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夏 衍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各协会的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经过与会者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它预定的议程，会议取得了成功，今天就要闭幕了。在这次会议中，有些问题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议程规定，要我作一个闭幕词。过了十月，我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这次代表大会，可能是我所能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因此，借这个机会，仿照茅盾同志的办法，讲几点漫谈式的个人意见。
第一、关于思想解放的问题
在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茅盾同志、周扬同志的报告中都讲了这个问题，而且讲得很好。我想讲的是，在文联和各协会的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文艺界必须解放思想，但是，对解放思想持有疑虑、害怕乃至反对的人，我认为还是有的，这正是文艺界去年以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进行得不够深入的缘故，也是对林彪、江青炮制的那个《纪要》没有认真批判的缘故。我这样说，是因为不久之前文艺界曾经吹过一阵“冷风”，有人把思想解放、文艺民主和“四个坚持”对立起来，有的人甚至把社会上一小撮坏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所造成的社会不安，也归罪于思想解放过了头。我认为，这些看法是极端有害的。第一，因为它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在文艺界，思想解放不是过了头，而只是露了一点头，离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文艺民主还有一段距离；第二，因为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五四运动虽则也反对孔孟礼教，提倡个性解放，但并没有把整个盘根错节的封建思想体系彻底摧毁。实践证明，由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在中国还有广泛的影响，加上林彪、“四人帮”一伙长期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和新旧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文艺界要真正解放思想，决不是一个短时期所能解决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过来人，是有一些切身体验的，从辛亥革命的剪辫子，到五四运动以后写文章用白话，加标点，这一类小事也都经过了时间不短的激烈斗争。而在今天，在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的时刻，人们的思想也必然要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马克思曾经说过：“‘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马、恩和列宁多次引用过歌德的一句名言，叫做“亲爱的朋友，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这句话说得真好。它说明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说明了生活是理论的源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呢？是从属于生活的。这并不是对理论的贬低，而是揭示了它们的内在关系。我以为，这一句话也适用于马列主义这个伟大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建马克思主义，已经一百多年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这些都是经受了各方面的实践检验已经证明和正在证明着的真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十九世纪，他们所能能看到的生产关系，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他们所能看到的生产力，主要是用蒸汽机推动的火车、轮船、和皮带传动的机器，他们没有看到过广泛大量利用电力乃至原子动力来发展生产力的现实。列宁看到了发电机和电力传动体系，因此，他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很明显，如果要求马克思当年讲这句话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今年再有人讲这句话，那显然也是不很贴切的。假如列宁今天还在，他也许会讲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子计算机了。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兴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经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也只能是一种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直到如今，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而进行不断的调整。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对农民先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后来改行新经济政策，斗争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党接受了苏联的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开始就采取了通过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的办法，在农村生活没有太大变动，生产没有下降的情况下，很快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这正是我们党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而不是违反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理论要保持它对实际生活的巨大指导作用，就必须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发展。
近年来，不少人出国考察，对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感到惊异。这使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制度碰上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恐慌，那时，我们都认为，这个“垂死的”社会制度的确在阻碍着它的生产力的发展了。可是很奇怪，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有循环不断的经济萧条，但从六十年代中叶到现在，却不仅没有造成生产力的巨大倒退，反而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而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个工业生产很大发展的局面。帝国主义国家的这种新的情况，给马列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世界在变，社会在变，人的思想也必须适应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正视我国当前迅速变化的实际，来考察我们过去用惯了的文艺理论，而不能“刻舟求剑”。在我们这次大会中接触到的必须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例如：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的问题；文艺是否能仅仅概括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问题；一切意识形态是否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法问题（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以及在题材多样化中有关反对封建特权、官僚主义的问题等等，我认为都有大胆地正视现实而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必要。
