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及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茅 盾
这是漫谈性质的发言，只希望不至引人瞌睡。
一
粉碎“四人帮”以来，短篇中篇有丰富的收获。它在三年间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因而造成了不断繁荣的局面。
粉碎“四人帮”的初期，大部分虽未摆脱“帮气”，但已有引人注意的好作品，如《人民的歌手》、《望日莲》等等。
《班主任》是一大突破。开始提出千万人关心的问题。这时期的好作品还有《窗口》、《献身》等。
《伤痕》、《神圣的使命》引起广泛的震动。对“四人帮”的揭露更深了。然而百家争鸣的评论也盛极一时。这是好现象。一篇作品引起不同的争论，这就表示它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伤痕》等一类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这是不恰当的。我们需要这类作品，因为它可以而且必然会使同时代和下一代的人提高警惕，不许“四人帮”横行的恶梦似的十年再出现在我国。
最近出现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黑旗》等，批判极左思想的不容轻视的残余影响，探索更深的历史教训。
短篇《乔厂长上任记》描写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斗争生活。这标志着题材的多样化，是文学方面反映党中央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一划时代号召的初期作品。
中篇小说出现了初步的繁荣。有若干好作品，大家都知道，例如《大墙下的红玉兰》、《永远是春天》等等。
我个人有这样的感想：近年来，短篇小说在万字以下的，很少；有些中篇小说好象是压缩了的长篇。并且这些作品中，真正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精神的，也不多。这也不是新问题。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就存在这种现象了。为什么呢？大概作者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但还不善于在丰富的生活经验中把握本质的东西而剔除非本质的东西；换言之，还不善于剪裁。何以会如此呢？大概是因为作者的头脑里的“剪裁”丰富生活经验的武器还不够完整，亦即作者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还不深不透，或者只是教条主义地学习过了，还没有化为自己的血肉。我们反对文学作品堕落为政治口号的图解，但如果要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探得其本质，探得其主流以及发展的方向，恐怕一定要把自己的头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做任何工作，离不了它，离开了它，就会发生错误。而对于文艺工作者，这个世界观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为文艺工作者是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如果不具的过硬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个工程师设计制造的产品不但光是质量差，外观不美，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还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后果。
三十年来，我们文艺工作者的队伍与解放初期相比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主要是解放后我们党培养出来的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是工人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代文艺工作者，他们绝大多数也在党的教育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锻炼改造成了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这并不能说我们的世界观已经彻底无产阶级化了，不再需要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了。即使是工人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也不能说生来就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所谓“自来红”的说法是不科学的。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一个长过程，一个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过程，必须在努力地、完整准确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通过反复的实践和体验，才能逐步掌握，真正掌握。一旦你停止学习马列主义，你不再相信实践的检验，那么，你就会逐渐地变成一个思想僵化的人，头脑不清醒的人，你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也将逐渐变质，你也就不能真正运用文艺这个武器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因此，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既不是读几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就可以算数的，也不是有了一些生活经验就可以满足的，而应该是毕生的工作，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二
首先是解放思想，此指作家而言，也指领导而言。
题材必须多样化，没有任何禁区；人物也必须多样，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落后的人物，都可以写，没有禁区。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是，创作方法也该多样化，作家有采用任何创作方法的自由。
本来，所谓创作方法是文学理论家研究了同一流派的作品，然后给它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等的名称。并不是先提出什么创作方法（即上述的各种主义），然后作家依之而创作。一个作家从生活现象中有所感觉，强烈的感觉，想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他的作品。当然，这个作家或任何作家在其观察、体验社会生活的时候，不能不带有阶级的烙印，时代的烙印，个人遭遇的烙印。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时代的一些作家会写出不同的反映生活的作品；甚至一个作家的前期作品和后期作品也会色彩、基调不同，这与他个人的得志或失意，和人民的接近或疏远，有密切的关系。
