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联会务工作报告——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阳翰笙
各位代表，我受第四次文代大会领导小组的委托，向大会报告第三次文代大会以来中国文联的会务工作。从一九六○年八月第三次文代大会至今十九年来，中国文联与各协会经历了大力发展、强迫解散、艰难恢复的曲折道路。我们的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和错误，现摘要汇报，请代表们审议。
一
在粉碎“四人帮”三年后的今天，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中国文联在文化大革命十七年的工作，始终是遵循党的革命文艺路线，按照历次文代大会通过的章程所规定的任务，在郭沫若主席，茅盾、周扬等副主席和文联党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中国文联对加强文艺界的团结，密切与作家、艺术家的联系；组织文艺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参观访问；为作家、艺术家提供创作条件，照顾作家、艺术家的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国文联的工作成绩，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毁谤所抹煞不了的。
首先，文联为帮助作家、艺术家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为他们创造了学习条件。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三年，文联一共举办了十一期读书会。前八期（一九六○年十月至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主要是学习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半个月一期，每期约二十人。参加学习的同志一致认为，通过这些学习，大家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一九六三年九月至十二月，文联又举办了三期全国性的读书会，每期四十天。先后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位作家、艺术家参加学习，其中包括十五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这些读书会是文联工作同志们冲破了重重阻力才举办成的。学习的方法是“听一听、读一读、看一看、想一想、谈一谈”。在读书会期间，传达了周总理的五个重要讲话，组织了政治、哲学、经济等方面的五个讲座以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等方面的九个报告。邀请的报告人主要有：薄一波、杨献珍、艾思奇、孙定国、张爱萍、田家英、田汉、林默涵、张光年、赵树理、侯金镜、杨朔、陈冰夷等同志。此外，还阅读了一些文件和资料，观摩了一些戏剧和电影，并组织大家参观展览和短途旅行。每期读书会，文联党组都郑重宣布，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努力学习。
在每期读书会结束前座谈心得体会时，大家都心情舒畅，谈笑风生，有的同志说：“集中听了相当两三年的报告”，“听了在下边根本听不到的报告”，“真是丰收，满载而归”。有的画家挥笔作画以留念，有的诗人吟诗作赋以明志，有的音乐家即席放歌以抒情。大家普遍感到提高了思想认识，精神为之一振。年青的王蒙同志参加学习以后，向文联党组递交了一份志愿赴边疆的申请书，他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深入生活。我们支持他的志向，帮助他从北京调到了新疆。
这些读书会的举办，效果好，影响大。很多同志纷纷来信，要求文联继续举办，持久下去。还有的同志建议文联带着读书会的全部材料和录音、拷贝等，到全国巡回举办读书会，使广大文艺工作者都有这种学习的机会。这样好的建议，已经列入文联一九六四年的工作计划。遗憾的是，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一工作便完全中断了。
文联除了组织学习以外，还帮助作家、艺术家接触生活、了解生活，采取“走马观花”、“下马看花”等方式，组织了一系列参观访问。其中，有两批作家、艺术家分别到广西各地、东北三省参观访问。在东北参观了鞍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小丰满水电站，并到了图门江、镜泊湖等地。他们回来后，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词、散文、绘画和摄影作品。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宣部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一九六二年三月文化部、剧协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新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周总理连续作了三次重要讲话，分别阐述了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学习政治与生活实践、发扬艺术民主、解放思想、文艺规律、时代精神、典型人物、艺术的真实性以及知识分子的问题等等。在周总理的指示和关怀下，一九六二年四月文化部党组和中国文联党组起草了《文艺八条》，提出了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发到全国各地文艺单位试行。
在《文艺八条》制订过程中和试行前后，文联召开了主席团扩大会议。会后文联分两次访问了五十四位作家、艺术家，征求他们对《文艺八条》的意见。在访问中，作家、艺术家反映，有些文艺单位开始贯彻、落实《文艺八条》，重视个人业务专长，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创作和教学时间等等，大家感到心情舒畅多了。但也有的同志余悸犹在，怕又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是不敢自由地发表意见。
一九六三年四月文联在京召开了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周扬同志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了柯庆施所提“大写十三年”口号的片面性，驳斥了“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荒谬论点。周总理在这次会上作了题为《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讲话。周总理兴致勃勃和代表们一起参加了闭幕式的文艺晚会。谁也没有料到，那竟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最后一次欢聚！