全国解放后，我们常说我国已经彻底地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三十年来，在文艺领域中很少强调反封建的任务。过去我们往往把“百家争鸣”实际上只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的争鸣。但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两家之外的封建主义这一家，却一直在顽固地妨碍着我国社会的前进。因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扫清道路，我认为，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如家长制、特殊化、一言堂、裙带风、官僚主义等等，同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派性一样，都应该归入我们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之列。当然反映这些题材的作品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恰当的表现形式。文学和新闻都有它们特有的敏感性，这里有一个安定团结和顾全大局的问题。因为，在今天，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人民，有利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关于安定团结的问题
谈到安定团结，文艺界也的确有一个加强团结的问题。我们这支革命的文艺队伍，不论在抗战前、抗战中、解放后，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分歧，在总的方向上应该说是团结得很好的。但是，林彪、“四人帮”这批恶棍，拉帮结伙，制造派性，破坏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团结。经过三年来的“拨乱反正”，清理积案，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好转。但是，我们的队伍中也还有个人恩怨、宗派情绪——特别是林彪、“四人帮”蓄意扶植起来的严重的个人主义，排座次、争名位、要待遇的习气还没有根除。我们希望这次代表大会以后，能够将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恩怨抛入东洋大海，彻底清除一切妨碍团结的因素，把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到艺术创作上、理论研究上，使我们这支队伍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成为一支坚强不屈的钢铁队伍。
今年五月，胡耀邦同志在文化部召开的五个专业座谈会上讲过：林彪、“四人帮”把中国这条大船弄到濒于沉没和触礁的危境，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这条船才免于沉没。这使我想起了“风雨同舟”、“同舟共济”这两句古话。因此，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下顾全大局的问题。大家知道，一九七六年，林彪、“四人帮”已经把我们的国民经济破坏到濒于崩溃的边缘。经济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经过三年的努力，这艘载着九亿人民的伤痕累累的大船，不仅已经免于沉没，而且经过紧急而稳妥的措施，已经开始在风浪中前进。但是，由于破坏的严重，整修完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快速前进是不适当的。从打倒“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冤案、错案，同时还对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强化。我们每一个“同舟”的人都应该有互谅互助——也就是“共济”的责任。今天，我们还有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这些人，对于我们的内部不安定是很有兴趣的。西方世界的一些宣传机构，对于我们内部闹事和暂时困难，总是不厌其详地反复报道；而对于我们内部的巩固和成就，却常常保持沉默，甚至连国庆三十周年叶副主席讲话这样的大事，也只轻描淡写地带过一笔，而不作实质性的报道。这些情况，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吗？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不应该有任何禁区。但是，我相信，一个爱国作家、进步作家，特别是共产党员作家，在对他感到兴趣的题材、事件、人物进行创作之前，必然会考虑到怎样使之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和审美水平，必然会感到自己对祖国的人民肩负和重大责任。
第三、我还想提一下文艺作品的质量问题
三年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特别是在短篇小说、话剧、诗歌等方面，成绩比较显著。我不在这里列举周扬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些作品了。应该承认，那些作品都能解放思想，突破旧的清规戒律，不少作品博得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包括最受欢迎的作品在内，在艺术技巧、技术方面都还有不少的缺点。这当然和作者的思想水平与生活积累有关系，但是，不可否认，也和作者的文化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责怪现在的青年乃至中年作家。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作家，现在正处于创作的盛年，但在全国解放时，才是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们解放前二十年左右的岁月大致是在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度过的。因此，除少数人外，他们没有得到在文艺创作上打好坚实基础的机会。我们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应当继续深入生活，同时加紧提高文艺修养。我很同意茅盾同志在十一月三日讲话中所说的：“现在的青年和中年作家，既要在继承和借鉴两个方面补课，在本国历史、世界各国历史两方面补课，又要吸取上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代科学的知识。”否则，要在不久的时期内产生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这样的作家是不可能的。在年龄上，我和茅盾同志只差几岁，但在文化修养方面却有一段很大的差距。茅盾同志在二十岁左右已经读过先秦诸子的著作，能写很好的骈体文，还能从英文翻译文学名著。而我在中学时期虽也读过一些古籍，但是，十九岁那一年碰上了五四运动，来了一个“全盘西化”，于是，我就泡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和俄罗斯文学的“染缸”里去了。这一点，我没有反悔，因为，这一泡使我得到了欧洲和俄国文学的粗浅知识。正由于这样，我对本国文学的传统，包括从诗经起到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必不可少的本国文学的理论，如诗论、文论、剧论等等，在解放前，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学习这些中国文学的珍贵财富，是在解放以后，因工作的逼迫而开始的。这就是一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时期，文艺工作者再不需要提心吊胆地害怕五七年那样的政治运动了。对中年作家，面临着一个补课的问题，对青年作家，则是一个时不可失的学习机会。我高兴地看到，在我们的中青年作家中已经有了不少既解放思想，又有文艺才华，同时还具备着一定的文化素养的同志。我希望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文联和各协会能迅速地采取措施，制定规划，在文艺界普遍地造成一种好学深思、勤学苦练的空气。那么，十年、二十年之后，也就是说，当我们祖国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我们文学艺术界也能够产生出许多无愧于祖国和时代的优秀作品。
最后，我受大会委托，向为胜利地完成这次大会的任务而给予我们热情帮助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北京市和解放军等有关单位，以及为大会的顺利进行而废寝忘餐的各方面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