理论家研究了各种不同流派的文学作品而提出各种名目的创作方法，并举出它们的特点，用明确的词句给下了定义；这以后，创作方法便反作用于文学工作者，成为他们从事创作的指导思想。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事实。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名称是斯大林总结了远自高尔基的《母亲》，近到苏联初期的作品如《毁灭》、《铁流》等等而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是新的社会，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没有剥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表现这样的社会现实，就必须有新的创作方法。但是，在这个创作方法提出来以后，一方面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向前发展和繁荣，同时也并没有禁止作家仍用他所惯用的创作方法，只要他的作品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一角，例如那时被称为同路人的作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们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认识现实的本质。现实的革命发展就包含理想的因素，亦即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实质上即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也是革命浪漫主义的，不过没有明确指出来罢了。
毛主席是在苏联（赫鲁晓夫时代）抛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以后，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浪漫主义这一个重要的因素。毛主席对这个新的创作方法没有下明确的定义，留待理论家去探讨。而理论家又有待于作家的实践。
也许有人认为，自从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创作方法以后，到赫鲁晓夫阉割了这个创作方法的革命精神之间，苏联作家们的实践和理论家们的总结，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当然可以。但是由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与苏联的不同，更由于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社会发展阶段，所以，我们的作家此时此际的实践，必然带有我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烙印。我们的理论家也只有根据我国作家的作品，总结出“两结合”的具体而明确的定义。
世界文学史上，是有这样的先例的。欧洲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虽基本精神相同仍然带着各国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烙印。
如何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于小说、戏剧、诗歌等方面，就要小说家、戏剧家、诗人自己去探讨了。在这方面，有许多作家努力尝试，但还没有十分成功的作品。因此，理论家暂时无从总结经验，对“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作出明确的具体的解释。
我个人意见，认为“豪言壮语”不能算是“两结合”中的革命浪漫主义，“畅想未来”也不能算是“两结合”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塑造一个勇往直前，不畏艰险，时时想着共产主义的远景的革命乐观的英雄人物，是一般作家就“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试图作出的样品。但是，这样的人物在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也就可以找到。所以，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作品，一定应当具有在塑造这样的英雄人物以外更高一步而又并非空想的境界，这就只有通过百花齐放来探索了。等到作家们做出更多更好的实践以后，文艺理论家、还有哲学家，方能作出圆满的答案。此时，理论家、哲学家就此一问题，展开百家争鸣是重要的。作家们就“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作品中实现百花齐放，更是重要。
同时，允许作家们有选择创作方法的自由，也是重要的。不能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作为必须遵守的创作方法，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一种创作方法更接近真理，将由实践来回答。规定死了，只能有害于文艺园地的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文艺民主；有人不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不赞成文艺民主；这只能说他的赞成“双百”方针不是真心真意的，或者，他认为“双百”方针还得有些限制。我认为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文艺民主下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没有文艺民主而空谈“双百”，是南辕而北辙。
三
我们讲继承遗产、借鉴外国，有好多年了。“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凭空提出什么儒法斗争，好象中国几千年来的劳动人民与封建地主之间没有阶级斗争，只是儒法斗争，这是赤裸裸地反马克思主义。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是法家，《韩非子》这部书现在还保存下来，没有残缺，对其中各篇是否都出自韩非之手，也没有多少争论。把韩非子的学说同后世的许多被“四人帮”封为法家的政治家、学者、文人，作个比较，就显而易见“四人帮”是强拉硬扯，是天大的笑话。在“四人帮”时代是谈不到继承遗产的。
现在谈继承遗产，应当从《诗经》、《楚辞》直到章太炎、柳亚子；我认为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一九五九年出版了《柳亚子诗词选》。郭沫若作序，说到一九四三年郭沫若曾有诗祝亚子先生（时在桂林）五十晋七的大寿，柳亚子有《次韵答沫若六月八日作》，郭老把自己的赠柳亚子诗也抄在序中，说：“把我的诗和亚子先生的次韵比较一下吧。拿诗来说，那真算是小巫见大巫；拿诗中的情趣来说，亚子先生所表现的就比我积极得多了。他的诗的结尾四句：‘肯信寒琼出幽草，北望桥陵佳气好。云台他日定相逢，君是星虚我房昂。’这是他的科学性的预言。六年后便完全的中了。”（引见《柳亚子诗词选》郭序页三）郭序中还把柳亚子比作屈原（见郭序页二）。郭沫若的《天地玄黄》集中有《今屈原》一文即指柳亚子。毛主席对柳亚子的诗评价很高，说他的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见《柳亚子诗词选》页一五○）陈亮字同甫，和辛稼轩同时，辛词集中有与陈唱和之作，对陈亦推崇。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是名符其实的。
