锋》，好力宝《铁（牜＋亡，左右）牛》，评弹《蝶恋花》、《王孝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等等，好节目很多，难以一一列举。为了丰富上演曲目，有些作者和演员还把小说、戏剧、电影等形式的优秀作品改编为曲艺上演。如《红旗谱》、《三里湾》、《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李双双》等，都经曲曲艺演员做了文字上或口头上的改写、改编并说唱出去，获得群众的好评。此外，还将一些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改编成为曲艺作品。其中传唱较为广泛的有《愚公移山》、《中山狼》、《卧薪尝胆》、《张羽煮海》、《正气歌》、《血溅山神庙》等，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高的节目。
由于表现新内容的需要，曲艺的艺术表现形式也随之有所革新和发展。例如数来宝这种形式，从简单的即景生情的顺口溜发展到今天的快板书，能够非常自如地表现复杂的情节、刻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来了；又如苏州弹词的声腔长于抒情，婉转缠绵，现在也能唱出豪迈奔放的曲调来了。有些地区从当地的实际需要出发，借鉴当地或邻近地区的民间曲调，以及其它艺术形式中某些与曲艺说唱相近的东西，经过消化，创造出新的曲艺品种，如湖北大鼓、天津快板等等。这种尝试是可喜的。百花齐放，品种越多越好。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传统曲艺的收集、整理和艺术革新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收集、整理传统曲艺作品的工作，大体采取了以下的做法：一种做法是，以身怀某一曲种传统艺术的演员为对象，记录、整理他们的传统书目、曲目。如王少堂的的扬州评话《水浒》，陈士和的评书《聊斋》，张寿臣的单口相声《小神仙》、《化蜡扦》，马连登的评书《杨家将》，高元钧的山东快书《武松传》，康重华的扬州评话《三国》，霍树棠的东北大鼓《三国》选段，等等，都是这样做的。其中对长篇大书的整理工作，又往往是选择精采部分尽先整理，这既便于早一些说唱出去丰富上演节目，又可以取得整理工作经验，有利于其后的工作。如《隋唐演义》中的程咬金故事，《珍珠塔》中的《方卿羞姑》的片断，山东快书《武松传》中的《武松打虎》等，就是尽先整理，尽快和读者、听众见面的。另一种做法是，以各地区最为流行的曲种为对象进行搜集整理工作。如辽宁、西安等地收集了大量的短段鼓词、唱词，编成总集，校订印行。河南的大调曲子，苏州的评话、弹词，青海的平弦、贤孝，四川的竹琴、清音、金钱板，扬州的清曲，北京、天津的京韵大鼓、相声等曲种，也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丰富了上演节目，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搜集、整理曲艺遗产的工作，大都是由曲艺作者、研究者和演员、乐师合作进行的。这样做得到了很多好处：通过艰苦细致的分析研究和整理加工的过程，演员提高了识别精华与糟粕的能力，懂得了如何去芜存箐，一个节目整理好了，演员的演唱艺术水平也自然而然地有所提高；作者、研究者也加深了对曲艺遗产的理解；大家还了解到前辈艺人的艺术经验和他们艺术上的师承关系、流派渊源等，有助于进行创作、研究和艺术革新，以及培养青少年演员和音乐伴奏人员的工作。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是曲艺工作取得巨大进展的十七年。从根本上说，曲艺工作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坚持了曲艺工作者与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坚持了党的领导，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当然，在前进的过程中，曲艺工作也曾受到“左”的和右的干扰，有过一些偏差和教训。比如，在某些政治运动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一些不应伤害的同志；在创作和演出上，一九五八年出现过的“写中心、唱中心”的错误口号，要求作者、演员跟着一时一地的中心工作转，结果助长了曲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在对待传统曲艺的问题上，也曾发生过简单粗暴或保守的情况，等等。但是，曲艺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取得的成就是很大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然而，正当社会主义曲艺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摧残和破坏。他们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合伙炮制了臭名昭著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把包括曲艺在内的整个文艺战线十七年里取得的成绩一笔抹杀。曲艺团体被诬陷为“黑窝子”、“黑据点”、“裴多菲俱乐部”；广大曲艺工作者遭到迫害，大部分曲艺团体被迫解散；许多优秀的新曲目和传统曲目被打成“大毒草”；我们辛苦积累起来的曲艺书刊资料被查抄得七零八落，或被烧成灰烬，或被化为纸浆。一九七五年，“四人帮”又制造了“陶钝事件”，以莫须有的罪名，株连、打击了大批曲艺界的革命同志。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不少好同志被他们残酷迫害致死，我们协会的主席赵树理同志、副主席王少堂同志，以及长期热心曲艺事业的老舍、田汉、阿英等同志都遭到残酷迫害，先后含冤去世；前中国曲艺研究会主席、中国曲协常务理事王尊三同志，和曲艺界其他一些同志，也在这一时期去世了。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于他们的去世，我们表示深切的悼念！
林彪、“四人帮”一伙，是惯于使用反革命两手的阴谋家，他们一方面采取镇压手段，残酷打击迫害曲艺工作者；一方面，打着“最最革命”的旗号，极力推行极左路线，制造现代迷信，鼓吹种种谬论，欺骗和蒙蔽曲艺工作者，妄图把曲艺引上邪路，充当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曲艺界造成了一场大灾难。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尤其是不可低估。
我们可以引为自慰的是，除了极少数人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蒙蔽办了错事之外，广大曲艺工作者对这伙丑类的倒行逆施是无比愤恨的，是以不同方式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的。“四五”运动中，我们很多同志参加了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斗争，在天安门前留下了一批战斗性很强的快板、唱词等曲艺作品。许多曲艺工作者，特别是农村的曲艺工作者，不顾林彪、“四人帮”的重重压力，采取各种形式，继续说唱优秀的现代曲艺节目和传统曲艺节目，坚持战斗。事实证明，广大曲艺工作者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育和期望，没有辜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教导。
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人民得解放，曲艺获新生。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经过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们的思想大大解放。一九七七年六月，多年来一直关怀曲艺工作的陈云同志对改进和加强评弹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使曲艺界的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曲艺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大大调动起来，曲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又获得蓬蓬勃勃的发展。
三年来，各地陆续出现了许多好的曲艺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对我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恶劣影响。长于讽刺的相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冲锋在前，成绩尤为突出。《帽子工厂》、《特殊生活》、《如此照相》、《假大空》等节目，象一把把尖刀利刃，刺向林彪、“四人帮”一伙，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博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许多曲艺工作者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运用各种曲艺形式，歌颂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贺龙同志、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他们的不可磨灭的功绩，深深地感动了广大群众。表现新长征路上的新人新事新风貌的作品也多起来了。作品的质量逐步有所提高。曲艺创作的题材、风格、样式越来越多样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七年中所创作、整理的优秀现代曲艺节目和传统曲艺节目，也在逐步恢复上演，重新放出光彩。曾经被“四人帮”摧残得一片凋零的曲艺园地，如今已是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社会主义曲艺的大繁荣已经为期不远了。
回顾三十年来曲艺事业的发展道路，确实是很不寻常的；付出巨大代价换取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也是很丰富、很重要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将会促进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的更大繁荣，鼓舞我们更加斗志昂扬、满怀信心地进行伟大的新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