一九六三年文联、文化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了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大批文艺工作者随队分赴山东、河北、安徽、辽宁等地，一面调查研究农村文化工作，一面为农民演出、服务，深受农民欢迎。
文联和作协还联合举办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大型展览。这个展览曾到日本展出，受到了日本文化艺术界的高度重视。
为了促进作家、艺术家们提高思想水平，交流创作经验，加强艺术实践，文联会同各协会先后举行了一系列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曲艺、舞蹈、民间文艺、摄影等方面的座谈会，以及各种观摩演出和美术、摄影展览。此外，为了便利文艺界人士之间的交往和业务上的联系，还开设了“文艺茶座”。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文联深入了解了一些知名作家、艺术家们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访问了三百多人次，整理了近百万字的访问纪要，并将情况及时汇报中央有关方面。周总理、陈毅等同志对文艺界极为关注。周总理一再叮嘱我们要关心、照顾作家、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文联本着“自己动手解决困难”的精神与作家协会在河北省怀来县共同办了“文艺农场”。文联和各协会的同志们积极主动轮流前往劳动，在怀来农场的土地上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农场收获的粮、油、肉、蛋、水果等，分送给一些作家、艺术家，以改善生活。当时有少数作家、艺术家由于年老体弱或其他原因，没有工作岗位，生活缺乏照顾，文联的同志主动积极奔走，商请有关部门予以解决。当时物质生活虽然苦些，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种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毫无怨言。对文联的服务工作，视为党对自己的亲切关怀，表示感激。
在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方面，中国文联和六十多个外国进步文艺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进行了经常性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二
从文联这一时期的工作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文联的工作尽管存在着缺点和错误，然而是不断革新着和发展着的。一九六三年底，文艺工作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们立即开展了以检查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整风。就在我们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四人帮”那个“顾问”利用一九六四年七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结的机会，否定了一批有影响的戏剧和电影，实际上点了我会几位副主席的名。后来，文联和各协会不得不转入政治运动，工作大多陷于停顿。这次运动，从批判广州会议上的发言，到株连一般干部，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批错了、伤害了不少同志。最后，文联、各协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离京，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到了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与江青一伙抛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大棒，首先向文艺界打来。叫嚷什么“文艺界有一条又粗又长又大又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要“彻底砸烂文艺界”。于是毛主席、周总理用心血浇灌和培育的中国文联和各协会，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文联和各协分会，遭到了一场亘古未见的大灾难，文艺刊物全部停刊，会务工作全部停止，工作人员被扫地出门。
文艺工作者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和迫害是惊人的，特别是中外知名、久经考验的作家、艺术家，几乎通通被打成“黑帮”、“特务”、“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进“大庙”或“牛棚”，轮番受到“揪斗”和“示众”，有些同志被无辜投入监狱。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八年我会恢复活动时止，文联二百二十四名全委，已故者七十六名，其中大多数是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这是林彪、“四人帮”令人发指的滔天大罪，是对文艺界欠下的一笔血债。与此同时，他们对文联、各协会的机关干部也不放过，许多同志被打成“黑线人物”、“黑班底”，遭到批判、斗争。随后文联、各协会的干部不论老病残，一律被下放湖北咸宁和河北静海文化部五七干校。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联、各协会的干部，从改造自己世界观的愿望出发，积极热情地参加劳动锻炼，但是林彪、“四人帮”是要把我们斩尽杀绝的。他们的一名同伙胡说了一句“文化部是‘五一六’的黑据点”，便在干校大搞“深挖‘五一六’运动”。他们采取逼供信的办法，把许多同志打成“五一六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他们实行专政。但是，谎言腿短，阴谋必败，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真正从事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一伙。这就是历史作出的公正结论。