继承遗产，包括遗产中的艺术性部分。我举一个例：南朝陈朝的徐陵（孝穆）所编的《玉台新咏》被认为继《诗经》、《楚辞》而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诗总集，集中的诗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这个集子开卷后除了古诗八首外，就是古乐府诗六首，第一首是《日出东南隅》，是叙述罗敷（姓秦）的一个故事。它开头说“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然后详细描写她的服饰，但要写她的容貌的时候，这位无名的古乐府诗人却用了这样的句子：“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巾著帩头；耕者忘其耕，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这是比直接写一个美貌女子的容貌高明十倍。不写罗敷的容貌而罗敷的绝世美貌跃然纸上。这真正是前无古人的艺术描写。现在重印的古典诗文的前言或序，绝大部分只说具有人民性，很少抉发它的艺术性，这真是作茧自缚。
至于借鉴外国，我以为应当看看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悲剧。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用了“苍蝇的勇敢”形容双方战士的前仆后继，奋不顾身。这个“苍蝇的勇敢”之所以妙，因为苍蝇见了糖或其它爱吃的东西，成群攒往，你赶走了它们，可是瞬息间它们又来了，这是人人常见的事。用苍蝇作比喻，既新颖而又平常，从生活中来，但的确是别人从没想到的。这比用虎、豹、狮子来形容战士的勇敢，高明得多，因为虎、豹、狮子的勇敢不是人们经常见到的。
此外，中古的骑士文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十八世纪的古典文学，也都有可以借鉴的东西，不单是十九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
写历史小说还可以从司各德和大仲马的历史小说中学到一些技巧，虽然这两位历史小说家不按照历史的真实而颇多虚构乃至臆造，是不足取的。历史小说容许有虚构的人和事，但必须是那个历史时期可能发生的人和事。否则，便是向壁虚造。
继承和借鉴，既要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这里也就有个欣赏能力的问题。你还不能欣赏，如何继承与借鉴呢？一个作家的欣赏能力与表现能力实为一物的两面。很难想象，一个富有表现能力的作家却没有相应的欣赏能力。古今中外，大概没有一个作家能写出优秀作品而对于别人作品的优劣毫无辨别的能力。事实上，表现能力愈强的作家，对于别人的作品常能发现人们所未发现的优点，也常能抉出人们所未觉察到的缺点。
表现能力非生而有之，是在深入生活，参加火热的斗争中，从生活经验的积累中所养成的，也可以说是从生活本身学来的。
对于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我有个建议：在动笔以前，最好先看看别人的作品，试加分析。一定要作具体的分析，指出它在结构、人物、环境的描写方面，何者是好的，何者还有不足之处。不能用空空洞洞的“读了我很感动呀，很受启发呀”之类的话代替具体的分析。如果不能，那他应当读读评论家对这篇作品是怎样分析的。不能只读一篇评论，要读几篇，如果有正反两方的评论，就应当比较研究。这样坚持做下去，总会有一天，自己对于别人的作品，会分析了，那时，才可以试写他所熟悉的题材。
四
“四人帮”的阴谋文学，胡说什么只有写“走资派”的作品，才有“深度”，只有写“走资派”越大，才越有“广度”。这种在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问题上制造的谬论必须肃清。
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对象是社会生活，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矛盾和斗争，他们的精神状态，思想意识等等。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同时既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又有广博、深入的生活经验。文艺工作者对生活，既要站得高，鸟瞰全局，又要钻得深，对所写的具体事物有全面的透彻的认识，站得高和钻得深，是辩证的关系。我们要熟悉多方面的生活，先了解全面而后深入一角。很难想象一个埋头在一角（例如工厂的一个车间，或农村的一个生产大队，或其它生活的一角）而对一角以外的生活全无所知的人，怎样进行创作。当然，他可以写报告文学，但是，如果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使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具有普遍性，那末，他这一角的生活就不够了。在创作实践上，我们所要表现的，必须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但我们所虚构的故事和人物不能不是具体环境中的故事和人物。虚构的故事和人物而能反映普遍的社会生活，这不光是一个写作技巧的问题而实在是了解全体与深入一角的问题。技巧从生活中来。上述的《日出东南隅》古乐府和荷马的《伊利亚特》的苍蝇的比喻，是其一例。
但是这两个例子属于文艺作品中描写事物的部分。文艺作品的技巧问题，包括生活素材的分析、综合、提炼，主题思想的确定，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参加火热的斗争，在今天，还要参加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投入举国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风起云涌的沸腾的生活中。作家在这样的生活中，有某些事和某些人给他深刻的印象，使他兴奋，使他时刻难忘，然后经过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交错作用，终于构思成熟，动手写作。
上述种种，是技巧问题的根本，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应当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技巧问题，并由此锻炼写作的技巧。至于作品的结构，对环境和人物的描写，是技巧方面属于技术的问题。这是可以从继承和借鉴中得到启发，而渐渐溶化许多前人的优点成为自己的血肉。
五
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在我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今天，这个源泉是空前的壮丽、伟大、奇瑰、多变；它是人民群众的毅力、智力、想象力的结晶。
能够表现这样一个时代的作家和艺术家，任务是光荣的，但也是艰巨的。
除了对生活的全面了解和深入一角而外，还必须有本国历史和世界各国历史的知识；必须有国际上的波谲云诡的斗争的知识，还必须有我国的经济结构以及世界各国经济结构的知识，而且，为了要使作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不能不有现代科学的最起码的知识。
现在的青年和中年作家，既要在继承和借鉴两个方面补课，在本国历史、世界各国历史两方面补课，又要吸取上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代科学的知识（后面的三种知识，老作家大概也是需要的），这样繁重的工作，似乎无从下手；但办法总是有的。
全国文联及各省、市文联，全国各协会及其在各省、市的分会，应该清醒地了解情况，实事求是地就上述各项要求做个规划出来。只要坚持文艺民主，集思广益，规划是可以制订出来的。不妨有多种多样的规划，都可试行，在实践中检验哪一种是最好的。这次的会议是文艺春天的开端，扎扎实实的工作，尚在其后，我年老力衰，愿跟随在同志们的后边，努力前进罢。说了很多，一定有错误，也请同志们指教。最后，我希望小组会的讨论方式，从正襟危坐，长篇大论的方式，转移到谈笑风生，言短意长的方式。这样方能发言普遍，而且避免空话、大话、废话。至于确有内容充实、见解精辟的长篇大论，各个刊物一定争先乐于发表。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