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文联和各协会的工作，他们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无限上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举办报告会、读书会，组织文艺界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他们诬蔑这是“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参观访问，促进文艺创作，他们歪曲说，那是“网罗牛鬼蛇神”、“游山玩水”、“炮制反党大毒草”；我们设置的文艺俱乐部，组织戏剧、电影、曲艺、舞蹈观摩，举办文艺茶座和联欢游艺活动，以及为作家、艺术家学习、创作提供便利条件的“西山文艺之家”，同志们都说这是办了件大好事，但“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却强加罪名，说这是“匈牙利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使中国文联和各个协会从此蒙受不白之冤。文联、各协会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是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抓总的外事部门协助下进行的，他们也彻底予以否定，胡说什么：“路线错了，不论内事外事，一切都错。”他们这一套诬蔑不实之词，理所当然地受到文联和各协会同志们的坚决抵制。
林彪、“四人帮”砸烂文联的罪恶活动，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大家都知道，从第一次文代会到第三次文代会，都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举行的，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临会场作指示，以及亲切的会见与合影，都给我们以极大的欢乐与鼓舞。第二次文代会前夕，由于各种专业活动主要由各协会进行，曾一度考虑可以不设文联，但毛主席认为文联有它的独特任务，还是需要。第二次文代大会闭幕之后，根据新的形势，文联在过去工作基础上，摸索出一套新的工作内容与方法，作出了一些新的成绩，证明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而林彪、“四人帮”一定要把文联、各协会置于死地，这足以证明他们才是真正反对毛主席的。
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一度把文艺队伍搞得七零八落。但是，在这场生死搏斗中，除极少数卖身投靠者外，文艺界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文艺界同志根本不承认林彪、“四人帮”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的文艺作品大多数是受群众欢迎的，这明明是红线，怎么会成为黑线了呢？因此，“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文艺界是根本没有市场的。文艺队伍虽然被打散了，但却没有被打垮，大家的心靠得更紧了，文艺工作者结成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不怕“牛棚”、“大庙”和监牢再苦，不怕斗争再险，硬是顶住了林彪、“四人帮”的淫威，同他们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直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和其他战线一样，开始拨乱反正。一九七八年一月，由中央宣传部建议，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的任务有以下三项：
第一、负责筹备恢复文联和各个协会；
第二、负责筹备全国性文艺理论刊物《文艺报》的复刊工作；
第三、负责筹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次文代大会。
筹备小组建立后，开始了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的准备工作。一九七八年五月下旬召开了中国文联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是文艺界承前启后、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名代表怀着极大的义愤，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控诉了他们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残酷迫害文艺战士、摧残文艺事业的滔天罪行。大家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对遭受迫害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慰问，对被迫害致死的文艺战士致以深切的悼念。
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悲喜交集，一致表示要将愤怒化为动力，一定要夺回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失去的宝贵时间，竭尽全力把文艺创作搞上去，把文艺工作搞上去，促进新的文化高潮迅速到来！
在这次文联全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庄严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摄影学会积极筹备恢复。
到一九七八年底，所有协会都已恢复，并调集干部数百人，恢复和新创办刊物二十二种，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的重新登记，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对于一九五七年的错案，也进行了复查。文联与各协会曾划过八十七名右派，经过深入细致的复查工作，现已改正了八十三名。其余四人，有两名既无档案，也不知人的下落；有两名因有其他历史问题尚待处理。此外，对因“右派言论”而处分的四十七位同志也进行了复查改正。对改正的同志，大多数已安置或调整了工作。
文联在今年元旦举办了迎新茶会，这是首都文艺界十余年未有的盛会。会上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向作家、艺术家发出热情的召唤：为四个现代化唱出时代的最强音！
今年二月文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文联工作座谈会。根据新时期总任务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精神，着重讨论了地方文联与各协分会筹备恢复的问题，并对召开四次文代大会交换了意见。
今年三月份，中国文联与中宣部、中组部、文化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这次会议的起因是茅盾副主席给林默涵同志写了一封信，说希望第四次文代会能开成一个大团结的会；开成一个大家心情舒畅、真正百家争鸣的会；开成一个向二十一世纪跃进的大会。他希望把全国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都请来参加这个会，最好应该来的一个都不遗漏。另外，他建议中组部过问一下对老作家、老艺术家落实政策的问题。耀邦同志非常重视这个建议，批示召开这个会议，把省、市、自治区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都找来开会。要求各地迅速把全国知名作家、艺术家，特别是历届文联全委和各协理事的政策落实好。会议产生了《联合通知》，在会后下达各地，大大促进了全国文艺界的政策落实工作。
为了反映和宣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胜利和英雄模范人物的战斗事迹，文联于三月份组织中直和部分省市的七十余名作家、艺术家分赴广西、云南前线访问。访问团以一个多月的时间，分作多路，深入访问了参战部队、支前民兵、民工、工厂、学校、村庄以及俘虏营。他们访问归来后，在报刊陆续发表了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并举办了摄影展览和画展。
《文艺报》从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在京举行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粉碎“四人帮”以后至一九七八年底发表的短篇小说，进行了一次群众性的评选活动，举行了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
今年三、四月份文联、摄影学会联合主办了“四五”运动优秀摄影作品评奖活动。在《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影展第二部分一百八十八幅照片中，评选出优秀照片四十五幅，举行了授奖大会。
此外，为了繁荣创作，贯彻按劳付酬的原则，文联与国家出版局联合召开了“文艺作品稿酬座谈会”，邀请各协会和在京部分文艺刊物的负责人，对稿酬标准、印数稿酬、绘画、乐谱稿酬以及编辑费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现在出版局正在征求各方面意见，重新修订稿酬办法。
各协会恢复活动以来，都先后多次召开专业创作座谈会。剧协于去年五月份召开了戏剧创作座谈会，去年十月份召开了戏曲、歌剧座谈会。曲协先后在北京、哈尔滨等地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及理事扩大会，学习周总理、陈毅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和陈云同志对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民研会与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重新修订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出版计划”、“中国各民族文学作品整理、翻译、编选出版计划”、“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汇编编选计划”，并对上述工作进行了具体分工。今年九、十月份，民研会与文化部、民委联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
各协会开展了对业余创作的辅导活动。电影协会与总工会联合举办工人业余电影创作、评论学习班，学员五十名，旁听近百人，每周活动两个半天。摄影学会举办了“摄影讲座”、“中级摄影技术讲座”。
许多协会组织作者深入生活，参观访问。音协组织作曲家到黑龙江、吉林长白山林区和延边朝鲜族地区体验生活。舞台协组织专家沈从文、阴法鲁、舞剧编导与演员等去敦煌观摩，并为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举行座谈，协助加工。美协组织两批画家分别到浙江、敦煌参观、旅行。他们还不断地举办画展、美展，如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美展，对越自卫还击战美展，何香凝、黄永玉、傅抱石个人画展等。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也不断加强。两年来，文联和各协会对外文化交流任务十分繁重，不仅有大量接待外国文艺团体的任务，还要接待许多外国文艺家的个人访问，此外还有一些未请自来的客人。我们还曾组织作家、艺术家出国访问，如以巴金同志为首的作家代表团访法，以周扬同志为首的作家代表团访日，九月份，以贺绿汀同志为首的中国音乐家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国际音协理事会第十八届大会和世界音乐周等。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进行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都有重大意义。
与开展上述活动的同时，中国文联和各协会均以主要力量积极进行第四次文代大会的筹备工作。
第四次文代大会的领导小组，于九月六日经中央批准成立，原来恢复文联与各协会的筹备小组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代表同志们，今年是建国三十年大庆，也是中国文联成立三十周年。在这可纪念的喜庆日子里，召开了第四次文代大会。我们相信这次大会必将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鼓劲的大会。以这次大会为新的起点，中国文联要更广泛地团结文艺工作者，继续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组织他们深入群众斗争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必要的创作条件，以促进作家、艺术家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文化交流。我们坚信，中国文联必将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做好大会交付我们的任务，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更大的繁荣和提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